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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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在本土冠状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中国政府宣布向那些需要中国帮助的国家和世界卫
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这属必然。
疫情在世界各地横行，各国政府忙于应付抗疫，需要大量的抗疫物资。因为很多西方国家
基本上已经把很多生产链转移到国外，不再生产附加值不那么高的医疗物资，或者产能不
足，疫情到来的时候，也不可能马上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内，恢复生产，因此只能向国外采
购。而中国刚好是世界工厂，具有庞大的产能。中国在疫情期间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医疗物
资。现在中国本身疫情控制下来，自然就可以支援其他国家来抗疫了。
中国出口大量医疗物资，尽管是各国之迫切所需，但西方对中国的外援反应强烈，大多持
批评甚至指责的态度。一些西方媒体在中国医疗产品的质量上大做文章，挑些毛病对中国
发难，认为中国出口劣质医疗产品。一些国家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不批准中国的产品。总
体上看，西方内部精英之间就中国对他们国家的支援，不仅没有共识，反而加速分化。在
很多西方精英的眼中，中国对外援助变成了“口罩外交”“影响力之争”和“地缘政治之
争”了。
冠状病毒在无情扩散，每天有大量的人口群体被感染，有大量的病人死去，“死亡”成为
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也就是说，人类因为冠病而上演着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疫情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和欧洲，并且在迅速地向南方延伸。欧美是世界上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并且医疗体制和公共卫生体系也很发达。
疫情在欧美都造成了如此深刻的人道危机，一旦到了那些贫穷和公共卫生体制能力低下的
国家，情形不堪设想。病毒没有边界，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唯独合作才是出路。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哪一个国家控制住了疫情，而是哪一
个国家没有控制好疫情。只要有国家没有控制好，病毒照样会扩散到全球，这只是时间问
题，而非可能性问题。
如果一方需要他人帮助，也乐意接受他人帮助，而另一方愿意帮助，也有能力帮助，这便
是一个明显的双赢格局。但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令人费解的局面呢？
在国际舞台上，好像没有任何事物是没有政治性的。应付冠状病毒演变成了国家间的权力
之争并不难理解。这确切地表现在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上。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体系是西
方确立起来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国家。现在西方诸国因为疫情自顾不暇，忙于抗
疫，好像只有中国在这个本来属于他们的舞台上活动。这使得很多国家感觉自身的失落。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被视为行为科学界的达尔文的哈囉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把政治定义为“
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
西方政治人物的考虑，显然不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有效抗疫；相反，他们的首要考虑是这
场冠病战争中谁会获得最多；或者说，他们的问题是：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冠病疫情这样深刻的危机，并没有丝毫改变政治人物的态度。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说，“国
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不光是针对中国，一些西方国家针对内部问题也经常抱这个态度。
因此，美国党派之间曾经争论是抗疫重要还是维持经济生活重要，很多保守派提倡用牺牲
生命来保经济，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则倡导“群体免疫”。
美国政治人物担忧的是疫情是否会导致美国的最终衰落。曾经在欧巴马时期任东亚及太平
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最近在
《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们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
国际领导者的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全球公共物品
供应、有能力和愿意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带出的认受性。”
不过，这场大流行“考验美国领导能力的全部这三个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
，在其步履蹒跚时，北京正在迅速而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而造成的缺口，填补
其空缺，把自己呈现成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
他们担忧，中国通过在大流行病中对其他国家的帮助，试图建立新的基准，把中国塑造成
为不可或缺的强国（essential power），并以此和各国建立关系。这已经明显表现在中
国与日本、韩国联合应对疫情，向欧盟提供重要卫生设备的行为上。美国更应当担心的是
，尽管其欧洲盟友并没有公开批评川普政府，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美国的盟友已经不是
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了，例如是否采用华为技术和伊朗问题。
如果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如果美国继续这样
下去，冠状病毒大流行将会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
这样的担忧并非只有美国存在，而且已蔓延到整个西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
雷利（Josep Borrell）3月23日在欧盟对外行动署网站上，发表一篇题为《冠状病毒大流
