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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俄民主化的信心已完全被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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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转型正义
国家扩张的终结，除了周边国家的抗衡以及“世界帝国”的阻力，还可能由于国民的自省
，从本质上去除“扩张的基因”。以一战、二战、六七十年代解殖民化和左翼运动三个关
键分水岭，很多以前的扩张型帝国纷纷去除了“扩张的基因”。我把它称为广义的“转型
正义”，即国家不管出于被迫也好，出于自愿也好，出现一种对战争罪行以及历史上的“
坏事”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潮流，从而在整体社会层面，在思想上革新，认识了是与非的底
线。
二战的发动者，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就经历过这种转型正义。日本制定了“和平宪
法”，否定了“战争权”，在战后将近八十年里是世界最和平的国家。德国总理布兰特（
Willy Brandt）在波兰“惊天一跪”，对二战罪行深深忏悔，成为全球反思战争罪行的榜
样。德国和世仇法国携手并肩，以两国为核心建立欧盟。
二战中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危机失败之后，痛定思痛，
开始了主动的解殖过程，更放弃了扩张的欲望。
战胜国美国在一战中最早提倡民族自决（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声明），在二战中自我承诺不
谋求土地扩张和倡导成立联合国（罗斯福），在左翼运动中废除种族歧视政策，推动种族
平权，此后更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向历史上的受害者以国家的名义道歉。加
拿大、澳洲、新西兰等从殖民地成长起来的国家，也纷纷与美国步伐一致。
在西方国家的带动下，韩国等亚洲国家、东欧等国家在冷战后也纷纷进行转型正义，反思
自己的历史罪行。
然而，苏联由于其战胜国的身分，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对抗的第二大国的地位，根本
无人能迫使它反思。于是苏联一直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从未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
没有为战争罪行道歉。
苏联在二战中是无辜的吗？当然不是，在二战初期，苏联是纳粹德国的同盟，出兵侵略（
和吞并）了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侵略了芬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如
果不是德国后来进攻苏联，“哥儿俩”自相残杀，苏联也是盟国要作战的对象。在二战后
的安排中，苏联还是唯一继续进行领土扩张的大国，从东欧到远东，苏联都有土地进帐。
在战争中，苏联犯下无数的战争罪行，在战争初期侵略其他国家时，已犯下大量罪行，包
括大屠杀、强奸、虐待、抢掠、流放、甚至种族清洗等。在战争后期攻入德国，对着“敌
人”德国人，其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根据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期强奸了超过两百万德
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在其他东欧国家和中国东北
，类似罪行也多不胜数。在战后，因应国界变迁，苏联更主导发起大规模的民族强制迁移
（比如把德国人从现在变成苏联的土地上赶出去），更引发无数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苏联时期，苏联固然同样没有和美国等战胜国一样“自行反思”；在苏联解体初期，尽
管俄国有过一些有识之士对转型正义的反思，但在整个国家层面同样缺乏反思。于是，从
苏联到俄国，对二战的叙事，依然是“永远正确的”，即苏联付出了全球最大的牺牲，战
胜了纳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每年5月9日，苏联和俄国都进行盛大的阅兵，纪
念苏联的丰功伟绩。
在这样一面倒的叙事下，俄国成为少数从未对二战进行转型正义式反思的国家，它至今认
为在二战中是完全正义的。光从俄国对“纳粹”的理解，独立特行地等用于“与苏联做对
的人”，其与国际观念脱节之大就可见一斑了（俄国论述中的“俄国要把乌克兰去纳粹化
中”就是这种心态）。缺乏对战争的反思，导致了俄国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二战年代，最接
受对弱肉强食的一套逻辑。俄国时代，更加上了对帝国“不战而败”地解体的怨恨。俄国
没有想过，所谓“失去”的“自己的土地”也是靠侵略得来的。就这样，俄国把侵略视为
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同时在乌克兰战争中更容易犯下战争罪行。
因此，二战结束了，但从实现“转型正义”角度看，二战并未结束；在四十多年后的冷战
胜利了，同样也没有把二战后应该完成的事完成了。乌克兰战争可以说是这种使命未完成
的恶果，也可以说是最后完成使命的契机。
民主自由与独裁的文明冲突
一个国家是否推行“转型正义”，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国家主体价值观问题。一个国家主张
何种价值观，则和是否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高度挂钩。不难看到，所有成功实行了转
型正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专制独裁国家没有一个推行过转型正义。
在一战、二战和冷战中，民主和专制的对抗至少成为战争主题的一部分，而且比重还不断
加大。一战中，民主的美国英国法国是战胜国的主力，专制的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是战败
国的主力。但协约国中还有俄国日本等专制国家。到了二战，民主vs专制的成分进一步提
高，在主要参战国家中只有苏联“意外地”成为盟国，战败国的德国、日本、意大利全是
专制国家。到了冷战，民主自由与专制之战就成为压倒性的主题。无疑，美国支持过肯加
入对抗苏联的独裁政府；苏联也支持反美反殖的“左翼民主政府”，但两个集团的核心对
抗者，无疑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对抗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独裁国家。
冷战后不久，山缪·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和他的学生法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分别提出了两种相对的理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提出
“历史终结论”，主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制度胜利了，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国家政府制
度演化的最终形式或终点。福山的理论也把“民主和平论”包含在内（democratic
peace theory），即民主国家之间能避免战争。于是福山乐观地认为，冲突会越来越少。
亨廷顿则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差异是根深蒂
固的，喜爱同类憎恶异类是人的天性，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但不会消灭，还长期主导世界政
治，“地球越小，冲突越严重”。他进而按照“西方vs其他”的比较展开讨论，认为在“
其他文明”中，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对手，俄国、日本、印度文明
是“摇摆对象”，“其他文明”之间也互相冲突。
两种理论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但在三个关键的问题上，即人类政治发展是否线性向
前进步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完全胜利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否就会
避免？却是完全相反的。
历史随后的发展肯定了亨廷顿的正确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很多人口里成为笑柄。然而
，是政治制度导致冲突，还是文明导致冲突，历史还未给出肯定的答案。尽管文明会影响
政治制度的实现，但并非不同的文明就必然会选取不同的政治制度，亨廷顿列举的日本文
明、印度文明，都选取了民主自由制度；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都没有民主自由。
在苏联解体之初，西方对俄国成为民主国家有高度的期盼，这既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
输出的既定政策，也因为当时“民主和平论”成为主流理论。俄国也确实有过短暂的民主
。然而，俄国现在的民主徒具形式，实质上却在普丁治下变成专制国家。俄国这种“重返
专制”（以线性理论的观点属于走回头路）的路径，明显伴随着俄国和西方关系的恶化。
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是2008年，普丁以一种“太上皇”的手法，把总理推上前台做总统，
自己摇身一变为总理幕后操纵，以绕过宪法的连任限制，实质性地延续自己的统治。此事
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意识到虽然俄国名义上还是个民主国家，实际上已和专制无疑。对
俄国的态度也从始改变（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到了普丁再度上台，先是修宪延长总统任
期，再是更彻底修宪，可以“重置”自己的总统任期，关系恶化更大退步。
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中国近年来与美国关系恶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源于2018年中
国的修宪，让美国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信心完全扑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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