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的日常：当大马人失望于国家的首次政变时，其实东马沙巴人已经历了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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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出生的我，成长我在马来西亚老牌执政党“巫统”（UMNO）党争最严重的年份，同时也是“沙巴人的沙巴”地方主义最激昂的年代。80年代中，当西马来西亚从世俗走向伊斯兰化之际，沙巴州却换走了伊斯兰主义的政府，选了个天主教的州首席部长——拜林（Pairin Kitingan）。
1990年全国大选的提名日后，原属执政联盟“国阵”（BN）的沙巴州执政党“沙巴团结党”（PBS）突然退出国阵，与在野联盟“人民阵线”（GR）结盟。巫统党争后分裂出来的“四六精神党”（S46）由马哈迪（Mahathir Mohammad）的劲敌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所创办。人民阵线史无前例地联合了所有的在野党，其中包括长期势不两立的“人民行动党”（DAP）和“伊斯兰党”（PAS?），对马哈迪的国阵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很多分析者称，这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首次看见两线制的曙光。团结党的临阵退出，如同在南中国海的对岸对马哈迪插了一刀，等同于国阵在沙巴的大部分国会议席没有参选。当年的马哈迪越挫越勇，卯足全力动用媒体机关炒作宗教议题。
提倡伊斯兰教优先的拉沙里前往沙巴助选时，带上了疑似十字架的原住民头饰（Sigar）。这画面经媒体重复播放下，有两个效应：吓跑了四六精神党的伊斯兰主义支持者，却吓不了对宗教议题无感的团结党支持者。十字架议题与伊斯兰党无关，在野党选票的集中也让该党重夺吉兰丹州。
那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和“改朝换代”擦肩而过。国阵虽然少了21席，但仍执政联邦和大部分州属，只有吉兰丹和沙巴属于在野阵营。为了赢取民心，马哈迪往中间靠拢，隔年祭出了“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宏愿的第一项挑战最耐人寻味——不分地域与种族差异和睦共处，塑造一个忠于国家、肯于奉献的“马来西亚民族”（Malaysian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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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沙巴的原住民族
1990年的半个政变所构成的宏愿
站在2020年，回顾2020年宏愿的政治背景，沙巴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团结党当年的决定，算是胆大包天。对比今年2月的政变一事，面对老迈且所掌握议席不多的马哈迪，东马政党也不敢为了自身利益而如此背叛。甚至，掌握众多议席的“人民公正党”（PKR）和民主行动党也不敢轻易提名安华（Anwar Ibrahim）为首相人选。
换个角度，团结党当年的背叛，其实背叛了部分国阵支持者，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半个政变”——即未经选票同意，选择和其他政党结盟。当年全国大选前三个月，团结党还在国阵旗帜下赢了四分之三的州议席。然而，它退出国阵后多赢的四个国会议席，或许合法化了民意的支持。是因团结党当年留在国阵，其实和马哈迪的巫统貌似神离。
拜林这位天主教首长，和团结党的多元且地方主义，并不符合马哈迪理想的中央集权且现代的马来伊斯兰主义。团结党当年提起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是个如台湾228般的禁忌，足以构成“威胁内部安全”而坐牢。1969年至2012年期间所落实的全国“紧急状态”，任何检讨该协定下东马主权的声音，容易被集权的首相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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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林（前排左三）在沙巴团结党党部与党员合影。
1994年的政变与发展牌
团结党的背叛引来了巫统等西马政党东渡沙巴事件，打破马来西亚成立以来，西马国阵成员党不在沙巴竞选的潜规则。这和2019年的土团党（PPBM）东渡沙巴与砂拉越州似，主角仍是马哈迪。沙巴当年的经济与拨款被打压，形同希盟执政时期（2018-2020）的砂拉越，主角也是同一人。
以上是我后来恶补的知识，当年我对首长拜林的记忆只有他来我读的华文幼稚园开幕，还有大人口中的州经济很差，但西马经济很好。1988年至1997年，的确是马来西亚经济的“黄金十年”。
