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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uancha.cn/LiuYanTing/2020_03_02_539311.shtml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刘燕婷】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妇女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医生查问旅游史后，其表示自己刚从中
东某国回来。无独有偶，中东多国也在此后接连出现确诊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
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报世卫，接着是与中东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爱沙尼
亚宣布失守。疫情散播，迅雷不及掩耳。
而在上述国家的通报案例中，几乎所有患者都与该加拿大妇女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近期内
都有都伊朗旅游史。反观伊朗当局，其虽于2月19日才宣布发现2起确诊案例，但依前述的
跨国传染规模观之，病毒应已在境内蔓延一段时间，只是受到某些政治力道箝制，消息才
没有传开；然而中东各国却也因此掉以轻心，从而尝到了跨界扩散的苦果。
什叶社群的朝圣传统
在全球化时代，要准确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并不容易；但此波发自伊朗的疫情，却带有当
地独特的宗教印记——什叶派朝圣文化。
细察伊朗政府公布的首两起确诊案例，有一共通点——这两人全都来自库姆（Qom），且
近期都没有出国旅游史。库姆又恰好是什叶派圣地，每年都吸引到2000万以上的穆斯林前
来朝圣，这里面既有伊朗人，也包含不少域外什叶派人口。据统计，其大多来自有什叶社
群的中东国家——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巴林等，恰与这次疫情扩散的国家
高度重合。
虽说病毒传入库姆的初始途径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确诊人数前，疫情显然已在
当地扩散；更因其得天独厚的宗教地位，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载体。而这
些海内外什叶穆斯林在去过库姆后，或有感染者，就这么把病毒带回故乡，可能是德黑兰
，又或许是科威特，随其开始过起日常生活，又不带半点隔离意识，疫情自然也就这么扩
散开来。
而透过库姆的案例侧写，其实已能隐约描摹出什叶派朝圣传统对此次中东疫情的两大影响
，一是促使疫情跨界扩散，二是令朝圣者的感染风险大为提高。
在第一个影响层面上，我们或许要问，穆斯林世界已有至麦加朝觐的惯例，为何什叶派还
要发展出另一套平行的朝圣传统？归根究底，还是与其身为受迫少数的身份意识息息相关
。综观穆斯林世界，什叶派只占38.6％的人口，除阿塞拜疆、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外，于
其他中东国家而言，什叶派都是相对少数。在黎巴嫩这种宗派主义盛行的国家，只占人口
27%的什叶派还能享有法律保障的政治社会权利；但如若是在沙特，什叶派便只有受打压
的份。但这个社群整体的受迫记忆，却早在沙特建国前便开始了。
公元680年，穆斯林世界爆发了著名内战-卡尔巴拉战役，最后逊尼派胜者为王，掌握了伊
斯兰世界的主流话语权，什叶派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与其族人则尽遭屠戮，什叶派因
而被政治边缘化，中间虽偶有萨法维王朝这种强盛期，但仍撼不了逊尼派的主流地位。
而正是这种“长期少数”的状态，令什叶派萌生巩固身份意识的需求。故其逐渐发展出与
逊尼派互异的信仰内涵，并建立起以“哀悼侯赛因”为核心的信仰实践，例如在阿舒拉节
（Ashura）上街游行、自我鞭打，或是前往什叶派先王先贤的圣墓哀悼，藉著痛惜公元
680年那场血战的仪式，来建立什叶派的主体性，从而传递受迫记忆与团结感，算是种隐
晦的身份反抗。
因此除了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外，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认知中，伊拉克的卡尔巴拉（
Karbala）、纳杰夫（Najaf）、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与库姆等，因是什叶先人圣
墓的所在地，故而成了海内外什叶派的朝圣热点，这才引发了伊朗疫情由库姆扩散到中东
各国的现象。
而在第二个影响层面上，什叶派的朝圣实践也会使参与者的感染机率提升。首先，朝圣本
就是高风险的人口密集活动，而圣墓往往安座在清真寺里，入寺众人虽未必交谈，却还是
群聚于相对密闭的空间中；寺中的古兰经、毯子、女性罩袍也都是多人拿取过的公用物，
一旦有潜伏期患者将病毒留在上面，便很容易造成大面积污染。
而什叶派的某些特殊习俗，又极易造成病毒传递，例如在礼拜时使用图尔拜圆陶（turbah
，）、又或是亲吻圣墓护栏等。图尔拜是由泥土烧成的小圆陶，看上去既像石雕
象棋，又像糕饼，笔者过去在伊朗时曾见过多次，其通常供十二伊玛目派礼拜扣首用，以
