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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死了。
也许金庸最大的好处和坏处，都在他会写东西这一点。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办报写社评
。才子声名鹊起，又涉身于传媒，政治自然就会找上门。很多文艺菁英或学术翘楚，最终
都无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
一个文人，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士大夫人格的文人，是不可能一世写文章，做
一个好作家就了事的。因为士大夫人格讲儒家，讲经世致用。士大夫的基本修行路径是“
致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后来的中国皇帝为了独揽大权，排斥功臣和贵族集团，创造了科举制以考试取士，将一部
份平民提升为官僚阶级。其实事情揭穿了，只是大有为的皇帝要将权力集中，不愿再与父
祖一辈的功臣和皇族成员分享权力。但这毕竟促成了阶级流动，新贵的士大夫，产生了帝
制也能够开明的想像。这便是延续至今的鲁迅猛烈批评过的折衷主义。近世新儒家在帝制
文化中求开明，金庸也说过中国最好是行“开明的社会主义”。
中国士大夫的救世之心，即由此而起；帝师情结，由此而生。每一个士大夫最终服侍的对
象都是皇帝和统治者，希望向统治当局反映意见，甚至分享权力。金庸写小说受欢迎，旗
下的报纸有影响力，所以在主权移交前的谈判时期，成为中方其中一个重点拉拢对象。之
后的事情成为金庸的污点。然而这并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金庸出身于江南名门望族，书
香世代，恐怕“经世”之心是早就有的。
年轻时金庸考入国民党的学校打算报效国家，中共建国后又去过外交部求职，都没有成功
。后来逃到香港办报，因为在议论大力反对文革，成为亲共派追杀命令的对象。但大乱过
后，国家还是国家，81年邓小平邀请金庸见面，他就去了，而且日后多次回顾，可见对于
士大夫文人来说，接受皇帝召见是多大的荣宠。以前各种阵营变换，也都值得了。
屈原宫怨不受楚王宠幸，但金庸幸运得多，马上受到统战，然后在80年代的政制谈判，成
为当然的玩家，坐落在保守派的一方，88年推出代表中国立场的“双查方案”，将政制民
主化急冻在非常保守的状态。
一年之后，六四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流血了，而且是邓小平下的命令。金庸又悲天悯人
起来，表示对邓小平失望，并辞去基本法草案委员的职位。杀人之后，皇帝想必又在某一
次呵护他一下，士大夫的臣子病又发作，便是“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又从了。
1999年，金庸在中国的“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会议”中，发表题为《两种社会中的新闻
工作》的演讲，亲切的叫着“毛泽东主席”、“如今，中国的政权十分稳固，江泽民主席
领导党与国家，朱熔基总理办事，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
的周围……”跟写小说的金庸，是两套话语。才子的文字好，但你永远不要堕进去全盘相
信。
金庸又表示：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
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作党的
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
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他的演讲在香港也受到不少非议，金庸也因此与发表批评的《苹果日报》交手。现在找到
的演讲全稿，也是因为金庸认为《苹果》断章取义而自行提供。
但作为后人也得感谢金庸留下文稿，不然我们无法了解现实比小说更离奇。韦小宝在清人
面前，也没有金庸的入戏。金庸自此再没有和皇帝闹翻了，自在故国如鱼得水。而后《明
报》易手，香港政制得出最保守的方案，之后一切都是历史。
文学和小说，只是文学和小说。作者是存在于实际社会和政治组织中的人，而中国传统又
从来是讲求权力的。“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中国士大夫文化很彻底的披露。金庸那一生，
可以用“一世做稳建制派”来概括。他年轻时投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建制派，中国的
唯一统治者；后来他从了中国共产党、从了社会主义，因为这也是中国唯一的统治者。就
算文革杀了多少人，六四残害了一代年轻人，那又如何，国家还要过日子。没有这国家，
他们就没有国家了。
这并不是随风摆柳，而是士大夫一向自我定位于权力阶层之中。士人、文人、士大夫，生
来就应该分享权力。因此我不相信金庸会有什么阵营之见的心障，津津回味与统治者的亲
切见面，大概也是真的。
间或有一些过度简化的意见，将金庸受到的非议定性为“大中华与本土”之争，或当年双
查方案是“出卖民主”。不，你得从中国文化的原型和高度去看，才能理解金庸的代表性
。在侵华时期长大的人，自然是至死拥抱着富国强兵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这也不是很坏
。很多人都是大中华主义的。但令金庸在谈判桌上对香港反戈一击的，并不是大中华情结
，而是士大夫人格。因中华文人对皇帝的召命，毫无抵抗力，很多闹剧和悲剧都是这样发
生的。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说：
“……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
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
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
也许我们都可以说，我们仍然能够尊敬金庸的跨地域甚至跨文化的文学成就，然而，金庸
的一生仍是中华士大夫的活化石。在士大夫的系谱中，经世之用，拜倒在统治者脚下成为
“建制派”，成为当然的胜利者，才是主流；隐士、流浪者、狂士，崇尚无用之用的，是
隐埋的支流。
中国士人或广义中国人是不做隐士的，他们都有文化基因种下的权力饥渴。而权力只能臣
服而问皇上索要。在取得权力和虚荣的过程，旁人他地故乡或者避难所的事情，自然变得
不再重要。在特殊的过渡时势之中，好人也可以做至大的坏事；何况是集文人商人于一身
、灵巧如蛇的金庸？
中国下层人民永远要做稳奴隶，而士人阶层则永远要做稳建制派，这是中国。相比很多前
清遗老、南来文人，想做帝师而终一生没有得到，金庸算是最成功的了。至少他取得了一
些经世致用的幻觉、见过圣上一面、摸过军机处外面的一块，在香港也担过一些权力的虚
衔，对士大夫文化的末裔来说，也算是死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