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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地缘政治”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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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曾经对“台湾在美中大战中不该选边”这个课题，发表过评论。我认为这是一个
严肃的课题，值得好好的思辨，千万不能沦为政治立场的表态或是扣帽子。对于这个议题
分析最多、最深入的是苏起教授。他在2019年12月出版了《台湾的三角习题》一书，
整了他先前的一系列论点。以下，让我把问题一一提出来。我的看法与苏起不同，先说结
论：只有在单一问题面向，才有所谓“选边”；或东或西、或战或和之类。但若问题面向
有七、八个，“选边”就是个不当简化的概念。整体而言，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这四
个字，最近二十年其重要性都该做些调整了。
19世纪与21世纪的类比差别
研究国际关系的人经常参照比较的背景，是19世纪的英国、美国、加勒比海。他们担心的
是：万一将来美国把西太平洋的霸权地位“让给”中国，就像是当年英国把加勒比海“让
给”美国一样，则台湾就成为中国的俎上肉。英国当年在加勒比海退让，是所谓“强龙不
压地头蛇”。台湾若是现在越站边靠美国，将来万一美国也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撤离
西太平洋，我们的处境就极为危险。不选边，就是避免惹怒地头蛇。
所有对“未来”的分析都基于一些假设，前述的分析也是一样。但是在我们检视这些假设
之前，让我们得先检视一下“选边”这个字的现代意涵。1860年开始的英美争锋，争的就
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霸权”。在那个时代，美英相争的面向相对较窄，加勒比海当年甚
至没有突出的经贸运输地位，却有“美国后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美中之间的对峙，
早已从狭义的“海权”争议，跳跃到关税贸易、汇率操控、科技产业、人工智能、财务融
资、智财保护、电子商务、强迫技术移转、政府补贴、一带一路、5G与6G规格 。这
么多的面向，“选边”一词要如何适用，恐怕不容易定义。一旦扯进cyberspace，“地头
蛇”三个字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cyber这个字就完全与“地理”无涉。
例如5G、6G，如果将来市场上有两种规格（美规、中规），而跨规格之间用前一代4G衔接
，则台湾要美规还是中规，能够不“选”吗？又如果中规的华为芯片有后门疑虑，国军担
心作战指挥系统在关键时被瘫痪，那么我们还有选边的空间吗？复如政府补贴、强迫技术
移转、司法偏袒，中国政府也经常用相同方法欺负台商；这样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几乎是
用国家力量去压榨台湾企业，我们的政府难道不该要求对岸改变？这种为台商争权益的事
，只是碰巧与美国立场同调，这算不算选边？
再谈电子商务，所有十四亿中国人在对岸网络封锁之下，上不了台湾的momo网采购、上不
了Amazon，更上不了成千上万家用FB或Gmail做联络平台的美国、台湾中小企业窗口，但
是所有美国3.5亿人、台湾两千多万人都可以上阿里巴巴、淘宝等所有购物网站，如此明
显的不公平电子商务，美国对中国提出挑战，台湾呼应就算是选边吗？
地缘政治只是考量之一
前述“不要在强龙与地头蛇之间选边”，其实是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geopolitics
）的标准思考，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面对过类似问题。但是偏偏，最近二十几年世界改变非
