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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ei (光影)
2020-03-08 06:17:48卷入越战-美国的决策错误及其原因
文章来源：《战略决策研究》2019年06期
https://wemp.app/posts/0f5ca431-6f7b-44a2-b1cf-5ae6c6d2fdb5
王帆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卷入越战是美国的一次重大战略失误，这个战略失误是逐步形成的，从开始的
战略谨慎，逐渐走向了战略冒进。导致战略冒进和战略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
个方面，意识形态影响了决策层的威胁感知，夸大了北越的威胁，设定了错误的战略目标
，使战略目标的设定只有扩张的刚性，缺乏收缩的弹性。第二方面，决策层高估了美国的
战略执行能力，轻视了北越的军事能力，导致美国忽视军事投送能力的限度，逐渐陷入到
深度介入的泥沼。以上两方面的错误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越战决策过程中的叠加错误，决
策层一次次偏离了战略谨慎，导致战争难以控制地扩大化。
冷战时期，越南战争是继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亚地区遭遇的第二次严重失利。如果说卷
入朝鲜战争是美国决策者的一次战略失误的话，那么卷入越南战争可以说一次重大战略失
误。首先，卷入越战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赢得战争胜利。基辛格认为，美国
“卷入了一场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取胜、也不知道如何结束的战争”。美国从1962年开始逐
步扩大越南战争，到1973年宣布停战，整整十年。到1973年3月美军全部撤出越南为止，
美国共向越南派遣了120万军队，其中死亡58,022人，伤150,303人，美军伤亡达到20余
万，耗费2000亿美元。越战进行期间，开小差或不服从命令的情况多得数以万计。战争每
天花费五千万美元，占美国军费的四分之一。1968年战事急转直下，美国国内危机持续爆
发，威胁到美国的社会基础，林登·约翰逊甚至退出了1968年的总统大选。1971年8月，
尼克森总统冒着与盟国闹翻的危险，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征收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
把援助贷款减少百分之十，甚至冻结物价和工资两个月。美国在越战中的损失，无论是财
力还是人力，都超过朝鲜战争；它使美国元气大伤，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从此经济
进入“滞涨”阶段。
其次，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惨重付出和失败的结果，让它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收获了很大的
利益。艾奇逊国务卿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就意识到，不能让朝鲜半岛成为陷入与次要对手
打“边缘战争”的场所。当得知相关国家参战后，艾奇逊告诫参谋长联席会议，“大麻烦
在于，我们正在与错误的国家作战。我们正与次要梯队作战，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然
而，美国卷入越战，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使苏联成为受益者。苏联利用美国被越南战争
拖住的十年，在军事实力上赶上了美国，使美国的核军备相对落后，并从1974年起进行了
一系列扩张，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此外，苏联还利用这场战争遏制了相关国家的影响，
又加强了与北越的关系。
本文试图分析的问题是：在越南问题上，为什么美国决策者没有吸取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
，未能避免再次卷入“边缘战争”的错误？换言之，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决策者的战略冒
进和战略失误？
对美国的越战决策问题进行反思，不仅有助于从更深层面解释美国决策为何会出现叠加失
误的原因，也可以为大国如何追求审慎的权利与明智的利益提供历史的借鉴。越战结束以
来，关于美国为何不断加深越战原因的研究很多其视角多从乔治·凯南“推回”战略的自
然延伸、两极对抗、战略资源全球分配、同盟信誉与权力声望、防止扩张引发的多米诺连
锁反应等角度进行解释。但问题在于，越战并非发生在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生产核心区、
资源核心区或技术核心区，而是发生在国际体系生产、技术与资源的边缘地带。此外，即
便控制了整个中南半岛，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分配也难以起到根本性逆转的作用
。因此，以前的研究成果只能解释为何美国会介入越战，却无法解释为何战争后期美国仍
会不断追加战争投入。本文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做进一步讨论，对美国的错误决策提供新的
解释。
一、早期的战略谨慎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甘迺迪政府，再到约翰逊政府，美国决策层并不是从一场开始就坚决
投入这场“边缘战争”的，而是在一步一步的误判中逐渐卷入其中的。早期阶段，决策层