行及其正在建立的新世界》的文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外交，对中国在抗击冠
病疫情期间的“慷慨政治”发出警告，敦促欧盟国家准备好迎接一场“全球话语权之战”
中的“影响力之争”。他认为，中国有针对性地帮助某些国家，给他们提供抗击疫情物资
以“展示团结和友谊”。
傅雷利说：“一场全球性话语权之战正在进行”。中国通过大举帮助欧洲，“在大张旗鼓
地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这位作者警告
说：“对于欧洲来说，我们能肯定的是，随着疫情的暴发和我们应对疫情的进展，人们的
看法会再次改变。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包括通过杜撰和‘慷慨
政治’来争夺影响力的斗争。有了事实，我们须要保卫欧洲不受诽谤者的攻击。”
当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国向欧盟求救时，德、法等欧盟大国都感到无能为力，无动于衷，
因此这些国家只好转向中国，中国也及时地提供了援助。但当这种“地缘政治论”被炒热
之后，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也出来表示关切，并且声言要帮助意大利等国，以维护欧洲的团
结。
美国和整个西方显然没有自我反思能力。正如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是其内部崛起的外部
反映一样，一个国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内部衰落的反映。简单地说，英国的衰落并非因为
美国的崛起，或者美国的衰落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力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问题，更是因为它成为唯一的霸权
之后开始实行单边主义。自“九一一反恐”开始，美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就已经和其欧
洲盟友渐行渐远。之后的很多年，因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过度，不得不作收缩战线的
调整。尤其在川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从各种国际协议中退出，在“美国优先”思路的
主导下，美国已经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了。
欧盟也一样。欧盟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是不仅是欧洲的未来，更是人类区域合作的典范。
但欧盟的衰落甚至远比人们想像的快。这些年来，英国脱欧，欧盟成员国抱怨四起。这次
冠病疫情更是显露出欧盟的软肋。人们没有看到欧盟共同体的存在，只感觉到欧洲回到了
绝对主权的时代，各国显露出极端的自私性。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荡然无存，内部右派
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难。德国不仅没有力量向意大利提供帮助，反而截留
了本来要运往其他欧洲国家的抗疫物资。
意大利等国并非有意和欧盟作对，这些国家只是在向欧盟求助无望的情况下转而救助中国
。再者，中国和意大利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并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考量。中国的地
缘政治重心永远在亚洲，和欧洲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经贸关系罢了。所谓的“地缘政治”
之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想像力。
中国自己的言行也让人误解
导致美国（西方）内部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异化。在资本的主导下，意在塑造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把西方诸
国产业大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尽管国际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西方
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分离。经济本来是嵌入社会的，但现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没有了主
权性质，更不是社会所能控制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抗疫如此无能，不仅仅是因为治理
体制的缘故，更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简单的医疗物资。
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质供应，80%的医疗物质来自中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欧
洲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中国作为医疗物资生产大国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有道
义上的必要性来帮助其他国家，这再也正常不过了。但西方诸国又恐惧于中国的医疗物资
，会影响本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的着迷，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老
百姓失去了自信。
如果说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担忧等因素，导向了它们对中国
的错误认知，中国本身是否也有可以检讨的地方呢？
实际上，在中西之间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说的“话语权”之争，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确立过
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所做的只是对西方话语权的回应。一个文明大国进入了国际体系，但
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人云亦云，步人后尘。因此，中国被西方误解，
自己的言行也让人误解。
这个问题并非因冠病疫情所引起，只不过疫情再次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中国的
“一带一路”和东欧国家的“16+1机制”等，根本不是地缘政治项目，而仅仅只是商贸交
往。但受西方话语影响，中国本身的学者也把此视为是中国领导世界的路径，官方的“倡
议”概念被转化成为“战略”的概念。同时，也受西方影响，不管具体情况，到处滥用“
多边主义”方式，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团团伙伙”趋同。
