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取舍的是谁？新冠肺炎疫情与新加坡神话的破灭
文： 庄嘉颖（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近几周，附有官方色彩的新加坡主流媒体经过不同语言，刊登了一系列有关贫富悬殊的文章。这些文章无疑是反应包括低薪移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不成比例承受的经济冲击、公共卫生压力和其他挑战。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的低薪移工，住的不是许多游客眼中光鲜亮丽的旅馆，或整解的政府组屋，而是经常壅挤、肮脏的移工宿舍。面对现况，星国社会上下响应了需要对彼此更加“和善”、有“善意”的诉求。类似要求在当下再适当，仍然无法解释疫情下产生的种种问题，在所谓先进的新加坡，会变得如此严峻。
或许，这与新加坡人向来对于被要求接受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取舍”而产生的盲点相
关。在开始讨论“和善”和“善意”之前，新加坡社会可以问一下自己或委托他人为做出
的各种政策和法律选择，与今天处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反思或许有助于社会改进决策程序
和参与过程，找出疫情后希望达到和避免的不同的结果。至5月初，新加坡有两万多宗新冠
状病毒肺炎病例和十几名死亡案例，使迫使人民行动党政府实施“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封城计画。整个事件揭发了星国高效率、高功能治国方式神话背后的限制，表明新加坡向来熟悉的菁英治理制度，还是有不少进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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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移工在等待新冠肺炎检测结果出来前的暂时隔离居所。
城市中的隐形人
密集在移工宿舍的新冠状病毒肺炎案例，凸显了低薪移工对新加坡经济和社会的关键。许多新加坡人引以为荣的象征，如光鲜亮丽的高楼、整洁的街道、繁忙的港口和造船厂、甚至干净的厕所，其实都是移工劳力的成果。一般新加坡人却长期无视在身边劳动的这一群人。处处可见指移工享有第一世界国家的环境，处境比他们家乡来得优越，即使待遇和生活条件欠佳、染病，也只能怪他们的自愿选择等言论。这些带有歧视的观点忽略了移工与新加坡人生活在一起，分享的医疗资源、基础建设和生活物资，忘了只有整个社会获得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办法顾到每个人的人身安危。
假如新加坡经济在疫情过后，依旧依赖移工，新加坡社会就务必比移往更加关注这群人所享有的待遇。移工必须在有关他们的议题和决策上，拥有充分的主动，以及实质、活跃参与和发声的空间。唯有在这样的前提下，移工和新加坡社会才可能有应当的基本保障。
新加坡人和政府也必须了解，忽视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造成的风险。移工和这些团体在近十年内，多次向官方和民众响应移工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和其他权益缺乏保障等问题。就今年3月底，民间移工团体TWC2（Transient Workers Count 2）才投书给流媒体《海峡时报》，指出许多移工宿舍因为壅挤、清洁状况恶劣，大大提升了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的风险。不到两星期后，移工宿舍果然发生了流行感染。很遗憾，这些公民社会团体和独立媒体机构，却长期在新加坡被视为不知感恩，带有罪恶的麻烦制造者。
国际组织一样因为移工居住和卫生条件不佳，多次向新加坡官方提出过警告。新加坡政府的回应中，甚至承诺自己会改善情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特报员2011年对新加坡的报告，以及2011年和2016年的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个别都对新加坡低薪移工的生活状况和权益提出关切。新加坡官方回应中，强调了移工满意度调查、法律机制、和改善现况的允诺。在这些公开、对外场合，新加坡官方也很好奇地表示对非政府组织在移工议题上扮演的正面贡献。
譬如，新加坡政府在《2016年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报告》原文内称：
调查显示，大多数移徙工人对工作条件感到满意并会建议家人和朋友在新加坡工作。《雇佣法令》等法律为他们提供了同当地人一样的司法渠道。通过《外籍人力雇佣法令》和《职业介绍所法令》提供了额外的保障措施。这些法律规定，例如，雇主提供工资单，违反工人意愿扣留其护照是非法的。新加坡职业介绍所可向工人收取的费用也受到限制......新加坡注意到，所有类型的外国工人住房必须遵守安全和健康规则。长期的方向是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实现设施完善的更大的宿舍。（页12）