还是保持了战略谨慎的。尽管美国认为东南亚是美国的战略要地，但最初并没有决定直接
介入越南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决策者形成了不同的判断，误判逐渐加深。在早期
阶段，美国决策层关于越南问题的设想主要归纳为下面几条原则：
（1）以美国的其他世界利益来透视越南。在当时，柏林和古巴，而不是越南，是美国关
注的焦点。美国在欧洲以及在西半球的利益更为优先。即使是在东南亚本身，老挝，而不
是越南，才是核心关注。
（2）避免卷入一场无限制的亚洲大陆战争。朝鲜战争之后，很多人害怕再次卷入一场亚
洲大陆的战争，这成了当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国内政治核心原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就强烈地告诫说，不要重复像朝鲜战争的错误。
（3）把南越的“叛乱”基本上看成是一个越南问题，最好由越南人自己去解决。大多数
美国决策者都对使用白种人士兵与亚洲人作战的效用产生了很大的怀疑。麦克纳马拉指出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越南人必须去战斗的战争……我不认为我们能够为他们接过那
一战斗任务。不过我认为我们能够执行训练，我们能够提供建议和后勤支持。”
（4）通过使美国的支持程度和支持前景显得更多一些不确定性，从而提高对南越政府的
压力，使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南越军队可以更强有力地战斗。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介入越南问题持谨慎态度。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美国在整
个东南亚的战略目标是“援助它们抵御外来的和内在的威胁，从而强化自由世界的力量”
。艾森豪威尔政府定下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基调，但不打算直接出兵援助，一方面是不
愿背上殖民主义的黑锅而使美国失誉于世界，另一方面是由于受到朝鲜战争的牵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多位高层官员都表现出战略谨慎。艾奇逊国务卿认为，“我们不能再来
一场朝鲜战争，我们不能在中南半岛投入地面部队”，“在中南半岛防御中南半岛，将徒
劳无功，且是大错特错”。陆军参谋长李奇微认为，如果要肃清越盟军队，美国需投入
50-100万部队，“美国将不得不进行比朝鲜战争更广泛的动员，每月征兵十万人”，“这
场战争也不会像在朝鲜半岛那样容易；在朝鲜半岛，韩国人在后方对于部队来说还是一项
资产，在越南这场政治战争中，人民更可能是帮助越盟的”。曾经担任美国驻印大使的经
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预计“后果很危险，如果美国取代法国成为越南的殖民军，最终会像法
国一样付出血的代价”。就连麦克阿瑟将军也告诫甘迺迪总统，“亚洲问题永远也解决不
好，就算派去100万美国步兵，依然会发现自己四面受敌，寡不敌众。”参谋长联席会议
雷德福认为，美国把部队直接投入中南半岛将严重分散有限的美国军事力量，越盟的主要
军事供应来自中南半岛之外，打击这些供给基地或使之中立化，将大大缓解法国的军事危
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单纯防卫东南亚没有多大用处，美国部队应当指向危险的根源。
在卷入越战之前，甘迺迪总统的对越政策基于两个认知：一是南越的垮台将给美国和西方
世界带来威胁；二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
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然而，早期的战略谨慎没有能够坚持到底。随着形势的变化，
美国决策层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逐渐改变。反对的声音逐渐暗淡，主张对越作战的声音越来
越高，难以阻挡。在甘迺迪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前，美国对越开战的主要准备工作已
然就绪。在丧失战略谨慎之后，美国最终卷入了越南战争。
二、错误设定战略目标
早期的战略谨慎集中体现在甘迺迪政府对越政策的两个认知上，但这两个认知存在模糊之
处——北越的威胁究竟有多严重？如果认为北越是严重威胁，就应该加大对南越的支持；
如果不认为是北越是严重威胁，那么就应该减少对南越的支持。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决
策层最后把北越视为重大威胁，于是对南越的支持无限增大，直到美军直接参战。由此可
见，产生这个战略方向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决策层对北越的威胁感知，决定他们威胁
感知的关键，是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
越南战争爆发原因虽与朝鲜战争不同，但美国在越战决策上所犯的致命错误，与朝鲜战争
决策具有相似性——冷战的惯性思维导致的目标设定错误。与在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一样，
美国卷入越战，错在根本性的判断上，即认为某个地区的某场局部战争与全球性的意识形
态之争相关，无论是间接相关还是根本相关美国都必须做出强烈反应。虽然美国从考虑参
战到正式参战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论证，但在固执的冷战思维影响下，再多论证也无济于事
，无法挽回方向性的战略失误。西方关于越南战争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数学者认为