常大，有许多国际政治事务根本与“地缘”扯不上关系。老一辈的学者用自己习惯的“地
缘政治”理论去分析事情，就会失之狭窄。以下让我做一些延伸。
21世纪美中之间的斗争，虽然南海海权争霸与19世纪的英美加勒比海相争相似，但是如前
所述，有其他超过一打的面向，每一个面向都扯上复杂的政经、科技关系，几乎与狭义的
“地理”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局面，与当年英美相争根本无法比拟。
苏起教授指出，亚洲国家日韩菲泰澳星，虽然是美国盟友，却也表示要同时与美中交往；
言下之义是：台湾亦应如此。但是这里的用词定义有些模糊：同时交往归交往，但就前述
十几个议题，日韩菲泰澳星恐怕确实有许多面向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
例如欧美日三方宣言明白指斥中国政府补贴企业之不对，那是欧日选了边；日星韩美等对
于电子商务资讯流通的立场，与中国针锋相对，那是日星韩在这个问题上站了边；对于华
为芯片与设备的购买，东南亚许多国家如果与美国有军事通讯合作，最后也许也不得不选
边；中国对于智财保护的偏袒，许多东亚国家也深受其害，立场上也与美国同边 。
凡此种种，都显示21世纪与19世纪中叶已经无从比拟，现在的争霸斗争，涉及十几个面向
的合纵连横，绝对不是“同时交往”这么简单。
其他国家的广义选边
关于欧美日纽澳等的“选边”决策，如果不从“美中相争”的角度去看，也许更能有所启
发。大约五年前，日本国内也在讨论要不要加入当时欧巴马主导的TPP。日本的研究指出
，TPP虽然有降低关税、拓展贸易的优点，但是也压缩了日本若干产业的国内政策空间，
政治上也会有阻力与冲击。最后安倍首相决定加入TPP的主要考量是：将来的西太平洋经
贸，大概只剩下TPP与RCEP两个区块，一是美规、一是中规。美规的TPP，是一个政府角色
少、政治民主、正港市场经济的体制；中规的RCEP，则是一个政府无所不在、政治极权、
市场经济大打折扣的体制。
安倍内阁认为，到最后不是产业模拟利弊得失或地缘政治的分析，而是国家要拥抱民主体
制或非民主体制的选择。这样的选边，其实是个民主生活、营运方式的选择，而不愿融入
一个“企业随时会被国家公权力对付、jaywalking将来可能不准买高鐡票”的非民主、非
法制的体制。今天台湾如果选边，多少是因为民主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地缘强权的依
附。
我们与前述日韩菲泰澳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从来不准台湾有“同时与美、中交往”的空
间。我们即使“自制”我们的国际交往，还是动不动要看中国的脸色。买防卫性武器？不
行；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见面？不行；台湾官员进白宫？不行；文件上出现Taiwan
Sugar Corporation？不行；大学名称叫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不行；台北主场
APEC会议？不行；台湾加入国际健康防护网？不行；航空公司划位选台湾？不行；某某国
际名人访问台湾？不行 C这些，都是台湾人民心中的痛。
我们的问题是：台湾在中国心中是如此的受到鄙夷，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们要怎么有尊
严地“同时与双方交往”？如果要妥协一点尊严，要妥协到什么程度？在许多国际场域中
，香港的施展空间还比台湾大，只因为他们以前乖乖地接受一国两制。香港反送中之后，
台湾的民意几乎一面倒地反对一国两制，我们又怎么可能有尊严地与中国交往？这是非常
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只要求交往，而不谈交往的“条件”。
三角形的逐渐变形
前述“与双方同时交往”的概念，其实也与苏起的“大三角”论述相一致。所谓大三角，
也就是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苏起先生曾经指出：90年代，台湾可以把美、中、台关系
