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比例高的“哈雷迪”犹太教社群，会是以色列肺炎疫情的破口吗？ 谢宇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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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节期间，在哭墙前以符合社交距离方式进行例行祷告的祭司│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闻局（The Western Wall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Haim Zach）
以色列国防部长班奈特（Naftali Bennett）说：“以色列有‘三个新冠肺炎国家’：哈雷迪、阿拉伯与剩下的其他人。”
班奈特的说法，确实反映了以色列目前在新冠肺炎的因应及舆论上，暴露该国内部哈雷迪社群与其他社群间的一些对立。
简易疫情发展时间线与相关政策应对
一月底至三月初，以色列当局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同国家爆发的情况，在卫生部主导下，相对快速地陆续对数个国家与地区发出旅游警示、采取禁航等措施，即便早期不少措施引起部分国家大使馆的抗议，与以色列外交部的不满。
1月24日，北京当局宣布将在武汉兴建可容纳1000病床的方舱医院，同日，以色列卫生部向国人发出旅游警示，呼吁不要前往武汉及其周边区域。
1月26日，以色列卫生部进一步升高旅游警示，呼吁非必要时不要前往中国；同日，卫生部也宣布在过去14日内曾前往中国且出现发烧与严重腹泻等症状的公民，返国后应随即与健保单位或医院急诊室联系。
1月30日，以色列卫生部进一步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入境，并宣布所有从中国返国的以色列人，必须进行14天居家隔离。当天稍早，以色列航空（El Al）也已经宣布该公司将暂停所有中国航班。
2月9日，以色列卫生部将旅游警示适用范围扩大到其他几个亚洲国家与地区，包括泰国、越南、日本、香港、新加坡、澳门、韩国与台湾；此警示一出，马上遭到以色列外交部的抨击，认为这些反应过度的政策将有害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2月16日，以色列内政部宣布将禁止所有在过去14天内，曾前往泰国、新加坡、香港与澳门的所有外国人入境；该决定再次让以色列外交部感到不满，忧心这些国家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同日，卫生部宣布所有从泰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香港、澳门与台湾入境的公民，必须像从中国入境的公民一样，进行居家隔离。
2月23日，一个于2月8日至15日造访以色列的76人韩国旅游团，有18名团员在返国后被确诊冠状病毒，以色列卫生部除了公布这个旅行团在境内的足迹、要求造访这些地点者进行自主居家隔离，也开始禁止韩国与日本公民入境，外交部也再次呼吁国民若非必要，不要前往韩国与日本，并表示仍在韩国的以色列国民，应考虑尽速返国。同时也传出，已经在以色列境内的一千多名韩国游客，不是被在入住饭店就地进行隔离、禁止离开饭店房间，就是被饭店拒绝入住。韩国大使馆则对这些游客发出紧急通知，呼吁他们在24日早上11点以前抵达以色列的本?古里昂国际机场，搭乘专机
返国。
3月2日，以色列进行一年内第三度的国会选举，由于前两次选举无人能成功组成政府，该次选举的投票率变得至关重要，使得各政党联盟无不卯足全力催票。当天，以色列有12位新冠肺炎确诊病患，且其中案1、案2与案5，是从钻石公主号归国的以色列游客；其余九例中，有七例是从意大利归国的，两例的本土病例在经过疫调后，确认是从意大利归国案3感染的。也就是说，在3月2日已经确诊的12例，只有两例的本土病例，其余都是境外输入。可以说，国会选举当日，以色列的疫情似乎仍在控制之中。
尽管确诊病例数很低，投票当日，以色列有5630名合法选民正进行居家隔离。为了安抚民心并鼓励选民出门投票，政府还为正在进行居家隔离者设置专门的投票所（注1）。