，傲慢、偏见和无知使美国在越南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卷入越南冲突是受了冷战时
期美国奉行的遏制基本原则的支配。所谓的误判放在历史背景下其实是十分复杂的并非是
一目了然的错误，而是受到历史限制性的影响，受到认识侷限性的影响。有些错误在当时
难以预料，往往是事后之明。在冷战已经展开的背景下，担心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这一想法从根本上左右了美国的对外决策，导致美国犯下战略性错误。美国陷入越南战
争是一次战略失败这种失败确实是由作为美国战略中的基本要素和逻辑存在的，即由意识
形态来界定威胁，又由威胁来界定利益，结果导致战略目标的设定“只有扩张的刚性，而
没有弹性。”当一国决策层确认为战略意图正确往往会压倒其他因素，当人们相信意图是
正确的时候，再加上舆论的压力，人们往往不再顾忌方式，似乎这是可有可无的或无关紧
要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所谓正确的意图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深陷其中而无力
自拨。到了越战后期，美国决策者开始意识到，卷入越战是方向性的战略失误。国防部长
克拉克·克利福德（英文）坦言，“近几年来使我明白：越南战争是东南亚政治形势引起
的一场局部战争。我认为，把越南战争说成是侵略计画的组成部分，这不真实……”，“
我们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必须停止参加这场战争……现在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时
候了。我们要立即迅速地、有条不紊地、全面地、有计画地退出中南半岛。”
二战后的世界是两极格局。在1948-1965年之间的近二十年里，美与苏、以及它们各自的
盟国之间，都发生了直接和全球性的相互对抗。它们经历了一连串危机。在各自的世界之
间划分了“边疆”，并且把它们的竞争扩到第三世界。两极世界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国
际体系中，两极间的力量分配是极端敏感的。为了避免破坏平衡，以至让敌方力量占上风
，双方总是对最微小力量的变化也保持戒备。每一方都认为一方的力量增长意味着另一方
力量的削弱，一方得到更大的安全意味着另一方失去一定的安全。每一方都把对方的行动
看作是有意的和进攻性的。即使对方已声明自己的行动是防御性的，也会把对方在自己非
重要利益地区的行动视为意义重要的，涉及自身生死利益的行动，从而予以反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是改变和决定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干预政策的关键。1950年4
月，杜鲁门政府制定的NSC-68号文件宣称，“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世界所
有地方的失败”。该文件随即成为杜鲁门政府决定对朝鲜半岛内战实施急遽大规模军事干
涉的理论依据。杜鲁门总统在这一决策过程中进一步将NSC-68号文件具体化。他认为“要
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
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
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
受到极不好的影响”。随着东南亚危机的加剧，杜鲁门政府也开始用NSC-68号文件的理论
框架审视该地区的局势发展。
于是，美国遏制政策正式从乔治·凯南任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时主导的“要点防御”，转
向保罗·尼采（PaulNitze）这位外交政策办公室主任主导的“周线防御”时代。这一政
策的第一特征是美国卷入全世界各大陆的事务，充当“世界警察”。其活动最初是在地中
海和西欧然后扩大到亚洲和中东，并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到非洲和拉美；美国认为，任何可
能的力量真空地带，任何有可能被相关国家利用的地区都是美国遏制的目标。
遏制政策的另一个特征是，美国相信在两极体系下，不进则退，非此即彼。美国将通过有
效的介入或威慑让对方相信，它必将履行它的诺言义务，比如朝鲜战争，尽管这个半岛本
身并不重要，但美国认为它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影响到全球的均势。如果美国容忍苏东阵
营在距离日本领域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培植势力，那么就证明美是靠不住的。美国所以在
东南亚卷入越南战争，因为这属于美国的边疆战争，美国不仅要保卫希腊、土耳其，西欧
和柏林以及朝鲜或古巴的边疆，也要保卫在越南的边疆。冷战时美国严重地陷入冷战思维
困境，苏联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敌人，而有可能被苏联拉入其阵营的则是美国竭力争夺的对
象。
1948年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名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的报告，即
NSC-48/1号文件，其结论部分在1949年12月杜鲁门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得到
通过，即NSC-48/2号文件，这两份文件成为美国战后亚洲政策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文件
中明确提出，“当前东南亚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冲突”，“在中南
