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卖萌熊猫不敌中国战狼，“熊猫外交”是否走到了历史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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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曾经，大熊猫作为国家形象出征国门，为祖国赚得了金钱、名声和利益，为租借国带去了
人气和收益。如今，全球政经环境迈入“后疫情时期”，曾经奏效的“熊猫外交”却显得
不合时宜。
2023年伊始，苏格兰爱丁堡动物园（Edinburgh Zoo）宣布，最快于今年10月底归还向中
国租借的两只大熊猫“阳光”、“甜甜”。在此之前，动物园和英国苏格兰皇家动物学会
将举办盛大的欢送仪式（Giant Farewell）。
这对大熊猫于2011年12月由中国抵达爱丁堡动物园，租期10年，是英国仅有的大熊猫。由
于租借与饲养成本高昂，加上COVID-19（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汉肺炎）疫
情令动物园收入大减；且园方10年来为“阳光”和“甜甜”人工授精8次均告失败，出于
动物权益考虑，园方决定将这对大熊猫送回中国。消息指出，在2021年疫情期间，动物园
已考虑停止与中方续约，后来因运送等问题再延期两年。
除爱丁堡动物园外，美国和日本亦有动物园在近期决定，归还中国出借的大熊猫及其所生
幼子。一直以来，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大熊猫热门居留地，截至目前美国有17只大熊猫，是
除中国外全球最大的大熊猫饲养地，而日本则有11只，位列第二。去（2022）年年底，美
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动物园宣布将大熊猫“丫丫”和“乐乐”归还中国，结束20年的租借期
。东京上野动物园的“香香”、“永明”以及其双胞胎女儿“樱滨”和“桃滨”将于今年
2月结束“旅日”生涯，送返中国。
“大熊猫外交”，指的是中国自1940年代起至今，向境外赠送或租借大熊猫以增进国际关
系的外交方式。自1970年代以来，大熊猫在中国外交和地缘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甚至在美中政治角力中起到关键作用。“大熊猫外交”与“乒乓外交”并列，被成为中
国外交史上经典的“花式外交”。
一直以来，北京乐见大熊猫作为“友谊大使”飘洋过海，在获取外交利益外，也能在海外
动物园中得到保育；而各国动物园也受益于大熊猫带来的客流量和收益。双赢的“大熊猫
外交”一度颇为受欢迎。但作为“友谊大使”和“动物外交官”的熊猫，在近期相继被归
还，似乎人气不再。
“国宝”熊猫：独有的文化资产和外交工具
大熊猫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及潜在的外交价值早在中共建政前已被发掘。在当代史中，首先
把这一“萌兽”当作“国礼”相送的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宋氏姐妹。1941年，宋美龄、宋蔼
龄代表民国政府向美国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赠送一对大熊猫，以感谢委员会在二战中
救济中国难民的善举，开创了“大熊猫外交”的先河。1946年，民国政府又向英国政府赠
送了一只大熊猫，大熊猫正式作为“政治性赠礼”而出征国门。
1949年后，大熊猫继续以“国宝”的身份，担任北京的“亲善大使”，更上升成为国家的
文化资本和文化符号。中国官媒将大熊猫视为中国的文化品牌和柔性的外交工具：官媒
China Daily曾经制作“熊猫外交编年史”，“熊猫外交”被称为“中国行使软实力的一
种方式”。不少海外学者也认可大熊猫是中国“软实力”的一种，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
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对《纽约时报》表示，熊猫符合友好的外
交形象，是中国投射软实力的工具。
“熊猫外交”的演变：从送到租到共同研究；从政治到商业到外交策略
学界普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大熊猫外交”分为三个阶段。
1957-1982年：政治导向为主的赠送阶段
在此期间，大熊猫被作为国礼，代表中国，免费赠送给其他国家。这一外交行为纯属政治
目的驱动。
起初，大熊猫只被赠送给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前后共有7只大熊猫被相继赠送给苏联和朝