选后五日，以色列的每日新增个案仍多为境外输入，且病例数都呈个位数增长，于3月8日、9日来到两位数，3月10日则有25个新增病例，随后在3月12日突破百例。同时，意大利及美国疫情开始有爆发的迹象，以色列卫生部因此在3月9日宣布所有从国外归国的国民，都必须进行14天的居家自主隔离（注2）。不过，从数字可以看出，3月初的相关防疫措施恐怕来得有些晚，10天后的3月22日，以色列的新冠肺炎病例突破千例。
政策缺失
尽管以色列政府在早期就采取了相对严格的措施，希望能减缓境外输入病例、及遏制本土传播的规模，从下图可以看出，确诊病例还是不幸在三月中开始有激增的趋势，3月16日比前一天增加了86例，3月18日及19日都分别比前一天增加了96例，20日开始则每日有上百新增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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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3月2日至3月22日│谢宇棻提供；原始资料来源：以色列卫生部
除了检测量大增以外，不少评论也指出，部分政策缺失，也是让确诊案例在三月中旬开始激增的原因之一。
比如说，尽管以色列政府在禁航与禁止外籍人士入境方面，动作相对迅速，但对于入境国人的居家隔离措施，早期似乎是呼吁与宣导性质高于强制，也没有比较完善的配套措施。机场入境大厅除了因为外籍观光客锐减显得比较冷清，以及部分民众开始自主配戴口罩，许多情景看来都没有显著的不同。不少媒体也报导，归国民众自由地搭乘出租车或其他大众运输交通工具返家。以色列警方直到3月9日，距离最早的居家隔离命令40天以后，才宣布将开始对违反居家隔离命令者，进行调查（注3）。
其实，居家隔离命令在执行上的瑕疵，现在依然存在，尽管美国、特别是位于美东的纽约州已经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上周仍有从纽约两大国际机场直飞以色列的国民，被以色列媒体发现，在飞抵本?古里昂机场后，直接搭乘出租车等各种大众运输交通工具返家，没有受到适当的管制或进行保护措施。
再者，尽管在东亚爆发疫情之际，以色列政府快速采取行动企图防堵，却未能“预知”到欧美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导致境外移入案例几乎都是从欧美归国的公民。
也有公卫学者批评，以色列政府在这次疫情的应对上，让完全没有医疗背景的人带头，包括卫生部长李兹曼（Yaakov Litzman，注4）、卫生部署长巴尔西蒙托夫（Moshe Bar Siman Tov，注5）等，尽管他们带领的团队中包括有医疗背景的人员，但亦有人质疑这些带头者是否有能力做出相关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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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总理纳坦雅胡、卫生部长李兹曼、卫生部署长巴尔西蒙托夫，摄于2020年3月8日│Photo Credit: 以色列新闻局（Koby Gideon）
最后，在防堵社区传播上，尽管政府宣布了相关的“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与禁止10人以上在室内群聚、两人以上在户外进行运动等措施，初期在执行上似乎不甚够力。其中，在不少本地及国际媒体上都被提及的“哈雷迪”（Haredi）犹太教徒社群，也因为屡屡传出违反有关社交距离的相关规定，被认为是以色列此次防疫的大漏洞。占以色列人口约十分之一的哈雷迪犹太教徒，目前在以色列所有住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占了一半。不少民众、媒体人与评论家都主张，这是哈雷迪教徒与其他以色列社会脱节、导致该社群疫情大爆发的铁证。
以色列哈雷迪社群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争议
一段在推特上广为流传的影片中，有个哈雷迪装扮的小男孩，对着因冠状病毒前来执行任务的警察大喊“纳粹”，还加码咳嗽。这段在2020年4月1日上传的影片，截至4月13日晚间，共有6万9700人次观看，底下的留言除了不少嘲讽小男孩及其所属哈雷迪社群的言论，也有不少人抨击发文的记者对哈雷迪信徒带有歧视的眼光。
https://twitter.com/Yossi_eli/status/1245285868916682752