半岛问题上运用美国的影响解决非殖民化时，不让西方盟国遭受太大的损失”，同时还提
出，“东南亚是从日本向南到印度大陆的遏制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假如东南亚也
被席卷，我们将经受大溃败，其影响将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为了防止这种局势的出现，
美国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援助，增强亚洲相关国家的实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
自立和政治稳定”，并“鼓励相关亚洲国家之间发展更密切的经贸联系”。
从1948年9月开始，中情局向美国最高决策者提交了一系列分析越南问题的情报评估报告
，认为法国赢得中南半岛战争的可能性极其渺茫。法国已经内外交困，殖民主义体系趋于
瓦解，美苏之间的“冷战”早已开始，美国急于填补老殖民主义的“真空”，取而代之。
冷战思维还催生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这场战争绝不是法国为维持
它们过去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的一种努力，而实质上是保卫自由本身免受侵略的一个明显事
例。”在认识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下子就把中南半岛的局势提高到事关整个战略全局的
高度。“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在越南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该地区出产锡、钨和橡胶；更有
甚者，如果法国人失败了，“很多人将会沦人专制统治之下……最后，连你们也会陷入这
般境地……你们将会称这为‘倒下的多米诺’理论。现在有一排多米诺骨牌已经竖起来，
你把一张骨牌推倒，肯定最后一张骨牌也会以极快的速度倒下。所以，只要有一个地方开
始崩溃，就一定会产生最深远的影响。”他还特别担忧对日本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这个国家可是在远东遏制中俄的关键。
按照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推断，老挝、越南西南边的柬埔寨的丧失，将招致宝贵的锡矿以及
巨大的橡胶和大米供应的损失。还将意味着，泰国将其整个东部边境暴露于渗透或进攻之
下。而且，如果中南半岛陷落了，不仅是泰国，而且缅甸和马来西亚也将受到威胁，同时
也增加了对东巴基斯坦和南亚以及对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险。
“多米诺骨牌”理论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在东南亚问题上的翻版，
它不仅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所青睐，也被甘迺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视为美国指导越南政策的
圭臬。然而，“多米诺骨牌”理论实际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枷锁，给美国提出了一项力
所难及的目标：世界上任何地区出现的威胁，无论是否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无论是美国
战略规划中的边缘地带还是中心地带，美国都将不遗余力地进行阻止和介入。正是在这种
逻辑支配下，美国一步一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难以自拔。
1959年5月，美国政府授权扩大美国军事顾问的职能，开始参与南越政府的具体作战计画
。以后，又派遣3个特种战争小组去南越，负责南越军队的反游击训练。艾森豪威尔时期
强调意识形态扩张的连锁效应。也就是著名的多米诺骨牌，但当时仍认为即使需要采取行
动，也应该是与盟国的联合行动。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保持着恰当的理性的话，甘迺
迪总统以其对意识形态的极端仇视心理，强化了其认知偏见。
国际环境与东亚局势的转变，使美国决策者担忧，是导致他们卷入越战的重要原因。在分
析美国对越政策时，麦克纳马拉曾指出：“南越是新战略的一个实验案例……今天在越南
，我们处理的不是派系争端或针对法国的殖民斗争的残余，而是一个重大考验。”在冷战
的大背景下美国认为不得不从战略层面做出反应，外部的诱惑或严峻的形势使得美国自守
的原则变得不可能。如果美国保持中立被视为是绥靖或保守。20世纪50年代，随着越来越
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逐渐走向独立，以及一个不结盟的中立集团开始出现，美国国务卿杜
勒斯采取了反对中立主义的强硬而公开的态度。他在1956年6月指出，“中立的原则。使
人误以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命运的漠不关心，使自己最大程度地获得安全。这
已日益成为一种过时的观念，再者，除了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中立都是一种不道德的短
视观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声明体现了这样一种原则：中立主义是危险的——这
里的中立主义，不仅指不结盟，而且指一种甚至想与对立力量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事
实上，在美国尚未大规模入侵越南之前，美国国内已经出现对吴庭艳担忧的声音，但美国
当时仍选择扶植吴庭艳。麦克加尔（McGarr）将军曾提到：“尽管吴庭艳有某些缺点，但
是其支持我们……”