鲜。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次，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逐渐改善。在看到
外国对大熊猫的狂热后，“国宝”成为绝佳外交赠礼。至八十年代初，中国一共送给9个
国家共32只大熊猫，除同盟国苏联和朝鲜外，就是西方强国，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德
国和日本；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从中国获得大熊猫。
其中，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更直接促成大熊猫“兴兴”和“玲玲”赴美。在北
京动物园参观期间，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尼克森夫妇表示愿意赠送一对大熊猫给美国，寓意
中美关系破冰，1972年因而被称为“熊猫年”。此前，美国政府多次因意识形态和国际局
势的关系，拒绝从中国换取大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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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1994年：资本为导向的商业借展阶段
1982年以后，外界对野生大熊猫生存条件的关注和保护濒危动物的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政
府决定停止向其他国家赠送大熊猫，而是以商业形式将大熊猫出租给外国。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美中两国相关组织达成了在洛杉矶借展一对大熊猫的协定。北
京动物园的“永永”和“迎新”成了第一对以巡展方式走出国门的大熊猫。
各类巡展给大熊猫所在动物园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拯救大熊猫获得了不少“捐款”
。对于正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来说，大熊猫成了财大气粗的“创汇”大户，
国内相关部门争相出口。据南方周末报导，中国每出租一次大熊猫，就能获得高达数十万
美元的收入。
然而，频繁商演延误了大熊猫的繁殖，一些对大熊猫的训练方式也遭到质疑。1987年，美
国圣地亚哥动物园将大熊猫训练为游客表演杂技，引起动保界的关注。
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自然保育联盟（IUCN）在内的保育团体很快地意识到
， 商业借展活动不仅影响大熊猫的保育繁殖计画，还可能变相鼓励捕捉野生大猫熊。在
动保团体的介入阻止下，1988年中国停止此类商业借展活动。
1994年-迄今：以共同研究为名的学术租借阶段
1994年开始，中国推出了向外国“研究性租借”大熊猫的政策，获得的租金被承诺用于大
熊猫保护；出租大熊猫的目的变为“大熊猫繁殖共同研究”，租金的名称则是“保护基金
”。2008年后，汶川大地震摧毁了四川大片大熊猫栖息地，将大熊猫送出国再次成为一个
经济和外交的双赢选择。
透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动物园协会及国际保育机构的协商，中国与十余个国家
签订协议，由中国送出具备繁殖能力的成对大熊猫，在居留国进行为期十年的合作研究。
截至2010年3月，仍然有33只大熊猫在美国、日本、墨西哥、德国、奥地利、西班牙、
泰国、澳州等八个国家的12间动物园参与合作研究计划。
“摇钱树”和“创汇机器”：“大熊猫外交”的“双赢”
“大熊猫外交”模式被迫更迭，皆是迫于国际动保团体的压力。当前的“共同研究”模式
仍被质疑是另一版本的“商业租借”，其内核“换汤不换药”。但“租借大熊猫”所带来
的商业和资本的成功，令租借国和中方在批判和质疑声中选择了“闷声发财”。
对租借国来说，请一对大熊猫吸引到的人潮与钱潮，甚至是当政者于此所汲取的人气，让
各国趋之若鹜。以日本为例，当年中国将大熊猫“康康”和“兰兰”送来日本，引发全民
轰动。1973年，东京上野动物园以920万参观人次打破了历史记录。此后7年，上野动物园
观看大熊猫的到访人数达到3200万人次，约等于四分之一的日本人口。2017年，大熊猫“
香香”在上野公园诞生，给上野公园及周边店铺带来了267亿日元的收入；也间接为迎合
“大熊猫外交”的日本政要带去知名度和支援率。
熊猫不可避免成为租借国的“摇钱树”，更是中方的“创汇机器”。中国官媒戏称，“出
口熊猫”是“我卖萌，我吃苦，我为国家挣航母”。以爱丁堡动物园为例，园方每年为“