这次冠病发生以来的行为也一样。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进行外交呢？没有人会否
认，冠病病毒已经导致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随着病毒的到处扩展，危
机在加深。如果明了这场危机的性质，如何进行外交也就明了了，即这是一场意在缓解人
道主义危机的外交。
其实，中国本身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也和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
关。如此大规模地封城、封省、断航，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国实际上也遭
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领导层仍然果断地这么做了。抗疫优先还是经济优先？这在中国
没有成为问题。类似“佛系抗疫”或者“群体免疫”这样的概念，更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政
治话语上。
但很可惜，人们并没有把这个大好的机遇利用起来，把中国本身的话语建立起来，官僚机
构、媒体、社会诉诸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和西方以牙还牙，争锋相对，结果还是
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纠缠在一些非本质性的问题上。很多人以为这样做至少在语言上占了
优势。不过，语言不是话语，声音很响，但话语全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战有效地
消耗了中国从行动上所赢得的国际信誉和信用。
冠病无疑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中国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定位自身，离不开自
己话语的塑造。因此，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话语和话语权，这个艰巨的任务仍然是中
国所面临的最大国际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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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国际舆论定罪
节选自https://www.guancha.cn/zisi/2020_04_22_547812_s.shtml
从历史上看，自从有了国际舆论，就有了国际舆论定罪这一配合帝国主义行径的侵犯行为
。由于最早的国际传播完全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所以国际舆论定罪也就成了西方国家实
施帝国主义政策的专用配套工具。先动用舆论进行定罪，再动用武力兴师问罪，成为了一
个固定套路。
1870年，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和美国美联社通过签署“联环同
盟”（Ring Combination），将世界新闻的采访与发布划分为四大势力范围，国际舆论这
个事物应运而生，西方列强对国际舆论的垄断也随之确立。自此之后，国际舆论就长期掌
握在了西方手里，除了前苏联时期曾一度打破其垄断，形成为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虽
然出现了基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多极化局面，但美西方仍然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实力引领新
媒体发展并继续成为国际舆论的主导者。
国际舆论对于美西方全球霸权的不可或缺，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尤其是包含在国
际舆论中的“自由定罪权”。这种享有近乎绝对自由的定罪权，功能极强，一方面可以给
想要打击的对象随意加上任何一个说明它应该被打击的罪名，另一方面还可以把自己的严
重犯罪行径掩盖起来或者轻易转移到别人身上。
二战之后的历史中即包含了大量扑朔迷离的国际疑案——“铁幕”和“冷战”论是如何出
笼的？日本是如何脱罪的？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出兵印度支那、两次海湾战争，这几次战
争的发动理由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1984年尼加拉瓜因为遭受美国支持的恐怖袭击将美国
告上国际法庭时，美国是如何从中脱身的？2000年南斯拉夫入禀国际法庭指控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和加拿大八个国家违反国际准则“向一个主权国
家使用武力”，北约又是如何全身而退的？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对国际舆论的控制和对“自由定罪权”的垄断，以上事件的事实真相
恐怕全部都要反转，其中的是非对错也全部都要颠倒，而真正的罪犯到底是谁也将大白于
天下。但可悲的是，由于美西方的一手遮天，这一天并不会到来。
给真正的罪犯脱罪，给西方的对手定罪，全靠对于国际舆论的掌握。所以这并不只是话语
权谁强谁弱这么简单，一旦涉及到脱罪和定罪的问题，则攸关一国之命运。
就当前形势而言，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美国本土上以每天一个“珍珠港事件”
（死亡2403人）的速度增加，同时经济和社会也都在遭遇历史上空前程度的重创。这对美
国来说，成了一个大大超出其历史经验范围的极端事件。
美国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关于如何导致他国遭遇重创以及如何从他国遭遇的重创中获利这
方面的，而反过来的历史经验，即美国自身遭遇重创、他国从中获利的情况，基本没有。
如果不考虑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那么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以来的整个西方也是一样，
大多数时期都是给非西方国家造成重创并从中获利，而很少有西方自身遭遇重创、非西方
国家从中获利的情况。
直到近年来中国高速崛起之后，才有了中国屡屡获利、美西方自认为吃亏这种颠倒的情况
发生。
及至本次疫情，如果正如当前形势所预示的，中国率先结束疫情、率先开放经济甚至率先
挽回了损失，而美西方不仅遭遇了远比中国严重多少倍的重创，并且从此之后在越来越多
的方面落后于中国，导致中国开始从稳定的领先优势中持续获利，那么，的的确确就是自
西方崛起为世界霸权之后的第一次了。对整个西方来说，就是史无前例了。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定罪权”这个百战百胜的舆论“大杀器”还会留着不用吗？
这就是中国在最近几周遭遇到的舆论冲击波。应对这种“自由定罪权”冲击波，中国靠摆
事实、讲道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对方打的恰恰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