美国合作维持战后亚太秩序的规划落空后，启动了扶植日本的政策。在战略竞争意识不断
强化的情况下，美国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苏联扩大冷战的举动。美军入朝参战，并介入
台海事务都是美国与相关国家战略竞争的必然反应。而在东南亚，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
得到了相关国家的支持，加深了美国对于西方阵营失守东南亚的担心，这样的竞争思维最
终导致美国军事介入越南事务。“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认为朝鲜半岛、台海和中
南半岛这三个由亚洲大陆伸向太平洋的突出部有可能成为威胁和进攻美国岛链防线的跳板
，因此将它们当作一个战略整体来考虑，加大了对法属中南半岛的投入”。
美国担心相关国家随着实力的增强，会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
，如果相关国家控制东南亚，将意味着一个“红色亚洲”。如果美国撤出，世界均势将会
发生完全的改变。亚洲将会变成红色，美国的盟友们会受到冲击。当时还是副总统的约翰
逊在对越南进行考察之后警告甘迺迪总统说，美国必须做出一个“根本性的决定……要么
我们现在就迎接东南亚扩张的挑战……要么低头认输”。在美国人的思维和视野之中，冷
战是一场基于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大国战争。
美国认为南越和老挝陷落，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
无法估量的损害。在遏制相关势力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
受到严重的贬低。美国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美国甚至将
美国对越南的政策与慕尼黑的绥靖政策，柏林危机以及古巴危机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退
让和无所作为将可能带来极大的后果。迪安·腊斯克甚至夸张地认为，如果美国失掉南越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会增加。
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美国认为必须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艾森豪
威尔、甘迺迪和约翰逊都一直深信越南战争是相关国家‘扩张主义’的反映，是相关国家
向整个东南亚地区‘扩张’的先声。这种对相关国家的歪曲认知和臆造的威胁论，催生了
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
美国自身也认为这是典型的渲染和误判，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驱动的误判，但在当时冷战
期间扩大这一逻辑判断极大地影响了决策者的思维。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在高
科技领域的突破让美国感受到四面楚歌。这种恐惧奠定了美国介入越南的思想基础。在美
国的眼里，中南半岛是美国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服从冷战和意识形态竞争，也使得美国决策者把对保护盟国的任务看得至高无上，把同盟
义务和同盟承诺看得十分重要。麦克纳马拉回忆说，美国原本可以在1963年底至1965年初
之间这段时间撤军，从越南的撤军可以保全美国的实力，使美国能够在其它地区进行更具
防御能力的活动，从而提高美国的信誉。但偏偏美国不恰当地将美国的撤军与对盟国的信
用联在了一起，认为如果美国无力或不情愿承担起维护防务的职责，那将会影响美国与同
盟国的关系。美国当时还确实考虑了同盟承诺问题。诸多因素导致决策时顾此失彼，出现
决策混乱。“我们（尤其是迪安·腊斯克）担心，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迪安·腊
斯克认为，我们应对南越的安全负有责任，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丢失了面子，那将会削弱
我们在北约中的地位”。“如果南越失败，那么，在整个亚洲，就不会再有政治领袖对西
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声称，这种信任的危机将绝不会仅仅侷限在亚洲的”。
乔纳森·谢尔认为，1965年以后，维护美国同盟承诺的信誉实际上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维持
下去的仅存目标了。同时，在一份1965年3月递呈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备忘录中也显
示，美国卷入越战的因素中，七成源于避免战略信誉的丧失，只有一成是为了让越南人民
享受自由民主制度。由于美国所谓的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策略实施不力，于是美国不得不亲
自上阵。而甘迺迪总统的犹豫被认为是不符合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这个时候，甘迺迪总
统遇刺。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后，必须区别于甘迺迪政府的政策，同时他本人对冷战战略的
认识也更为坚决。约翰逊总统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是：苏联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
地位。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打破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
