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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可逃：天朝狩猎场中的东突穆斯林
新闻来源: (须有正确连结)
https://www.pourquoi.tw/2021/01/25/the-digital-enclosure-of-turkic-muslims/
〔译按〕日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镇压，是国际公约所界定的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国务卿蓬佩奥说：“这场种族灭绝还在进行中，我们当前所目睹的，是中国党国企图全面消灭维吾尔人。”根据学者研究，中国在新疆强制推行的绝育与堕胎，已经让境内最大的两个维吾尔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 84%。
本文译自 The Digital Enclosure of Turkic Muslims，原文刊登于 Society & Space，作者达伦拜勒（Darren
Byler）现为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亚洲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拜勒长期于新疆进行民族学志田野考察，他的研究指出，中国在新疆的监控部署，可以类比作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圈地”阶段：资本家得到国家支持，以暴力驱逐在地住民，取得资本主义初期发展所需的土地以及无产劳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数位圈地”，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创造出非物质性的人身数据与数位产出，中国对这些数据的蒐集与分析需求，既壮大了私人科技产业，成为其持续发展的利润基础；同时，也强化了中国对于维吾尔人民的人身控制权力。在拜勒即将出版的新作《恐怖资本主义》（Ter
ror Capitalism）中，所检视的即是这个在中亚维吾尔区出现的新型极权支配形式，它是由数位媒体、基础建设、资本主义与国家力量所共同建成的“数位围场”。
中国天朝的数位狩猎场
从中国西北穆斯林“再教育营”获释不到一周，古孜拉．阿瓦尔汗（Gulzira Auehlkhan）就被村里的干部逼去纺织厂工作，厂址离她过去一年遭囚禁的再教育营不远。古孜拉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哈萨克斯坦族母亲，在她越过中国边界逃入哈萨克斯坦斯坦几个月之后，于 2020 年 1
月接受访谈。她告诉我，每到晚上她都被关在围墙高耸的工厂宿舍内，不得离开。宿舍和工厂门口都有检查哨，以进行证件检查与脸部扫描。她说：“一到工厂就要检查身体跟手机，中午也是，等一天结束要回宿舍时还会再检查一遍，因为怕我们会带走（缝纫）针。跟（协警）比较熟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还在这监视我们？’”虽然没有得到回答，但她说她知道答案：保全人员是在监视他们有没有成功接受“再教育”，成为听话的工人。
铺天盖地的“数位围场”（digital enclosure）拘禁了包括古孜拉在内的 1350 万哈萨克斯坦人及维吾尔人。这套系统的目的将他们转化为温驯又有生产力的下层无产阶级（lumpen
class），不若一般因为形式权利得到承认而获有社会福利的劳动阶级，这批无产者所拥有的只是无尽的枷锁。根据官方说法，这套劳动控制系统是大规模再教育系统的“发扬光大”，这是一套复杂的数位围场，它能将拘禁者、获释者乃至于潜在疑犯各就定位，严密监控其生产，确保这群笼中劳工新阶级永为弱势族群底层。如同过去的资本主义殖民前线，对工人的保全，完全就只是国家与企业对突裔穆斯林工人生产力品质的“投资”，至于其他工人的身体，劳动体系的维护与再生产，则全为可割可弃。
天朝围场的数位部署
在这篇短文中，我运用数位围场的概念架构，来反省过去十年间，监控系统如何包围中国西北的突裔穆斯林社会。我将解释新型态围场的产生，以及这种围场如何建构起资本积累与国家力量的新界线。中国西北的数位围场系统可以追溯到 3G 蜂巢式网络的兴起，无线网络让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人享受智慧型手机的互动功能，不受时空限制。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这套系统也赋予科技公司和政府密切监控穆斯林行为的能力。针对相似系统在北美的情况，澳洲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 Mark Andrejevic