象征自己扣首于大地。此举背后的虔诚虽令人感动，但图尔拜就跟古兰经一样，同为清真
寺公用物，使用起来又与人的口鼻距离极近，自然有很高的传染风险。
然而，上述传染途径听来虽令人担忧，却都还没有亲吻圣墓护栏来得直接。当什叶穆斯林
来到圣墓时，其往往会在棺椁前祈祷、甚至哭泣，进而抚摸并亲吻棺椁外的金属护栏，意
在致上哀思、求取福佑。倘若在承平时期，这种信仰实践自是无可厚非；但在疫情流行时
，便很容易成为感染热点。一来人群为求瞻仰棺椁，本就会挤在狭窄的墓室内；二来这些
金属护栏的清洁频率不高，消毒程度也不够，结果就导致人们哀悼时，不仅没戴口罩遮蔽
口鼻，还不断在这些金属上交换彼此的唾沫，若有一人已遭感染，那么后来者便形同与感
染源直接接触，染病风险自然极高。
在什叶派朝圣传统的作用下，库姆俨然成了伊朗国内外的病毒转运站，但人们之所以在疫
情流行之际，还愿千里跋涉前来朝圣，除了信仰实在坚定外，也与政府封锁消息有关。而
在这点上，伊朗政府实在难辞其咎。
面对疫情的政治操作
综观世界各国的疫情治理经验，在爆发之初，为免引起恐慌，多数政府往往会以维稳之由
，暂时封锁或隐藏部分消息，以避免社会失序。伊朗政府虽也有这层思维，但由其实践观
之，却更多是为了政治考虑——也就是2月21日登场的国会大选投票率。
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这已是第11次国会大选。在伊朗政坛上，国会主要的角色
为立法、批准年度预算与国际条约等事宜，虽说其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有限，更多是聚
焦在经济和内政议题上，但因其能反应一定民意，故而被视作2021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然而民间却不怎么关注此次选举，一来是人民对政坛上的温和与保守两派皆不寄予厚望，
二来是此次选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注定结果为何，那么投与不投，似乎差别不大。
在温和派阵营内，总统鲁哈尼屡屡受挫，其在过去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并签署了2015年
的伊朗核协议（JCPOA），以弃核换取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可谓冒着被保守派政变的风险
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报鲁哈尼的方式也特别有创意，那就是在上任后宣布美国单边退
出核协议，且回马一枪，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直把后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过去伊朗应对国际制裁，尚有石油、走私与观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这根主心骨一
倒，经济的疲软便再也隐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国通膨率升到了33.5 %，经济则整
体缩水9%；更糟的是，还引发了冲天民怨。制裁开始后，鲁哈尼每月都要面对数百起大小
不等的反政府运动，最严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价调涨示威，当时骚乱蔓延全国21大
城，导致军队镇压下，造成数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温和派在经济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
主张与西方交好，更反对核协议等国际条约，认为这是西方诓骗伊朗的阴谋。结果特朗普
上任后的急转弯，意外证明保守派的事前预估准确，刚好为其赢得不少选民青睐；加上伊
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今年1月被美国炸死，而其向来是
保守派代表，国内的悲愤情绪自然也对选情有所助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卫队（IRGC）在今年1月误击乌克兰航空客
机，导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难；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镇压，也有其手笔在其中，新仇旧恨
加在一起，总有一批民众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势在必得，几番
考虑下，其决定从选制上下手。
早在大选登场前，由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控制的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便“大
开杀戒”，取消数千名温和派候选人中近半数的选举资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职议员，形
同用制度让温和派强制出局。上述举措虽有效，却着实难看，令不少民众大呼心寒，加上
多数人其实心里有数，不论这次胜选的是保守或温和，只要美国不松手，伊朗经济别说乍
然回春了，只怕还要继续恶化。
面对网络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声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里，而这便是其决心隐瞒疫情的原