根据《联合国人权普遍定期审议2018年非政府组织共同期中报告》：“新加坡政府部分接受‘改进移工状况，使他们能够轻易改变雇主和取得适当居住条件’的建议。”（以上重点为笔者所画）在这方面的进展包对移工居住环境立法，以及设立移工网上举报、反馈平台。
从现在移工遭受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感染率来看，新加坡有关当局实行地移工政策，仍然不足以处理一些最基本的卫生和福利问题。在回应国会询问时，新加坡劳工部长坦诚，从2016年《外籍员工宿舍法》开始实施后，每年有将近有一半的宿舍经营者违反许可规定。《外籍员工宿舍法》下，负责批准和检查工作的外籍员工宿舍总监，身份至今也仍未对外公布。这些可以避免的情况，提高了每一个居住在新加坡的人需要承受地风险，使一般民众在疫情下的处境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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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移工在斋戒月期间于宿舍祈祷。
“效率”的代价
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与日俱增的情形下，医疗设施和资源是否可以应付，是另外一件新加坡政府和社会需要操心的事。武汉、意大利和纽约的前例清楚显示，医疗制度一旦无法应付，新冠状病毒肺炎和其他病人无法接受需要的专业照顾，死亡率将会大幅度增加。
虽然新加坡拥有完善的医疗设施，但是资源有限。以每一千居民的比率来计算，新加坡与其他相等经济条件的社会对比之下，医生、护士、和床位数都偏低。这包括一些医疗设施被新冠状病毒肺炎病例覆没的国家。因为这些考量，连新加坡主流媒体都开始报导对医疗资源可能无法应付新增病例的担忧。
新加坡的医疗限制并不是秘密。新加坡主流和独立媒体，个别都在2014年报导过有关病床短缺的新闻。当时在医院等候病床的病人，因为床位不足，被暂时安置在走廊和临时庇设施内。由于新加坡人口老化，未来需要愈来愈多的医疗资源，这个现象特别令人忧心。床位欠缺因此成为了国会一度热烈辩论的议题。当时的内阁立下承诺，计画经由兴建社区医院和翻新管理程序的方式改善局势。不过现况显示，当时的措施在面临危机时，恐怕依然不足。
今天医疗吃紧的状况，或许起源于处理医疗和其他社福历政策时，新加坡向来强调以减少冗余、减低成本和开销的态度。新加坡卫生部1993年发布的医疗政策白皮书很精准形容了这种视角。报告称：
政府务必管制医生和专科，以及医院病床的总数、受支助医院的建设、以及受支助医院和私人医院的比率。
人口老化或更集约的治疗方法可能提升对医疗的需求。不过，医疗服务大部分以供应推动。研究显示，医生，特别是专科，偏多的国家，一般会有比较大的医疗开销。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控制受训的医生数量，以及他们所受的训练。
卫生部（MOH）需要管制受训专科的人数和专业，以及受支助医院专科部门的发展，包括不同的副专业。现在新加坡四成医生是专科。这个比率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当适宜，不应该被增加。
卫生部应当控制医院病床的供应，包括加护病房（ICU）床位——任何医院里最昂贵的服务。卫生部也应该协调受支助医院引入的新医疗科技，避免昂贵的设备不必要地泛滥和被重复复制。（页4）（笔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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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画署《2019年人类开发报告》
在普通情况下，控制甚至降低成本和开销相当合理。可是这样的出发，同时也限制了因应紧急状况时，大量动员资源的能力——就如现在发生的大流行疾病。如此精益求精，确实有财务上的道理，不过代价却是要求社会承担更大的风险。一旦面临危机，需要寻找额外资源，新加坡人恐怕会发现，除了储备金和国库里的现金和资产，其他用来救急的物资其实并不多。
不少人会提出世界的偶然性，以及事前预测不同可能地极大困难。人为限制当然应该理解和体谅，不过很难说新加坡眼前的巨大公共卫生挑战，完全是突如其来地晴天霹雳。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大增前夕，许多新加坡人还在鼓催2003年SARS的经验，如何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做好所谓“黄金标准”的防备工作，使新加坡逃过疫情的摧残。事到如今，我们可以反问：之前的经验为何没有更大的功效，防止疫情后来的恶化？毕竟经验相同的香港、韩国、和台湾，似乎更成功地吸取SARS的教训，更有效地控制疫情。