“林登·约翰逊比约翰·甘迺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
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
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
美国国内民众对美国参战的支持也加深了美国对越战错判的认识。这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
，公众舆论并非总是正确的象征，舆论有时只是政策转变的风向标。民众具有非理性的从
众心态。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约翰逊总统发布公告之后，大多数美国民众包括知识分
子、国会议员、新闻界和普通百姓均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八月底，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
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支持约翰逊政府扩大战争的决定，越南应该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基地”。
报告指出，“绝大多数人认为越南战争将持续数年”。
三、错误估计战略执行能力
朝鲜战争是美国主动介入的，越南战争则是美国从开始的谨慎和不愿意，到最后一步步落
入战争陷阱。除了意识形态的干预之外，决策过程中的能力评估也存在严重问题。基辛格
批评说，约翰逊政府“由于没有胜利的标准，自欺欺人之谈代替了分析判断”。
美国从1955年加大了对越南的投入。从1955年到1961年，美国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
，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植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
后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地直接介入到对北越
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大规模介入
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而持续的投入反而拴住了美国，使美国不得不越陷越深。美国就是
这样在越战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增兵成为无法避免的选择。但是简单地增兵并不能真正解
决问题，反而使美国欲罢不能，错上加错。
美国的作战半径是有限的，而决策者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
超出了美国的能力和成本的限度。虽然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基地，但是其战略抵达能力
和军事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有限的。美国对超出其作战半径的能力存在过高估计。美国决
策者卷入越南战争的依据，可以追溯到1950年出台的针对苏联进行“周线防卫”的NSC-68
号文件。在“美国资源无限”的前提假定下，美国基于“对称反应”原理做出了越战决策
，而这个决策低估了对手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美国领导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能够左
右世界局势发展的能力，迷信美国技术和武器装备的优越，过低地判断越南共产党人的决
心和坚韧不拔。美国决策者一直相信，在实力明显不对称的作战中，美国可以速胜。但他
们严重低估山地游击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终致落入战争的汪洋大海难以自拨，不得不一
次次增兵，扩大战争，突破了局地小规模速胜的默认目标。
如果战略意图方面的错误在冷战大背景下可以理解的话，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却一次次偏
离了默认或没有充分论证的轨道，导致战争难以控制地扩大化。我们同时看到，很多时间
，不是战略方向出现问题，而是战略实施或者是对自身实力判断出现了问题。而战略方向
正确，往往很有说服力甚至于是诱惑力，就会让人们轻视战略实力或者是实施。
越战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决策在目标设计与执行方面缺少连贯性，导致美国不断陷入越战
泥潭。“艾森豪威尔曾经主张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甘迺迪也一再强调越南战争是越南人自
己的战争，但美国军事干涉的战略和方式导致了越南战争的美国化，美军已经完全成为战
争一方的实际主体，这种越俎代庖的局面助长了南越军队的寄生性，并严重弱化了其战斗
力”。
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低估对手是很容易出现的错误。在朝鲜战争时期低估中国，在
越南战争时期低估越南。按理，美国与越南实力确实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当时，美国人口
是越南的6倍，经济总量更是达到越南的77倍。1964年，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除了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世界仅有十几个国家比越南贫穷，而美国是全球第二人均富国，仅
