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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造就中国崛起，却害美国沦为输家！后全球化时代：一场瘟疫，将如何改变这个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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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2次全球化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从187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
二波全球化从1970年迄今，期间全球化不断扩张，直到2018年美中贸易战才开始缓和，今
年武汉肺炎的流行更使得全球化几乎停摆，这将会是形塑世界未来30年政经局势最重要的
事件，也会对产业发展造成莫大的影响。
全球化对不同人有不同的意义，例如杭廷顿曾强调全球化形成全球文化与在地文化的冲突
。但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定义在于商品、服务、资本与人员无障碍的跨国移动，这也是为何
第一波全球化如此惊人的原因，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外人直接投资占各国GDP比重，均达
到史无前例的水准，许多国家要到二十一世纪初才赶上第一波全球化的水准。卡麦隆执导
的电影《铁达尼号》发生于1912年，正是第一波全球化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自信心的象征
。
推动这两波全球化背后的因素十分雷同，包括运输与通讯技术的革命、各国贸易政策的改
变、国际条约的推动等，结果使得关税大幅下降、跨国贸易比重上升、国际资本流动急增
、移民与跨国旅行也越来越普遍。
2波全球化浪潮，存在着根本差异
尽管如此，在相似的表面下，这两波全球化却存在根本的差异，这差异对于理解本次疫情
的影响十分关键：第一波全球化促使欧美与日本高度工业化，而第二波全球化却是欧美逐
渐去工业化的过程。
具体而言，第一波全球化虽然带来南北贸易的增加，但是北方却快速工业化，而南方则是
停在原地或甚至去工业化。
如果以英国1900年的工业化程度为100，已开发国家的工业化指数平均从1860年的16增加
到1913年的55。例如同时期法国从20增加到59，而美国更是惊人地从21到126，超越英国
而正式宣告二十世纪世界新强权的诞生。
相较之下，同期中国从4减少到3，印度则从3减少到2。这使得北方诸国的经济实力快速超
越南方各国，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
但是第二波全球化则带来完全相反的景象。欧美各国经历数十年的高度工业化之后，开始
去工业化而转向服务业发展，因此透过外包、离岸生产等方式，将工业活动移转到南方诸
国，因此南方开始快速工业化。
一开始欧美各国之间的差距彼此缩小，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加财富，接下来台湾与韩国
等新兴工业国家兴起，迅速缩小与欧美的差距，接下来则是中国与印度等大国也崛起，使
得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但是非洲、南美洲与亚洲某些国家，却未能在这波全球化中
迎头赶上，反而使得贫富差距扩大。
整体而言，第二波全球化使得南北国家的贫富差距减少，但是已开发国家之内的贫富差距
却进而扩大。
金融与科技发展，加速产业全球化的脚步
当然已开发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并不能全部归咎于全球化，技术因素——特别是资讯科
技——或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化与科技的发展彼此增强，进而扩大其效果，无
论是在生产或分配财富，都是如此。
结果是国际分工体系被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深化，将先进国的技术、行销与新兴国家的原
材料、生产整合起来，这已经超越过去外包供应链的范畴，而是形成彼此交错的全球价值
链。
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与网络日益复杂，这点只要检视汽车价值链的跨国分布就一清二
楚，结果是过去高度垂直整合的大厂在材料、研究、开发、零组件、模组、生产、品牌、
行销与服务各价值活动都变为全球布局，垂直整合逐渐为专业化与细分化的生产网络所取
代，所有权与控制权也随之分散。
随着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流行，企业开始对所有的价值活动加以分析，专注于核心竞争优势
，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拜资讯科技兴起之所赐，外包与离岸生产的沟通与协调成本大幅
降低，跨国企业变得越来越资本密集，而将劳力密集的活动以外包或离岸生产的方式交由
开发中国家负责。
与此同时，金融产业也强化了全球分工与欧美国家的去工业化，例如美国创投业基金多以
十年为期，五年之后就了到后期，基金开始筹划将投资的新创事业出售或上市等回收策略
（exit strategy），因此大多不鼓励新创事业的“长期投资、长期获利”模式，而主张
新创事业应该专注于核心竞争优势，检视价值链上的各种活动，将需要大量资产投资的生
产活动外包到其他国家，以“轻资产”的方式提高财务指标的短期获利率，以便缩短回收
期间与提高回收报酬率。
全球化造就中国崛起，却让美国沦为输家
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固然见到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快速增加，但也同时产生欧美国
家的去工业化与中国等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使得已开发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差距缩小，
但是在已开发国家内部，资本密集的活动产生对知识技能的要求，未能掌握先进技术优势
或者缺乏资本从全球化获益者，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实质工资停滞而失业率增加，国内贫
富差距因而扩大，也影响了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在1980年代起开始流行，其
效果在本世纪尤为明显。
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虽然经济产值高成长，但是美国制造业共减少了
200万个工作，从2000年到2017年，更减少了550万个工作，制造业雇用人数的萎缩与美国
经济扩张的背离，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中国崛起。尽管美中贸易令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产品，但
是也对美国产业与工人产生冲击。研究发现，受到中国贸易直接影响的城市，不仅制造业
工作机会流失、失业率增加，而且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减少549美元，而收到联邦相关补助