回忆到2000年代初期，美国遭受内部恐怖份子以炭疽病攻击，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
心也进行了大型生物攻击模拟演习。笔者当时因为工作缘故，参加了几次相关的事后简报和讨论会，印象中也有新加坡官员在场。当时谈话内容几乎一致强调提升防疫预备的必要，还有大型严重流行感染对公共卫生、社会、经济和安全等方面造成的极大风险。当时结论凸显了建立和维持足够的储备医疗功能及资源的关键。无论是天然或人为疫情，?教训和预防措施都一样。就如美国政府，新加坡政府无法一方面称自己拥有充沛的经验、专业、准备和资源，同时又称因为不能预料疫情，无法事先做好适当的预防工作。
不平等的现实
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其次效应，也揭发了新加坡社会的严重贫富悬殊。低薪移工在新加坡制度下，无论是收入还是财富，都最为劣势，受到的经济和健康冲击也当然最为严重。不过在生活在贫穷线或以下的新加坡居民，在疫情下同样遭受极大负面经济影响。这些人许多都重事基本服务业、钟点工作、零工、临时工作、小本生意、或者自由职业等行业。面对疫情和“阻断措施”，基本上见到自己的经济机会在眼前蒸发。也因为如此，当铺虽然未曾被官方列入基本服务，却能在“阻断措施”下继续营业，给这些其他金融机构不肯贷款的人，额外提供一些现金来源。
以上的情况其实并不稀奇。近年来，有不少有关新加坡贫富悬殊问题的分析，以及如何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某些人怀疑以上研究的准确度，或过于挑惕甚至偏颇，新加坡在国际社会和经济指标上，以贫富差距调整卫生、健康和教育指数后，确实更类同于自由放任型经济，而不是发达的社会民主制度。既使新加坡在处理贫富悬殊上有一定的进展，也经常强调自己的社群主义和和善性，这次的疫情揭露了这些成就的脆弱，以及倒退的真实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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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画署《2019年人类开发报告》
那些左邻右舍
当下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掀开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共生关系。大马不但是新加坡距离最近的邻居，也是新加坡住要的贸易伙伴、投资目的地、和劳工来源地之一。包括高层政治人物在内的很多新加坡人，甚至还在马来西亚有亲情关系。马来西亚政府宣布“限制活动令”之后，在新加坡造成的食品购物恐慌，以及安顿马来西亚籍基本服务业员工的紧急反应，表明了新马双方命运相互衔接的深度。这些经验显示双方有必要协调影响对方的政策，和在境内照顾彼此公民的重要性。
但是，不少新加坡人时常轻视马来西亚，甚至以怀疑和鄙夷地的眼光看待邻国。有些马来西亚人也对新加坡持有相同的态度。星马长堤对岸无论谁当政，这样的心态无助于双边的长久合作。是邻国还是邻居，近距离生活难免会发生摩擦。关键是如何以和平合理和专业的方式处理异议，避免局部差异影响整体关系。双方政府经过仲裁，冷静处理白礁（星称Pedra Branca; 马称Pulau Batu Putih；意思都为“白礁”）领土争端，是星马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正面典范，同时也表示维持正面互动的可能。
事到如今......
新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传染，给新加坡带来不少教训，其中是跟中国一样，需要学习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声音，包括对有权、有势、有钱、有利的人和组织提出批评的言论。新加坡社会和政府务必改进集体讨论和评估事情优劣的能力，不能停留在因为意见不同，或者对不喜欢某人或某机构，而习惯性先贬损、蔑视和屏除，避开认真讨论。同样，新加坡若希望提国际升参与和加强国际组织工作，而不祇是寻找外来的肯定、表扬和嘉勉，那更应该有效落实对国际的承诺，对资讯持有更公开的态度。
疫情带来的另一个教训是内省和参与的可贵。立法、政策、施政和监督的选择，无论是因为直接或间接、主动或省略，后果都要全体新加坡居民承担。新加坡社会因此更需要自觉，为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有人无疑会把这些反思的要求，误认为是无谓地指责，或者在危机当头抓错重点，造成没有必要的分神效应。然而，所谓的“阻断措施”时段正好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时间和感情距离，琢磨往后如何更好、更有效地负起公民和社会义务。过于草率地接受他人既定为必然，或者无可避免的取舍和利益交易，可能让新加坡在寻求方便之际，无意中舍弃了自己。
本篇英文版刊登于academia.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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