阳光”、“甜甜”花费达200万英镑。其中，养育、繁殖和医疗保健等费用每年约42万英
镑，大部分的钱流向中国，包括每年50万美元赞助费和每年100万英镑的租借费。
除此之外，因大熊猫“娇贵”的生活习性，不少动物园花巨资向中国进口物资。荷兰为大
熊猫“星雅”、“舞文”建造的熊猫馆，其中大部分建筑材料都由中国进口。欧洲大部分
饲养大熊猫的动物园每年亦购买四川特产的几类竹子；这些钱，最终都进了中国政府的“
钱袋子”。
虽然共同研究协议中规定，每年100万美元的租借费用中，有一半以上应用于保护中国境
内的大熊猫，但这些资金的用途通常不为人知。网易新闻的专题披露，中国官方目前没有
公布用于大熊猫保护的资金明细。 据中兜'{鶁
“关山万里，功不可没”：作为一种外交工具
对北京来说，“大熊猫外交”模式的更迭更在于当局不再单单将大熊猫视为“创汇机器”
，而是操弄国际关系的柔性外交工具。
在二十世纪末，“大熊猫外交”成为中国重返世界前台时的最佳外交工具。美国加州圣玛
丽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宋雅兰（Elena Songster）在其所著《熊猫之国》一书中表示，熊猫
外交政策是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之一。这一政策令中国在二十世纪末重
返世界前台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更具热情的国际面孔。就是她直接指出，大熊猫是名
副其实的“外交工具”。
学界观察认为，当“研究性租借”模式与胡温体制下的“全面外交”主旨相碰撞后，第三
阶段的“大熊猫外交”，其重点不再是如何租借熊猫，而是租借的数量和期限。如何挑选
租借国和决定租借期，成为精密的政治和外交算计。
千禧年后，中国达成的多个大熊猫租借协议，都跟中国与熊猫租借国之间的重大贸易协定
有时间上的重合。在欧洲，法国于2012年同意向中国出售核技术以后，便迎来了大熊猫。
苏格兰在2011年接收了一对大熊猫之后，便与中国签订了26亿英镑的贸易协定，涉及渔业
、汽车行业及可再生能源技术。而荷兰在2017年收到的大熊猫，则有分析认为可能是作为
向中国提供先进医疗服务协议的一部分。
“大熊猫外交”不但能赏，更可以罚；中方以此在双边关系中表达不满。2010年，在时任
美国总统欧巴马宣布会见达赖喇嘛的隔天，北京要求两只在美国出生的熊猫幼崽返回中国
。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首次召回大熊猫。
在两岸关系上，北京以大熊猫“宣示”主权。由于中国自八十年代已不再向境外赠送大熊
猫，因此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中国向台北动物园捐赠大熊猫作为礼物，被认为带
有强烈的统战意味。此前，台湾政府已多次拒绝中国赠送熊猫的提议，直到马英九主政，
这两只名为“团团”和“圆圆”的大熊猫得以赴台。对标中国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向两
地赠送熊猫的举动，这次以“境内转移”模式向台湾捐赠大熊猫，的确有塑造“大熊猫统
一中国”的表象之嫌。
这两只大熊猫确实也为两岸带去向心力。“团团”和“圆圆”很快产下幼崽“圆仔”，在
台湾大受欢迎。2022年“团团”去世，两岸皆传来悼念声音。台海问题未阻人们对熊猫的
喜爱。
熊猫对上“战狼”：不再合时宜的“大熊猫外交”？
曾经，大熊猫作为国家形象出征国门，为祖国赚得了金钱、名声和利益，为租借国带去了
人气和收益。如今，全球政经环境迈入“后疫情时期”，曾经奏效的“熊猫外交”却显得
不合时宜。
根据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纳伊的敍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来源于
它的文化、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随着北京提倡的外交政策由原本的“韬光养晦”近几年
变为锋芒毕露的“战狼外交”，政治理念从以往的“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到充
满民族主义色彩的“东升西降”和“中华民族复兴”，大熊猫所代表的和平、友好、温良
的国家形象和文化符号，与“战狼”的跋扈显然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也断不能符合
官方和民间狂热的民族主义语境；就连“租借大熊猫”这一外交举措，也可能被部分人视
为向西方“示好”的“软弱”行为。
疫情期间，美国孟菲斯动物园的“丫丫”和“乐乐”疑出现健康问题。中国网络一度出现
不少声音指责美国动物园虐待大熊猫。尽管负责租借熊猫的中国动物园协会做出澄清，但