是这样说的：“这种网络界定了特定空间，并能够在其覆蓋的地理范围内提供功能以及蒐集资讯，堪称有形的具体围场。”也不仅仅止于手机内建的 GPS 追踪功能，以及切入移动模式的自体生物辨识，数位围场已并不侷限在 3G 网络的基地台范围，而发展出多面向的运用，成为一套错综复杂，涵盖空间范围辽阔并能分析资讯的围场方阵。
只需胪列几个项目，就可以知道中国西北这套系统是如何是如何将维吾尔与哈萨克斯坦社群包裹进天罗地网：中国移动交叠在阿里巴巴 wifi 网络的蜂巢式网络、腾讯微信集团能比对 QQ 电邮关键字的社交网络、百度结合辖区脸部扫描检查哨 GPS 移动分析的地图系统、中电科技集团独家掌控用户身分认证与造访网址的“三维肖像和综合数据门”，还有商汤科技即时进行族群搜索，用以辨认（也误认）公民的牌照追踪与人脸辨识摄影系统等等一长串项目。
除了这些相互连动、永不下线的监控系统之外，美亚柏科公司的外挂程式还会自动存取智慧型手机的软件与浏览历史，让协警可以强制取得资料。此外，还能够使用金属探测器手动扫描突裔穆斯林家中未获授权的电子设备，并根据银行历史、医疗历史和户籍资料针对个人进行完整评估。这些措施与监视系统彼此互补，由此获得的种种资讯，建构起规模与深入程度都前所未见的数位围场。
数位围场的“原初积累”逻辑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数位围场让人想起“原初积累”（original accumulation）的概念架构，圈地（land enclosure）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重要，可说是一种国家授权的窃盗，一种征收的转移，将土地与劳动从边缘（通常也是原住民或少数族群）转移出来，并强加一种以契约为基础，新的财产所有权与雇佣劳动法律体系。在古典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前述过程是这样的：强迫分割原本为劳动者共同拥有的土地，迫使劳工依赖租金，并去除了他们对“生产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的占有。然而，如同其他许多学者指出，即使欧洲资本主义的关键时刻已经过去，这个过程也未曾停止。即便资本主义已经制度化并全球化，其社会秩序也依然以积累的形式，透过对弱势族群的剥夺而扩张。这意味着少数族群的生活方式与祖传土地，仍会不断地被全面包围，以为资源抽取及新劳动体制所用。
重要的是，圈地只是“原初积累”的其中一种，这类更普遍的形式可以理解为对生活与物质既有形式的索要性积累，虽然它过去并没有在资本与帝国的扩张中作用。这个征收过程可以转移到潜在有生产力的领域。资本主义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于它能常态化围场，以及其所创造的财产、知识与权力再分配中受益。中国西北围场也可以说是同样的精神。腾讯、商汤科技等公司征收突裔穆斯林的社群网络与生物辨识，以为反恐监控的新经济所用，让政府承包商与警察能够掌控社会互动、资讯，甚至是经济生产力与社会再生产的种种方式。随着数位圈地开始形塑突裔穆斯林的
社会生活，穆斯林人口的价值益加低落，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人的知识以及伊斯兰举止的原始样貌也因此被归入罪行。穆斯林人口的财产更是逐步遭到剥夺强占。
这个过程也就是我所说的“恐怖资本主义”（terror capitalism），将监狱与工厂的逻辑延伸“涵盖至休闲、消费、家庭等空间，或是囊括以上所有空间”。在中国西北的恐怖资本主义脉络下，数位征用的“二次包围”（second enclosure）运动 —— 智慧财产权学者 James Boyle 定义为“无形心灵公地的围场”（2003: 37）——导致被边缘化、不得享有公民权保护的“坏穆斯林”成为一种供应社会数据（social data）的盈利工具。在这点上，围场的模式与存在于北美及世界各地的监狱城市主义（carceral
urbanism）以及对少数族群放逐的模式很类似。将境内针对犯罪、毒品与恐怖行动的全面“战争”外包，让科技公司得以推动资料密集的公共基础建设案，并同时发展一系列电脑视觉（computer vision）的应用程式。他处相比，中国西北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数位围场（digital enclosure）不但侷限了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斯坦族的生活空间，更让国家力量与私人纺织厂得以将他们圈禁在工厂中，制造出一批永难翻身的少数族裔底层工人阶级。在此，恐怖资本主义（terror
capitalism）并不是把人当作不需要的货物般驱逐到边陲贫民窟或监狱，而是透过“再教育”将人民转化为工人，推动强迫劳动制度。在这个版本的数位围场中，政府当局与中国企业要的不仅是突裔穆斯林的自然资源与生物特征数据，还包括他们训练有素的劳动身躯。从当局角度来看，这套系统强化了国家主权在过去未曾涉足领域的权力，同时又为剩余国家资本的投注创造新疆界。