次于瑞士。美越两国技术上的差距，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简直就无法
衡量。在冷战的背景下，除了苏联，美国很容易认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美国在军事
和综合实力上抗衡。在军事上轻视越南这样的小国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像腊斯克、麦克
纳马拉和泰勒这样的“有美国军人特点的一代”的领袖人物，曾亲眼目睹美国战胜了德国
和日本，帮助重建了西欧，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将人送上
地球轨道，在他们看来，越南战争始终是一个相对渺小的问题，只须坚持不懈地沿着正确
的路线前进就行。
四、其他技术性错误
除了战略方向的误判、对战略执行能力的错估，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失误，也导致了美国决
策层的越战决策失误。
（一）对重大的战略性问题缺少准确而充分地思考
麦克纳马拉在反思越南决策的时候，发现许多问题都没有思考周全，就匆忙做出了决定。
更进一步说，美国连发动越战的根本性问题都没有想清楚：“南越的陷落究竟对美国的防
务构成何种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应采取极端的行动去阻止这种陷落的地步？”，
在麦克纳马拉的回忆中，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从美国外交政策角度看，战争更多是让美国偏离了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保全了美国的威
信。1972年10月，基辛格和阮文绍摊牌时说，“我们打了四年仗，把全部外交政策押在了
一个国家身上。”对于他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而言，如此扭曲国家利益简直愚不可及。他深
知俾斯麦的训诫：“对于政治家而言，悲哀的事情在于发现，选择战争的理由在战争结束
时并不像开战时那么有道理。”到了尼克森时代，美国发现其直接卷入越战是希望反对苏
东阵营扩大的理由不那么有力了，而遏制目的到了1969年更是没有必要了。
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形成共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利益轻重缓
急的客观判断，陷入了对威胁过度反应的境地。美国因为越南战争的困境也产生于此。从
冷战开始直至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美国承担过多的责任，做出过多的承诺。由于对国家利
益的认知过于简单，认为所有“威胁”都关系到生死存亡，从而对世界上任何它认为于己
不利的事态进行过激反应。
再有一点，即使美国具有解决和战胜对手的能力，获取这一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过于高
昂，美国在越南的战略目的也会显出其不恰当性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政策由于严重违
背‘比例原则’而遭到强烈批评，甚至在并非全然反对美国越战目标的人中间。人们觉得
，美军使用的军事手段和它们造成的巨大破坏同所涉的美国利益全不相称”。到头来，很
难说多打了四年仗的战略利益比为此付出的人员、财政、道义和精神损耗更大。美国共计
58,022人阵亡，其中20,552人死于尼克森执政时期，4,278人是最后一年送的命。战争直
接消耗是1400亿美元，每个美国家庭要负担1900美元。
显然，美国的决策者们“没有提出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政策选择的问题，没有处理好这
些问题却浑然不觉”，美国“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决策过程逐步推进，一旦决策已定，便没
有机会打退堂鼓”。
（二）对历史类比的借代错误
美国采取了历史的简单类比法来看待越战——这也是容易导致误判的重要便并没有被重视
的原因之一。在决策的过程中运用历史经验和事件类比是经常出现的情况。美国决策者武
断地认为作战方法是可以移植的，可以从这场战争移植到另一场战争，从这一个国家移植
到另一个国家，从这一个十年照搬到另一个十年。换句话说，“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
的克鲁拉克和罗斯托想当然地认为，在欧洲反对纳粹的行动中证明有效的突击队活动也会
在北越奏效，只要依靠正规力量就能打败游击队，维护南越的稳定”。
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美国决策层不仅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视为向自由世界的挑衅
，更是将它们等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法西斯的步步侵逼，认为不加以及时遏止将
会酿成危及自由制度的又一场全球大战。美国权势集团的内心深处关于意识形态、社会制
度和生活方式的分野早已界线清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呼吁英国与美国一起干涉越南时说
：“由于我们没有一致和及时行动，从而开始了延续多年的真正悲剧和殊死挣扎。难道我
们各国没有从二战中得到些什么教训吗？”。约翰逊总统也表示不能在西贡重演慕尼黑的
悲剧，他在阐述出兵南越的动机时说：“我关于历史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如果退出越南
，让胡志明穿过西贡大街，那么我恰恰是做了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事情……