不少人对哈雷迪教徒的印象是朴素的装扮与恪守他们相信的犹太教教规及传统生活方式。男性的高黑帽、女性的假发或包头，及黑白为主的衣着，是他们在大众媒体中常见的形象；此外，他们拒绝许多现代化媒体如智慧型手机、电视、网络等的生活方式，也常在电影或大众文化中被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就如同许多其他宗教，在哈雷迪犹太教内部存在许多分歧与宗派，他们在生活细节与教义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接受度也有差别。
举例来说，近年来社群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女性哈雷迪“影响者”（social media influencer）的崛起，她们开设Instagram帐号或YouTube频道，讲述有关美妆、烹饪等各种与女性有关的资讯，与民众分享她们的日常生活。
有31,200名跟随者的哈雷迪影响者Chani Vainberger，就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对惨重的哈雷迪城市贝内贝拉克（Bnei Brak）。4月12日，以色列卫生部表示，每100位贝内贝拉克居民中，就有将近一位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当日，贝内贝拉克的确诊案例数是1831，以色列全境则有1万0408；换句话说，人口仅占全以色列约2％（贝内贝拉克：20万，以色列：900万）的贝内贝拉克，确诊病例却占了全国的17.6％。
此外，就确诊数据来说，灾情最惨重的耶路撒冷（4月13日有2093确诊，相较于贝内贝拉克的1888例），确诊病例也多数集中在哈雷迪教徒居住的区域。
除了这样“悬殊”的数据，网络上也流传不少哈雷迪教徒反抗军警、像是本段开头的影片；此外，一位在部分哈雷迪社群内深受敬重的拉比，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反应，都种下了让不少人对哈雷迪社群不满的原因。
3月12日，普珥节过后、也是以色列确诊病例突破百例之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宣布全国国小至大学于3月13日周五起全数停课；14日周六晚间安息日结束后，纳坦雅胡进一步宣布幼儿园、特教学校与寄宿学校也开始停课。
不过，高龄92岁、居住在贝内贝拉克的拉比卡尼耶夫斯基（Chaim Kanievsky），却要求叶什瓦（Yeshiva）等宗教学校的学生不要停止学习。15日，卡尼耶夫斯基所属的“立陶宛哈雷迪”（Lithuanian Haredi）教派下叶什瓦内的学生，仍旧群聚继续学习（注6）。
说明：一间位于贝内贝拉克、属于“立陶宛哈雷迪”教派的叶什瓦，在3月15日的情况
https://twitter.com/kann_news/status/1239147313525915648
同一周，在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有一场约200人参与的哈雷迪教徒婚礼，从流出的一段影片可以看到，至少数十位男性在完全没有保持任何距离的情况下，开心地跳舞庆祝；3月29日，上百人参与一场在贝内贝拉克的葬礼，附近的街道水泄不通、交通一度几近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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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德高望重拉比孙子的婚礼，摄于2007年│Photo Credit：以色列新闻局（Ohayon Avi）
这种种的发展，加上有许多哈雷迪社群居住的耶路撒冷、贝内贝拉克等地，相继成为新冠肺炎重灾区，都造成以色列不少非哈雷迪人士的不满，在传统媒体与社群媒体上，出现不少对哈雷迪教徒的批评声浪，认为他们是以色列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的原因。
当然，很快就有为哈雷迪社群辩护的声音出现。
首先，除了像是卡尼耶夫斯基这样在初期（注7）公开呼吁信徒违反政府命令的拉比以外，有许多其他哈雷迪教派拉比，都立即公开呼吁信徒务必遵守政府防疫命令，并关闭宗教学校。尊奉卡尼耶夫斯基的哈雷迪犹太教信徒只是哈雷迪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支派，并不能代表整个哈雷迪社群。