玩到“一个尾巴摇两只狗”的地步，展现台湾在三角关系中的灵活。台湾做政策思考，当
然要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反省与观照，并做必要的调整。在此我要指出，当下局势已非90年
代可比。
海峡两岸局势过去三十年的改变，一方面呈现在美、中、台三方经济实力的消长，另一方
面则是反映在川普上任之后台湾大三角的角色被边缘化。简言之，台湾现在能够玩的杠杆
筹码，比以前少了许多。有些人担心：如果台湾失去杠杆，只能是美中“双边”拉锯之间
的小配角，则我们变成美、中冲突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的机率就会增加。这
个看法与前述“不选边”是一致的。我的看法颇为不同：我认为，台湾失去杠杆角色是必
然，但这只是表示我们需要新的战略定位，而不是“卸除杠杆即无死所”。
我想先从美、中、台三方“经济实力消长”这一点谈起。九二共识是1992年所谈，WTO成
立是1995年，中国加入WTO是2001年，台湾加入WTO是2002年。由于相关时点太多，趋势又
没有太大变化，为了简化分析，我就只分析三个时点。
在1992年，美、中、台三方GDP的占比是91%、5.9%、3.1%。在2000年，美、中、台三方的
GDP占比大约是87%、10%、3%；在2017年，三方占比改变为60%、38%、2%。三十年间经济
实力改变的原因卑之无甚高论，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其年成长率动辄8%、10% 甚至
更高。在此期间，美、台的经济成长率顶多就只有三、五趴。中国与美、台经济成长率差
这么多，三十年下来当然会产生重大改变。
中国经济成长快，美国、台湾成长慢
关于美、中、台的经济成长率差异，这里要说明三点：一、过去这三十年并不是美国、台
湾不争气，而是中国成长太快，使得彼此相对版图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二、中国的快速成
长，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策略有什么伟大，也不是台湾戒急用忍／大胆西进的政策所
能改变。中国原本的经济基础相当弱，“基期”数字非常低，只要政治环境稳定、裙带资
本不太严重，在经济发展初期投入驱动（input-driven）与效率驱动（
efficiency-driven）的阶段，经济成长率绝对是非常高的。台湾及亚洲四小龙在2000年
之前，经济成长率8% 以上的也非罕见。三、可是到了经济发展的后续阶段，“报酬递减
”法则必定会发挥威力，亚洲四小龙虽然当年威风，现在也无法维持四十年前动辄8% 的
高成长率。换言之，越接近效率前缘（efficiency frontier），成长率就会慢下来。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投入驱动与效率驱动的阶段即将过去，其经济要持续成长，终究要迈
入“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阶段。届时决定中国成长的关键因素，是他们的
科技实力、创新动能与育成环境。如果要我大胆猜测，美、中双方的GDP之比例，大概就
是收敛到接近五五波，顶多只有小幅修正。至于台湾在美、中、台三边的占比，在均衡时
，大概就只有1.0% 至1.5% 左右。
大家不需要拘泥于以上数字变化的可能小误差，而要思考这些经济数字变化给我们的战略
启示。在二十年前，美、中、台之间 87/10/3的实力，美国还是超级大，台湾大概接近中
国的三分之一。当时美中之间的对话剧本也许是这样的。美国：“老弟，我忙着在对付反
恐与中东，希望你不要在东亚给我惹麻烦”；中国：“老大，只要台湾别刺激我，我就不
会招惹你”。
在这样的默契之下，老美定下“秩序”要台湾依循，而在这个大秩序之下，台湾可以适度
折冲，甚至左右逢源，做到“尾巴摇狗”的地步。我认为，当年的政经实力决定老美的战
略格局，而这个格局，正是“九二共识”的酝酿背景；那是一个美国默许的“秩序”，也
是中国认可的“不刺激”底线，台湾也就可以在美中默契之下“闷头赚大钱”，赚钱之外
可以偶尔杠杆玩一下，但是不能过头；这就是当年的“大三角”游戏。
