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德准执政党拟改方针 给极右翼表现机会让选民认清
新闻来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4180183.aspx
中央社 综合柏林外电
基民党在德国即将重返执政。党内越来越多人认为，随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成为最大
在野党，应让对方有机会在国会主导一些委员会，让选民看清对方真面目。
在今年2月23日举行的德国国会提前改选，基民/基社联盟（CDU/CSU）以28.5%的得票率成
为第一大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20.8%排名第2，上届第一大党社民党（SPD）16.4%
掉到第3。
政治新闻网Politico.eu指出，虽然前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所属中间偏右的基民
党（CDU）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拒绝与极右翼势力合作、往来，但这道“防火墙”随德国选
后的最新政治版图而现松动。
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二战结束后首次跃居第二大党，影响所及是主流政党恐无法再如过去
般把德国另类选择党视为无物。
德国另类选择党内人士告诉Politico.eu，党内一些国会议员闭门时已与他党成员接触并
得到正面回复，愿支持另类选择党的议员在国会一些委员会担任主席。另类选择党在新国
会拥152席是最大在野党，有权担任多个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主席可以引导论辩、传唤
专家开公听会并影响立法议程，是具有实权的职位。
基民/基社联盟与社民党4月初宣布达成共识组联合政府，基民党党魁梅尔茨（Friedrich
Merz）5月将成为德国新总理。梅尔茨于大选期间试过水温，在国会找另类选择党相挺通
过移民议程，当时招致不小批评。
到目前基民党与看守政府的中间偏左社民党等主流政党，仍刻意孤立另类选择党，一直阻
止对方出任联邦议院（Bundestag, 德国下议院）副议长。按惯例各党的国会党团成员都
有资格任副议长一职。
基民党内要员、前卫生部长史巴恩（Jens Spahn）告诉画报（Bild），既然另类选择党斩
获如此多席次，“显然选民想借此传达信息”，因此另类选择党在国会“理应享有与其他
反对党相同的待遇”。
基民/基社联盟国会党团副主席瓦德福（Johann Wadephul）表示，打压只会给另类选择党
争取到更多同情，如今他改为“只要过去没有不当言行”，就愿支持对方担任委员会主席
。
基民党的策略似乎转为不妨让另类选择党承担责任，寄望选民看清对方进而产生反感。
基民党内明日之星、国会议员安拓尔（Philipp Amthor）说：“合理观点是，（对付另类
选择党）应透过激烈的实质论辩而非耍程序手段。”
（译者：陈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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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中企业呼吁新总理：深化合作 调整“去风险化”策略
https://news.cnyes.com/news/id/5942719
钜亨网新闻中心
据陆媒引述《法兰克福汇报》报导内容指出，逾 30 家在中国德国企业，包括多家 DAX
集团与中小企业，近期联手向下一任德国总理默茨 (Friedrich Merz) 提交一份建议清单
，呼吁新政府调整对中国政策，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而非对手，以应对川普贸易政
策加剧的全球风险，并维持德国企业的竞争力。
《法兰克福汇报》取得的文件指出，当前全球局势的动荡，特别是川普的贸易政策，为德
国调整对中国政策提供了契机。
这份建议清单的核心论点是，为了保持德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德国需要加大对中
国的投入，而非减少。签署该档案的企业代表因担心被贴上“亲中国派”的标签而选择不
公开身份。他们认为，这种标签会让企业在德国国内面临不必要的顾虑。
然而，这项倡议在柏林可能面临阻力。尽管基民盟领袖默茨与社民党领袖克林贝尔
(Lars Klingbeil) 在政治立场上有所不同，但两人均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持有坚定不移
的态度。
默茨曾领导致力于深化德美关系的“跨大西洋桥梁”协会长达十年，而克林贝尔也是该协
会的成员，并曾居住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协议中也多次提及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甚至考虑
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相较之下，对中国政策则延续了“去风险化”的策略，并计画设立专
家委员会定期提出减少依赖的建议。
德国商界对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对手”的立场表达了不满。北京德国商会主席厄姆
斯 (Oliver Oehms) 指出，这种定位与在中国德国企业的实际情况脱节。他强调，中国市
场对德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新政府需要提供更多支持，将“去风险化”与
精准的对中国合作相结合。
建议清单的措辞更为直接，提及了“去风险化悖论”，认为“风险最小化与本地化营运的
需求存在矛盾”，并明确主张“风险管理不应导致减少对中国投入”。
报告进一步指出，尽管美国在 2024 年超越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川普的关税
政策可能改变这一格局。中国仍然是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对德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许多 DAX 集团在中国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利润依赖可能更高。同时，德国对中
国直接投资也维持在高位。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于尔根 · 马特斯 (Jürgen
Matthes) 总结认为，实际上，德国对中国“去风险化”的进展甚微。
企业还担忧，在美中大国博弈中，德国可能在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站错队伍。早在拜登
政府时期，美国就已向欧洲施压，限制向中国出口可能增强其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技术。川
普上台后，更可能迫使欧洲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文件强调，“中国企业在多个领域已成为创新引领者。与中国企业合作对保持创新竞争力
、了解本地动态至关重要”。尤其在电池技术、自动驾驶、飞行出租车、人形机器人和核
能等未来产业中，中国已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企业呼吁“加强中国能力”，认为德国当
前的对中国认知“正成为德企的阻碍”。
针对商界的呼吁，社民党经济政策谈判代表胡贝茨 (Verena Hubertz) 为新政府的方向辩
护称，德国与美国有着深厚的伙伴关系，超越了贸易层面，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延续。她
强调，政府致力于降低德国的脆弱性，“关键基础设施的敏感领域将只使用来自可信国家
的部件”，但同时也保证“我们无意全面削减对中国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