仅58美元。
全球化冲击美国的政治与社会，促使川普发动美中贸易战
这对美国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政治上，铁锈区居民对于全球化与经济的不满
，使得他们成为川普竞选时的忠实支持者，加速政治两极化的趋势，最终造成川普的上台
，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社会上，普林斯敦大学的Anne Case和诺贝尔奖得主Angus Deaton发现，美国没有大学学
历的中年白人，竟然打破过去百年来因医疗进步而死亡率下降的趋势，本世纪的死亡率竟
然逆势增加，而造成这种趋势的前三名原因是自杀、酗酒与吸毒。这些因教育程度不足的
全球化输家，大多数都经历过失业、难以结婚或离婚、生理或心理健康恶化等问题，为美
国过去数十年所未见。
在这种情形下，由美中贸易战发端、武汉肺炎集大成的美中冷战趋势，不仅不会随着疫情
减缓或结束而缓和，也不仅仅是如许多人所预测的，将改变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例如因
为分散风险而将制造基地由中国向东南亚或其他国家扩散，而是美国将更根本的改变生产
与分工模式，或者更令人意外的猜想是，即使川普连任，他也将继续推动由欧巴马所滥觞
的制造业复兴运动，而且无论疫情结束后的总统是谁，美国将持续进行生产模式的改造。
从欧巴马到川普都力挺，“美国制造”重新回归
虽然欧巴马任期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滑，无大学学历者失业率上升、收入下
滑，但是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欧巴马是最早推动美国先进制造改革的总统，虽然他的改
革并未成功，但是美国对于先进制造与创新政策的改革，必将持续下去，特别是在美中脱
钩的大势下。
欧巴马身为在全球金融风暴中上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失业率高达10%，并且面对节节高
升的对中国贸易逆差，欧巴马专注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应付金融风暴的冲击，对于贸
易与制造无暇顾及。
等到2011年，金融风暴趋缓，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Sridhar Kota发表报告呼吁对制造
业采行强力政策，随即遭到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Richard Levin和国家经济顾问委
员会的Lawrence Summers的反对，两人分别是耶鲁与哈佛大学校长，同时是知名经济学者
，Kota则是前密西根大学机械系教授，经济学者素来对产业政策并无好感，他们的反对反
映出经济学者与工程师之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欧巴马依旧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下，提出先进制造计画，以维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该计划建议美国仿照德国Fraunhofer Institute成立先进制造研究所，连结国家创新网络
、大学与国家研究室、社区学院、高科技新创事业与大型制造企业，以共享设备与基础设
施的方式，促进中小制造企业开发出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加速产品原型开发、测试与生产
新产品，并投资于特定产业。
这种产业、大学、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网络合作的形式，对于德国、
日本、台湾与韩国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素来反对针对特定产业制订产业政策的美国而言，
则是相当新颖的经验。
这种转变其实也意味着美国创新政策的改变。传统上对于美国创新政策的理解在于“推”
与“拉”两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由美国联邦政府与国家研究室补助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一旦技术有所突破，则
将之逐渐推进到中游的大企业研发改良，发展出新产品，再扩散到中小企业合作生产。
第二种则是由需求拉动。私有企业发掘市场创新的机会，借由技术发展与经营模式的创新
，而实现机会，并且在过程中结合金融机构、研究机构与不同规模的企业相互合作，进而
推出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问题在于这两种方式各有其限制，因此以先进制造模式为基础的创新，强调改进所有创新
工作的路径，方法和组织，仔细检查每一部门的创新环境并加以改造。为了达成新的创新
模式的要求，需要在金融市场、人才培训、教育机构与不同产官学研的协同合作。
虽然下届美国总统未必会完全采用欧巴马的先进制造计画，但是其精神终将再复活，美国
的产业政策将被迫改变。
原因在于，美中价值链脱钩，不能仅是将生产基地由中国移到东南亚或其他国家，因为美
国在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诸如制造业就业萎缩或是全球化输家的全面失败等问题，会随着
武汉肺炎的冲击，而进一步恶化。
瘟疫过后，“后全球化”时代来临
美国最新公布失业救济金领取人数，达到的665万人的历史新高，远远超过1982年10月的
69.5万人的先前纪录，而且数字还在增加中。圣路易联邦银行总裁 James Bullard甚至估
计美国第二季失业率将达30%，不仅远高于2008年金融风暴的10%，甚至超过1929年大萧条
的23%，将对已经两极化的政治产生冲击，更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美国因此采用史无前例
的超大型纾困计画。
武汉肺炎与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对于经济冲击的最大的差别在于，虽然金融风暴始自次贷
危机，但是最终发生问题的是大型银行或大型企业；而武汉肺炎的影响则是全面性的，资
金有限的中小企业受害尤深。
美国有99%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创造了64%的新工作，雇用了将近半数的私营部门人数，
武汉肺炎对于中小企业的全面重创，留给美国政府的选择不多，除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之外，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必然会被端上台面，成为疫情过后的政府政策。
而存活的中小企业，将会更依赖创新体系与先进制造的共享设备与基础设施，美国政府会
设法说服厂商将更多的价值活动带回美国，以降低失业大军与经济冲击的影响，这不仅是
美国的功课，也会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作业，第二波全球化的面貌终将改变，瘟疫过后，我
们将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后全球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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