“大国崛起”的Thucydides结构冲击
但是如前所述，即使当年台湾所有政党都同意在美中默契之下“闷头赚大钱”，二十几年
下来，经济大环境终究还是会改变，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初期速度，必定大
于美国、台湾的后期成长引擎。前面的台湾、美国车开得慢，后面的中国车开得快，追上
去缩短距离是势所必然。台湾在“大三角”赛局中角色逐渐边缘化，其实是经济实力消长
的结果。
综合以上，我们观察到三十年前的时代背景的三个环节：A．三十年前美国是政经实力的
绝对老大，其战略焦点在中东、俄罗斯；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只是要维持区域稳定，叫小老
弟安分。B．当时台湾的实力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确实
有杠杆美、中双方的能耐。C．中国了解以上，也愿意在美国默契、台湾安静的前提下韬
光养晦，努力发展经济。但是二十几年之后，A B C的环境都改变了。
就美国而言，在2017年美／中之间已经是6/4的实力比，老美绝对不再是单方的气氛设定
者、规则制定者。美国即使今天还是老大，也得面对老二几乎明目张胆地挑战。就中国而
言，2008金融海啸中国扮演世界关键角色，给予该国非常大的信心，决定从韬光养晦中破
茧而出。习近平一带一路、亚投行、南海争霸、2025等计画，加上“民族伟大复兴”的民
粹召唤，更是引发修昔底恩（Thucydides）两强终极对决的普遍疑虑。就台湾而言，我们
的经济实力在2017年与对岸拉到将近相差20倍，也消蚀了我们“左右逢源”的客观实力。
明乎以上，中国对台湾乃逐渐收紧箍框，只谈一中不提各表、鼓吹一国两制、提出《告台
湾同胞书》、夺走台湾邦交国、大力支持亲中代言人，步步进逼。中国今天的姿态，早就
大异于二十年前。此外，中国今天以40/60的实力直接挑战美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必要对
经济实力只有1.5% 的台湾给太多的权数。三角瘫塌成为双边，不足为奇矣。
失去“杠杆”角色，台湾何去何从？
如前所述，过去二十余年，因为世界经济实力挪移，美、中遂进入直接对决的阶段。2020
年的今天，大三角不见了，变成“美中双边摔角”，台湾失去了杠杆的角色，要怎么办呢
？我的看法是：既然不再有“三角”，我们就不得不在美／中双边之间，做巧妙的、关键
的选择。中华民国是小国，不可能在美／中角力战场扮演太多抛头露面的角色。台湾只能
就精确择定的少数战场，做好“扭转战局”的关键角色。所谓扭转战局，英文是pivotal
，意指小小扭转当下的角度或切入，期待结构性地大大改变战局。
大家当然会问：pivotal的角度有哪些呢？我们要怎么寻找呢？如果中国是个自由民主的
国家，则台湾真的很难找到破绽，做pivotal的切入；事实上，如果中国真的自由民主，
台湾民众恐怕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厌恶它。但是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它有许多的制度性缺
陷，它也用帝国君临的嘴脸，四处欺负周边邻国，这不但使台湾民众难以吞咽，也使得中
国必然呈现若干罩门。
例如，中国政府要倚赖网络管制，去遂行其思想检查、高压统治。但是这样的网络封锁、
管制，必然产生许多不合理的贸易障碍、不公平的市场准入、强制资料在地化等缺陷，令
许多民主国家十分厌恶。又如，中国坚持司法臣服于党，就引发了香港的百万人“送中”
示威，也几乎引起众怒。台湾如果能够就这些罩门努力思考分析，必然会找到一些值得切
入的战略点。
此外，以前在“大三角”时代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少，但是今天美国与中国冲突
的枱面化，美中直接对干，台湾的pivotal角色自然就会出现。例如，中国制造2025计画
涵盖的科技面非常广泛，出现一大堆台湾在科技面可能扮演角色的利基；我们如果盘点一
下，就能发现台湾pivotal切入之所在。台湾在美、中科技争覇战局中要站哪一边，绝对
有关键性的影响。
从韬光养晦到大国崛起