数位围场的人身控制
如民族志学者 Lilly Irani 所指出，世界各地的尖端科技系统几乎都是由低薪技术人员训练起来的。在欧洲或北美，这类工作通常是透过 Crowdflower 等平台来完成。Irani 称为“数据管理员”（data janitor）的这群人，大多数的任务是用辨识物件与行为的方式来训练 AI 算法。这些工作之所以落到他们身上，往往是因为其阶级、种族、性别弱势和公民身分等因素。因此，他们很难退出，或是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样的，那些执行国家暴力的人也是来自少数族群与下层位置的阶级。事实上，他们被安排从事的就是 Chandan Reddy
形容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或是创造主体（subject-making）。在这个过程中，异族裔的工人失去对自身利益的认同，接着被动员，以扩张资本积累与国家力量的边界。在中国西北，年轻的男性突裔穆斯林是再教育计画中最脆弱的群体，出于经济与治安压力被迫主动与监视系统雇主签订合约。而这些雇主正是将穆斯林社会与古孜拉这样的劳工纳入数位围场天罗地网中的人。成为协警后，他们负责的任务包括监测脸部扫描机以及检查哨的金属探测器。
干部、“大哥大姐”或“亲戚”则多半由汉人组成，负责对穆斯林群体进行质性评估 —— 提供以访谈为基础并更为复杂的资料，以利发展整合性区域平台。邻里警官、协警与“亲戚”则对穆斯林一一进行评估，以判断他们属于“安全”、“正常”或“不安全”成员。评估标准包括十项以上：是否达到服役年龄、是否属于维吾尔族、是否就业不足、是否定期祷告、是否掌握未经授权的宗教知识、是否拥有护照、是否曾往 26
个穆斯林国家中之一旅行、是否曾逾期居留、是否有直系亲属旅居国外、是否在家中教授子女伊斯兰知识。遭判定“不安全”的人会被送往拘留中心接受审问，被要求承认预谋犯罪，并且被要求供出其他同样“不安全”成员名单，这项资讯随后将归档数据库。透过这种方式，并采用科技手段对过去的数位媒体活动（现在已属于犯罪行为）进行网络犯罪行为侦测，科技政治系统的参数决定哪些人应该被送往拘留营接受“教育改造”。这些数据让情报工作者与协警有办法追踪、回报与分析再教育的“进展”。扫描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人的脸孔与手机，以找寻带走他们的理由，现已
成为一种数字计算。
数位枷锁下的维吾尔人民
在过去十年间，大量外包公共服务在中国科技领域形成了一种市场结构，当中大多数的利润与企业成长不是来自于产品与服务，而是来自于国营科技政治基础建设案。2016 年，将近 520 亿美元的中国安全科技市场以这类计画为重心，所占比例超过总额的 60%。Martin Beraja、David Y. Yang 以及 Noam Yuchtman
等学者对用于中国治安的私人研发科技进行了大规模研究，并指出，电脑视觉公司若要成功，国家资本对数据密集（data-intensive）科技的投资至为关键。这几位学者也指出，治安系统产生的资料，比企业办公大楼等非公共环境中的相同系统还要多很多，在新疆尤其如此，而这正是中国科技公司何以能够在辨识科技方面领先欧洲与北美同业的原因。Beraja
与其他学者则解释了“获取更多商业软件生产相关政府资料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类市场结构带来的经济效应。最终，他们指出，中国的科技产业乃是由投注于监控计画（尤其是新疆）的国家资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和新丝绸之路的）监控系统所重复形塑出来的。
在突裔穆斯林的数位围场中，被监控者的人身数据，包括其文化产出或数位内容（digital content），以及维吾尔人和哈萨克斯坦人的生活本身，都成为当代数位资本主义系统的主要驱动力。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人成为不自由的“佣人阶级”（servant
class），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产生数据，并且被强迫从事经济产出来喂养这个系统。这套突裔穆斯林再教育系统目前被当地政府形容为经济的推手，私人科技产业领导人则称之为“具有无限市场潜能”的空间。作为预测性警务研究与发展育成中心，再教育系统因而有其经济价值，提供数十万安全与教育相关职位，并透过检查哨的弹性围场与持续的行为追踪，创造出维吾尔族劳工的枷锁，只能被迫在纺织厂接受限制重重的低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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