其次，前文提到，以色列的新冠肺炎病例数在3月12日突破百例，政府也在此时才开始对国内采取严格的控管措施。然而，3月10日日落到3月11日落（在耶路撒冷是3月11日日落到3月12日日落），是犹太人的普珥节，教徒通常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派对。对人口众多且社群紧密的哈雷迪教徒来说，普珥节是大规模群聚的时节。
因此有观察家指出，政府没有在普珥节前禁止大规模集会，让普珥节日祝活动成了传播病毒的温床（注8）。
此外，在病例开始急速上升时，以色列政府不断借由记者会、手机App等方式，向民众报告最新发展与政府措施；但哈雷迪教徒使用智慧型手机或观看电视新闻的比例相对其他以色列人低很多。不少人就因此认为，政府在初期没有考虑到如何对哈雷迪这个特殊社群进行比较有效的宣传，成了防疫上的漏洞。
再者，政府宣布的许多隔离措施，对哈雷迪社群来说，在技术上、实践上有相对较多的困
难。不少哈雷迪家庭是“多子化”，且居住在相对较小的空间，比如一家十口（父母加上
八个孩子），住在三房的公寓中，要求这样的家庭不出门，进行线上购物，且让孩子在家
上学，相对不易。第一，全家10口24小时挤在这样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对有众多幼小孩子
的家长（或对任何人）来说，并不容易；第二，他们可能对线上等购物方式相对不熟悉，且需要采买的数量和一家四口的小家庭非常不同；第三，许多哈雷迪家庭就算有电脑或类似的电子产品，也不会有两、三部、甚至是更多的设备，可以让所有孩子同时间进行线上教学（当然，学校教师是否能进行线上教学，也是另一个问题）。
更有不少人、包括来自哈雷迪社群的其他领袖，批评自己就是哈雷迪犹太教徒的卫生部长李兹曼，为什么没有考量到各种宣传上、隔离技术上的困难，想办法设计合适的方式；而在4月2日确诊罹患新冠肺炎的李兹曼，也被质疑违反了政府规定，因为持续群聚祈祷而感染，甚至危及与他有密切接触、包括总理在内的几位政要。不过，李兹曼自己是否认有关违反政府规定这项指控的。
最后，在为哈雷迪社群“平反”的声音中，也有不少人也提出，违反或不甩政府规定而外出或群聚的人，并非只有哈雷迪犹太教徒（注9）。早先当以色列政府实施禁航或禁止外籍人士入境等措施时，不少人也批评政府小题大作，认为新冠肺炎只不过就像是一般的流感罢了。之后在疫情比较升温，当以色列政府宣布企业公司行号必须缩减进办公室上班的人数时，在滨海城市特拉维夫的海滩，常可以看到趁著不用上班而出来晒太阳放风的大批群众。这样的景象也让总理与总统都一度出面严正呼吁，民众不应该把停止上班这件事看成是放假，而轻忽任何一种群聚的危险性。
综合不同的观察来看，尽管以色列哈雷迪社群新冠肺炎确诊比例确实显著高于非哈雷迪社群，其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一个融合了该社群特性及政府政策等因素、有些错综复杂的情况。
一个抗疫“成功”的哈雷迪社群
位于耶路撒冷西边近郊、居民多为哈雷迪犹太教徒的基里亚特．耶利姆（Kiryat Yearim，又：Talz Stone），在三月中下旬，一度成为以色列疫情最为惨重的区域之一，在疫情高峰时，有六千人口的该区共有38个（约0.63％）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进行隔离（注10）。
https://twitter.com/ymedad/status/1245362046230814726
说明：有关基里亚特．耶利姆成功抗疫的以色列媒体报导
当地领导人很快就决定，他们必须采取比卫生部更加严格的手段来抑制疫情扩散，例如禁
止居民进入超市购物，所有需要购物的居民，必须利用WhatsApp、电子邮件、电话或在超
市外头留下购物清单，统一由工作人员进行采买与运送；他们还迅速关闭了当地的犹太会
堂、浸身池（mikveh）等，禁止居民在室内聚集进行祈祷，并致力向居民进行宣导，呼吁
他们遵守各项措施；考量到不少哈雷迪家庭人口众多、居住环境相对较小、且相对缺乏电
子产品，他们还向居民发送书籍、玩具、给孩子的涂鸦本等实用物品，并且开放让居民能
收听妥拉课程、让孩子听故事等的电话热线；相较于以色列政府开发了网络与社群软件等新式讯息传播途径，基里亚特．耶利姆地方政府仰赖电话这种比较传统的宣传方式，让居民可以打电话进行各种查询与咨询。
从普珥节后的疫情大爆发，到4月12日，该区宣布仅剩11个确诊病例、40位居民正在隔离中，这个哈雷迪社群在约四周的时间内，相对迅速地以严格的措施控制了疫情。