”浓重的意识形态和冷战色彩让美国笃信他们对于越战的决策是吸取了历史教训的正确决
策。
美国的越战决策不可谓不深刻，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为此，越战决策的当事人麦克纳马拉
认为，美国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1）美国错判了
北越的地缘政治意图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2）美国运用自己的经验模
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武断地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所谓的“自由和民主”而战
；（3）美国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
习惯。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4）美国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
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5）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
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缺乏充分而深入的讨论。
这里面涉及对象国的准确认知、信息不对称、决策不够充分、认识盲区比如游击战与现代
手段的合理应用、军事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等等。麦克纳马拉还特别强调这些失误之间
的联系性。“从本质上说，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著。在某一方面的失策，会牵涉
或转化为其它方面的失败，每一个失误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扣结上的一环”。显然，错误
是有联系性的，战略误判也可能由一系列失误引发，而不会是突然的某个单一的因素造成
的。
（三）对相关国家因素的误判
在越战爆发之前，美国决策层的考虑是：苏联由于和相关国家关系恶化，所以无法借道相
关国家来输送援越物资，而越南所需的很多技术装备又是相关国家所无法提供的，苏联若
完全通过海运来支援北越，成本将大大增加，而美国在韩国、日本、台海地区及东南亚都
有落脚点，由此判断，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具备后勤上的不对称优势，同时，还可以借此大
大消耗苏联的实力。美国人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并未受到影
响，包括萨姆导弹和米格战斗机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借道，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越。即便
是在1969年后，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依旧保持着默契。
美国在一开始即担心战争扩大化的问题，也担心相关国家的介入。可以说在越南决策的讨
论中美国多次陷入针对相关国家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
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相关国家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
心，担心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相关国家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
。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
它。美国的许多讨论都在强调相关国家如果介入，美国将会陷入难以战略的困境。这里朝
鲜战场中的较量给美国的教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五、结 论
美国卷入越战是一次重大战略失误，这个失误不是一次性出现的，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决策
时间里，历经三届美国政府，逐步累积决策失误，最终从战略谨慎走向了战略冒进，卷入
了一场不该卷入的“边缘战争”。追究这个漫长的、错误叠加的决策过程，可以发现，两
个根本性错误起了关键作用。首先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影响了决策层的威胁感知，夸大了
北越威胁，导致战略目标严重偏离了最初的设计，从一个局外支持者变成了直接参战者。
其次，决策者陶醉于美国的大国地位和军事优势，轻视北越的作战能力和越南战场的复杂
条件，从而越过了美国军事能力的限度。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一些技术性错误也表明，决
策层的战略制定能力和水平也存在问题，从而未能避免这场决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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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美国反恐战略亦缺乏弹性。花了20年时间，终于成功地 "negotiate with terror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