事件激发的“仇美”论调，并未完全平息。
与此同时，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持良好愿望和友好态度的“熊猫派”（panda hugger）们，
开始被一批更为审慎的“疑中派”代替。美国国会曾在2022年审议一项法案，反对在国外
出生的熊猫幼崽必须在几年内送往中国的规定。提出法案的共和党议员认为，美方在中方
的“熊猫外交”上，应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该法案提到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对香港异见
人士的镇压，以及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强调熊猫不应该是“装饰品”，掩盖
中国对人权的侵犯纪录。仅仅十年前，大熊猫作为柔性外交工具，所到之处均带起一阵“
中国热”。这一中国“软实力”的黄金时代，恐难再现。
“养一只熊猫等于养五只大象”：当收益抵不上成本
令“大熊猫外交”变得不合时宜的另一原因，在于对租借国来说，大熊猫租借不再划算。
租借大熊猫是一项相当烧钱的项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算过一笔帐，若要获得一对大熊猫
，除了付出每只大熊猫每年100万美金的租借费外，美国动物园还要支付中国每年最高100
万美金以回馈大猫熊保育栖息地。此外，园方还需负担每年大约30万美金的饲养费、60万
美金的营运管理费、60万美金的研究训练计划费。倘若大猫熊顺利产子， 每一只大熊猫
宝宝一年的租借费是60万美金，由于大猫熊通常是双胞胎，其费用就是双倍起跳。这还不
包含硬件设备，2019年4月揭幕的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Copenhagen Zoo）熊猫馆，就耗
资2400万美金建造，以保证大熊猫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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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耗资2400万美元建造熊猫馆。
这一庞大的支出在对照引入大熊猫的钜额收益后，本来仍属划算。刚刚决定退回“阳光”
、“甜甜”的爱丁堡动物园，于2011年12月引进大熊猫后，当时一年内的收入翻了3倍，
游客人数直接多了26万。澳洲阿德莱德动物园在引入大熊猫后，仅仅靠发售周边纪念品，
就赚了一大笔钱。
这一盛况在COVID-19疫情流行全球后急转直下。租借与饲养熊猫成本高昂，加上疫情令动
物园收入大减，经济效益远追不上所需花费。消息指，在2021年疫情期间，爱丁堡动物园
已考虑停止与中方续约，后来因运送等问题再延期多两年。此外，由于美中交流受阻，华
盛顿动物园的大熊猫“美香”生子后患上抑郁症时，中国饲养员甚至无法赴美帮助园方。
“赚得航母却赚不到栖息地”：大熊猫保育仍受挑战
从保育和动物权益方面来说，“大熊猫外交”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不论模式如何改变，“
又卖萌又吃苦”的大熊猫本尊并未从中受益。
虽然“研究性租借”的一大目的是促进繁衍，但由于大熊猫的繁殖窗口期短暂且繁殖困难
，大部分“出口熊猫”无法在租借期间顺利产下幼崽。旅居日本的“陵陵”被送往墨西哥
交配，被送往的泰国的“林惠”直至伴侣“创创”去世仍未育，德国柏林动物园甚至专程
到卧龙大熊猫保护区采集精液。 2010年，全球共发生四例租借熊猫的死亡事件，两起是
人为事故。日本神户就向中国缴纳50万美元罚款，以补偿大熊猫“兴兴”在采集精液过程
中的意外死亡。
可以说，虽然“商业租借”已被“共同研究”代替，但其内核仍是“换汤不换药”。哪怕
付出高昂费用，建造最似原生地的熊猫馆，提供空运而来的鲜竹子，用上最先进的人工繁
殖技术，但当大熊猫离开四川的自然栖息地，能让它们顺利繁衍的目前只有美国、法国、
日本等少数国家。多数“留洋”熊猫郁郁而终。而圈养更让大熊猫逐渐失去野外生存能力
，让不少动物保护者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大熊猫栖息地不断丧失，且高度破碎。《金融时报》援引一份由11名中外科学
家联合进行的研究指出，大熊猫当前的栖息地面积比1970年代中期减少了5%。在四川盆地
生活超过800万年后，截至发稿，目前野生熊猫个体仅1894只，人工圈养个体375只。
把“卖萌”变成终生事业后，大熊猫们并未赢得它们应得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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