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视角：中国处理武汉肺炎失当 一党专政岌岌可危
裴敏欣
● 华裔美国政治学家，专长中国政治经济、中美关系
●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 著有《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的溃败》（China’s Crony Capitalism）
要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简称武汉肺炎）危及中国政权，似乎是极为荒谬，尤其是在中国积极防堵疫情的手段似乎逐渐奏效之际。
不过，要是低估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公卫危机，小看武汉肺炎对中国政坛的影响，那可就有问题了。
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分析，至少7.6亿中国人，也就是逾半数的中国人口，正处于程度不一的封闭管理中。新闻报导一6岁大男童亲眼目睹祖父死亡，甚至因惧怕外头病毒，而陪伴尸体多日足不出户；此外，中国国家经济也严重趋缓。
由此可见，中国的封锁策略影响遍及个人与国家，不过，或许是政府的手段有效，除了病毒发源地武汉外，其他地区的病例数均降至个位数以下。
尽管中国领导人对于疫情获得控制洋洋得意，中国政坛仍旧是压力环伺，与其他专制国家的掌权者一样，中国领导人在这次危机中亦是如履薄冰。这些大人物心知肚明，当民众担忧惧怕与不知所措的情绪高涨时，即便是微小的失误也可能得付出惨痛代价，甚至是赔上自己的仕途。
说“不知所措”已经是好的了，如今中国普罗大众对政府先前刻意隐瞒武汉肺炎可是火冒三丈，尤其这还是可人传人的传染性疾病。
2月7日，李文亮医师因武汉肺炎病逝的消息更是让民怨沸腾到最高点：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师在2019年12月时便向同僚警告病毒的存在，却反遭当局指称“散播谣言”；最终李医师仍旧敌不过病毒撒手人寰。
中国的审查机关暂且“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或许是因为不清楚如何处理相关资讯，就连官方报纸都将李文亮身故的消息作为头版新闻；而理应与政府“同仇敌忾”的工商界大老也严厉谴责武汉当局的作为，要求地方高层为此负责。
当局处理疫情失当无疑是病毒迅速扩散的元凶，其中又以医疗专业人员受到的打击最大，截至目前为止逾3000名医护人员遭到感染。尽管中国政府企图让地方当局做代罪羔羊，纷纷拿湖北省的卫生健康委员会高层开刀，但外界最质疑的莫过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究竟知情多少。
习近平也如各界预料积极止血，努力营造自己强悍能干的形象。
自从中央政府在1月底宣布武汉封城后，习近平随即指派总理李克强担任疫情工作小组组长，不过，习近平随后才意识到，当时亲下武汉第一线的是李克强而非他本人，这反而给大众错误的印象。
2月3日，中国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以不同于以往的防备语气发表演说，颇有损害控制的意味。虽说习近平承认在疫情发出警报前已得知感染扩散，但他也再三强调自己在对抗疫情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
此外，2月10日，习近平一连在大众面前出现数次，目的就是要强化自己掌握局面的形象。同月13日，习近平以防疫不力为由，摘去湖北省委书记与武汉市委书记的乌纱帽，2日后，中国史无前例公开习近平于常委会内部的演说全文。
尽管习近平显然是为了重获身为领导人的光环（多亏中国的宣传部超时工作为他挽回形象），但是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恐将十分严重。光看网络自由在短短两周（1月底至2月初）内引发深刻回响就知道，当言论审查限制不住公众舆论才是让中国最头痛的地方。
中国确实是擅长打压异议份子，但打击压制并不能斩草除根。
就算只是走错一步，也可能会长期抑制的反政权情绪悉数爆发，外界不禁好奇，要是让中国人拥有言论自由几个月，而非仅是几周，中国政府是否还能大权在握。
武汉肺炎疫情对政局最大的冲击应是削弱国内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支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仅因疫情发展及配套措施受到严重损害，他们更意识到，当国家看重保密与权力更胜于大众安全与福祉时，人民将会有多么徬徨无助。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与中国政权都坚守着一纸隐晦的社会契约：只要中国达成足够的经济进展与充分治理，人民就会容忍政党的政治垄断。
可是这次中国处理武汉肺炎失当，严重威胁这纸双方默许的协议，如此说来，中国的一党专政或许比人们所想的还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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