因地理位置接近，我小时接触的是文莱广播电视台（RTB）的卡通，陪着母亲听该电台的中文时段。1993年，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RTM）的全中文电台“第五台”（今“爱FM”）才传入沙巴。我们一家才完全转看和收听“西马的媒体”，《2020年宏愿》的爱国歌曲渐渐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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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的那场政变，我仍记忆犹新。国阵大打“发展牌”来争取沙巴人民对多元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坚持。沙巴政坛的“九年魔咒”——九年换一次政府的魔咒（1967、1976、1985、1994）——广为流传。团结党政府被认为无法搞好经济，却专注于宪政权益，如制定最终被联邦法庭宣判非法的《反跳槽法》。
不少华人被发展牌所吸引，但选举结果仍显示团结党以两席之多弱势执政。时任首相马哈迪和副首相安华随后收买二十位沙巴州议员跳槽。不出一个月，拜林被迫辞掉首席部长职位，间中没有透过任何议会不信任投票或是州选举，是未经民意或议会检视的“后门政府”。
若无记错，这是今年2月马来西亚政变宪政危机的雏形。无行政实权的州元首首次自行判断哪个阵营拥有过半议席。当时人们互通电话聊政治，街道冷清，深怕会有动乱。我在大街上随意脱口“Katak”（马来语“青蛙”，跳槽政客的贬称）也会被母亲遮口警告。
讽刺的是，从《反跳槽法》被推翻，到后门政府先例的开启，1994年的加害者成了2020年的受害者。如果说历史是个循环，那么其中可能蕴藏着因缘果报。
2018年和2020年的政变
1994年后的沙巴经历了国阵长期的执政，甚至被喻为“国阵的定期存款”——国阵只要投资少许的资源，人民就会报以高利息（高选票）回报。直到2018年的大选，联邦政府首次实践政党轮替。但沙巴州议会的结果却是悬持议会（hung parliament）：国阵29席，沙巴民兴党（WARISAN）和希盟（PR）的29席，还有选前中立的沙巴立新党（STAR）2席。
立新党由拜林的胞弟杰菲里（Jeffrey Kitingan）所领导。他在1991年因提倡《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而被马哈迪以贪污罪名无审讯地关了32个月。
他被称为“青蛙王”，换过众多政党，但几乎站在马哈迪的对立面。2018年，杰菲里最终与国阵合作，当时的马哈迪已是希盟的首相人选。国阵宣誓就任州政府后不到48小时，民兴党成功拉拢原先的国阵议员跳槽，组成新的州政府。这些在国阵旗帜下竞选的议员明显违背了选民的寄托。
这场宪政程序存在争议性，未经民意或议会而出现了“双首长”。其实，不管是1994年和2018年的沙巴，或是2009年的霹雳州变天事件（2008年马国选举，霹雳州政权更迭，惟隔年因三位州议员跳槽，州政权又再变天）都向马来西亚展示了何为政变和跳槽，其中的宪政争议都并非新鲜事。然而，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直到2020年2月的政变才惊觉到这些严重性，显然大部分马来西亚人从未从历史及错误中学习。
政变的变与不变
2020年的这场政变的部署，在2019年早已如假消息般流传。政变前一个月，一位沙巴的同乡朋友信誓旦旦地向我说“政变即将发生，是内幕消息”。当时我意兴阑珊地回应：“要换，就换吧！”
马哈迪重当首相后的言行，向众人展示他重未改变。似曾相识的种族牌和宗教牌重现，“马来人懒惰”、“客家人勤劳”、“董教总种族主义”等台词唤醒了我的小学记忆。对我来说，种族逐渐是一种社会概念的建构，而不是先天性不可改变的存在，凡是把一群体和某种特质挂钩，都是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
马来西亚人的种族和宗教观念和当了22年首相的马哈迪脱离不了关系。他和类似的政客因此能清楚地掌握人民的思路。唯有人民跳脱这长期被灌输的思路，才不会被政客玩弄于手掌中，人民的利益因此才能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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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
2020年2月那场政变，对我来说只是过去州政变的放大版。在国家体制和公民意识未改善的情况下，很难去阻止下一场政变的可能性。人民必须自省，了解国家体制如何运作，检视自己是否有民族优越感，是否有多重标准。
历史的确会重复，如沙巴地方主义高涨的二十年间（1982-2002）所发生过的事，也重复在当今的砂拉越身上。但是，历史也有变异的地方。马来西亚的公民意识也有进步的面向。原住民、移民和难民的声音逐渐被听见，人们可以高谈《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说不定在未来， 513事件、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等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及追究。
当今马来西亚人对于种族或族群的想像仍非常僵硬，认为种族是先天且生物性、不能改变的分类。大家忽略了这些分类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也变化多端。如60年代的乡区马来人的思想及实践与当代相比也相差甚远。若硬把先天性和生物性作为划分标准，当今只有一个“Human Race”，那就是智人（Homo Sapiens）
要跳脱种族政治，人民首先必须打破种族观念。要打破之前，更要彼此了解，跨文化沟通与翻译成了势不可挡的趋势。2020年宏愿所述说的是种种挑战，我们或许挑战失败。忠于国家、肯于奉献的“马来西亚民族”或许遥不可及，但可以从重新了解马来西亚，打破过去的认知框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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