因之一。从伊朗政府的逻辑来看，眼下多数民众已对选举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时公布疫
情，只怕会吓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门排队投票。但偏偏选举的投票率又关乎政权合
法性，故为让民众少一个不出门的理由，两派政治人物便在选前统一口径——谴责“渲染
”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间已在2月初流传库姆有确诊案例的消息，政府却总是矢口否认，且中央官员
还屡出奇言，例如宣称这些谣言都是“要让伊朗恐慌”的西方阴谋；其他包括“不用封城
，封城早就是一战前处理疟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
生素就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库姆朝圣，库姆永远为大家开放”等。
在此气氛下，伊朗顺利于2月11日举办了革命胜利日游行；但政府同时也宣布限制医疗物
资出口，一股山雨欲来的气氛正在酝酿。终于在选前倒数两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
布库姆省出现两起确诊病例，且两人都已死亡，其传染源未知，但还是向民众保证“排队
投票的感染风险很低”、“请大家一定要来投票”。结果这次投票率还是创新低，只有
42%。但民情的反噬却正要开始发酵。
制裁下的人心与医疗内伤
2月21日选举结束后，政府公布的确诊数据火速飞升，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防疫措施，
例如宣布停办接下来一星期的音乐会、体育竞赛与所有文化活动，要求疫情严重省份的高
中、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停课，取消德黑兰在内的疫情肆虐区的清真寺周五聚礼、禁止咖
啡馆与水烟店使用共享烟嘴等。然而肇发之地库姆却仍继续开放朝圣，政府唯要求其需限
制朝圣人数，倒是隔壁的沙特惊惶不已，已宣布取消今年的麦加朝觐。
由上述处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并没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顾忌，还是国内严
峻的经济处境。自打美伊交恶以来，伊朗已经历长达41年的经济制裁，即便食物、药品和
医疗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国际氛围的风声鹤唳下，许多欧洲银行与公司担
心会受美国二次制裁，故而不敢与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药物虽多可由国内生产，但
许多进口原料仍是供不应求。
于是这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伊朗境内出现了假药，二是伊朗的医疗体系因物资缺乏而日
渐脆弱，伊朗人也因此养成小病不医的习惯——休息几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药房买药；能
去买药吃好的，就不必去医院。此次应对疫情，伊朗的检测试剂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够，
更不用提医疗设备的左支右绌，制裁的力道于此展露无疑。
截至2月28日日，伊朗确诊数已达338人，库姆、德黑兰、吉兰、马赞德拉等处疫情最重，
累计死亡人数已有34人，疫情致死率约10%。不过考虑到政府封锁消息及医疗设备等因素
，这一数据也不一定准确，一来伊朗人轻症通常不就医，二来试剂不足根本无法因应检疫
需求，故其真实感染人数应远大于338人。伊朗政府眼下虽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维稳优先
，因为伊朗既没有封城停摆这种经济本钱，也没有收纳涌向医院的民众的医疗底子，只能
在不断信心喊话的同时，将各种医疗资源省著点用，优先治疗重症患者。
然而民众的怒火难以平息。目前，伊朗抱怨政府抗疫的网络舆论大约有三类，一是谴责政
府隐瞒疫情，导致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医疗物资缺货，此前却还捐
了300万个口罩给中国，结果现在自己不够用；三是希望神权政体的核心高官们都能染上
新冠肺炎，好一次终结所有伊朗人的苦难。第三种声音当然是少数，但随着日前伊朗卫生
部副部长和副总统确诊、前驻梵大使病逝，此派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内一片欢腾。
此次疫情，可谓对国家治理的一次突袭考试。伊朗在宗教实践与维稳思维下，首先错失了
预警时间，也缺乏良好的监控追踪系统，导致疫情向中东扩散；但当其开始应对后，又碰
上美国制裁紧咬不放的困境，实在力不从心，疲于奔命间，显得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在
付出高成本代价后，疫情总会平息，但因官僚主义、经济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渐背离的民
心，或许才是伊朗政府永远逃避不了的那场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