从某种程度来说，基里亚特．耶利姆“成功”抗疫的事蹟，若能持续保持下去，无疑是提供了一个与许多媒体论述比较不同的案例。
危机就是转机？1991年波湾战争的改变契机
在这波有关哈雷迪社群的争议中，不少人回忆起1990－1991年波湾战争期间，部分以色列哈雷迪犹太教领袖违背政府措施的经验。
当时，伊拉克的侯赛因政权向以色列发射俗称“飞毛腿飞弹”的攻势，以色列政府还担心侯赛因会动用化武攻击，便呼吁男性剃胡以利配戴防毒面具，并关闭学校。不过，部分资深拉比却公开鼓励男性信徒继续蓄胡，并拒绝关闭宗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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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士兵协助一位哈雷迪教徒调整防毒面具，摄于1990年11月│Photo Credit：以色列新闻局（Alpert Nathan）
结果，哈雷迪社群很幸运地没有遭受飞弹攻击，侯赛因也没有向以色列发动化武攻击，让这些拉比们更加认为，坚持祈祷、学习及倚靠神是正确的决定。
不过当侯赛因政权在波湾战争期间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时，以色列军方借由电视及广播发布飞弹警示。为了不违反安息日不做工也不让机器做工的规定，却又能收听飞弹警示，不少教徒在安息日开始之前打开收音机，让收音机在整个安息日持续播放。这让比较排斥现代化科技的哈雷迪犹太教社群来说，打开了他们将收音机引进家中的契机。
也许，在这波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哈雷迪社群会再度面临一个类似当年波湾战争那般的变革契机。
注释
注1：有趣的是，选后计票过程，一度发生选务人员不愿意对居家隔离者的票箱进行计票的窘境，最后是由比较资深的选务人员上阵。
注2：二月中下旬时，意大利疫情开始走向失控；三月初，美国的疫情也有爆发的迹象；因此有观察家认为，以色列政府要求从世界各地归国的国民都进行居家隔离，是不想只针对美国发布居家隔离命令，以避免影响与美国的关系；政府当局对这点是否认的。
注3：截至4月10日为止，以色列警方已经对22,951项违反各种与新冠肺炎措施有关的罚款，其中181项罚款是违反了居家隔离命令。
注4：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知识是，以色列的各部首长按惯例属政治任命，因此并非只有卫生部长由没有医学背景的人担任，其他各部会首长也常有无相关背景者任职。
注5：巴尔西蒙托夫的专业背景是经济学，他在受现任卫生部长李兹曼任命时，也因为缺乏相关背景，引起以色列医界的反弹；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以色列医界也传出不少希望撤换卫生部高层的声浪。
注6：在拉比卡尼耶夫斯基要求宗教学校学生不要停止学习的公开信中，其实有提及因应疫情所必须做出的改变，例如：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将学生分散成较小的群体、及一旦身体出现不适就应进行隔离等。
注7：在呼吁宗教学校学生不要停止学习大约两周后，拉比卡尼耶夫斯基开始要求信众不要再群聚祷告。
注8：下文提到的基里亚特．耶利姆（Kiryat Yearim）这个“成功”抗疫的哈雷迪社群，经过疫调发现，该社区疫情的爆发，就与普珥节日祝活动有关。
注9：因应逾越节犹太人家家户户团聚的习俗，以色列政府祭出更严格的措施、以防止因家庭团圆而发生更多群聚感染，却也传出总理纳坦雅胡和总统李弗林（Reuven Rivlin），似乎违反此规定，分别与他们的儿女共度逾越节。
注10：3月21日时，以色列全境（约900万人口）确诊病例为883例，基里亚特．耶利姆（约六千人）则有25例，也就是说当日，在这个仅占以色列0.07％人口的区，确诊人数占全国的2.83％。
参考资料
Cohen, Yoel. 2014. God, Jews and the Media: Religion and Israel's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责任编辑：罗元祺
核稿编辑：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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