苏起先生分析两岸地缘政治，认为中国的大国崛起是韬光养晦40年，“练就一身肌肉”后
的必然，与19世纪美国崛起相仿。从经贸的角度，我认为这样的分析也简化了些。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9年，如果从那个起算，到2019年确实是40年。但是中国改革开放
一开始阻力不小，真正的全引擎启动恐怕要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起算。2009金融海啸
之后，中国已经信心大增，为习近平三年之后掌权的“大国崛起”铺了心理基础。所以严
格来说，中国真正韬光养晦练肌肉，只有20几年的时间。这一身肌肉是否足以与美国展开
全面性“自由搏击”，恐怕是有争议的。美国与英国的加勒比海冲突是在1860年左右，而
美国早在1853年就已经有黑船舰队侵入日本的实力。美、西开战，更要拖到1898年。历史
告诉我们，要挑战霸权，实在是急不得的。
就经济发展第三阶段所需要的“科技创新”动力而言，中国韬光养晦显然养得还不够，中
国对美国的挑战，大概比理想发动时机早了十年，所以才会在中兴、华为等事件后，讲出
“长征”那么卧薪尝胆的感慨。中国太过简化21世纪的强权斗争，以为那只是比GDP数字
、比南海填礁的面积、比航空母舰的兴建；殊不知21世纪的经贸、科技面向太广太多，在
许多面向中国离美国都还有一段距离。
更何况，经贸事务不是海权、不是民族主义斗争、不是“我要取代你，我要当老大”的地
缘生死搏命。经贸应该是互利互惠的双赢，从来就不该是零和赛局。中国以党国不分的集
权体制强力补贴企业，其经济运作模式与西方市场经济完全扞格，却想要在类似“中国制
造2025”的这么多产业中，靠着政府补贴“击败”欧美先行者。这样的太早放弃韬光养晦
、这样的大动作崛起、这样的多面向开战、这样的争霸战略，恐怕是个重大错误。也幸亏
老共犯了错，台湾才能有更多喘息的空间。
从leveraging改为pivoting
如前所述，在美／中对冲（而非三角）的局势中，台湾只要仍然掌握相当关键技术，中国
只要仍然以帝国强权的姿态霸凌隣居，共产党只要继续用种种不自由民主的方式做集权统
治，我们就有执行pivotal战略方案的切入点。推其极限，我们可以在关键处站边，技巧
性扭转战争方向，达成对台湾最有利的结果。三角瘫塌成双边，已成定局，台湾则必须将
三角杠杆改变为关键扭转。环境改变了，台湾却仍然迷迷糊糊地抱紧二十几年前的地缘政
治概念，是昧于形势的。
过去500年来，世界从来就没有摆脱帝国强权的阴影。殖民侵略、世界大战、冷战对峙，
台湾始终是在强权压制之下挣扎前行。“一个中国 各自表述”在20几年前也许是强权势
力之下的生存妥协。但既然是生存策略，当然要随外在环境改变而调整。“三角”既已塌
陷，杠杆即无所附丽。台湾不进入赛局则已，若要入局，则当然要发挥pivotal的影响力
。两只大象打架，台湾不能只是怕被“波及”；我们是躱不掉的。但是台湾入局并非像是
球赛啦啦队那样为一边狂呼口号，而是要冷静地寻找大象的罩门，全面性发挥我们的专业
。
在美、中、台二十几年前leveraging的赛局中，美国老大基本上想要维持局势的稳定，老
大不希望两岸“乱套”。可是在现在pivoting赛局中，美、中双方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稳定
，彼此不断冲撞。如果美、中大和解了，在双方默契之下，台湾就必然承受更大的中国压
力，台湾的压力就会大增。因此就地缘政治而言，“天下大乱”避免了西太平洋“加勒比
海化”，台湾得以调整其经贸战略。贸易战只是传统关税战，但是科技战、资讯战、5G规
格战、2025产业结构战，都是一波波新战场。举例来说，美中对峙在科技面、产业面的一
个极端发展，就是若干领域出现“双元化”（dual regimes），例如全球有部分国家融入
一只大象，其他融入另一只大象。果真如此，台湾的产业布局，该是什么景象？
以上这些战场，一个个都是台湾的国安战场。今天两只大象打架，他们的兵器复杂而多元
。做为观战者，我们的选择绝对不只是“选边”或“不选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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