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是劳动力，来的却是人——以色列外籍移工之子，何处是故乡？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8287
以色列Kan电视台在11月底播放一支将近15分钟的纪录短片。片子开场，观众看到一位乘坐着出租车的少年，镜头交替在少年的出租车旅途与一个看似法庭的黑白场景间；从出租车窗外望去，是菲律宾的街景；一路沉默的少年开口，第一句话是：“我觉得自己像外星人，我不习惯这里，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到了另一个星球……”
少年名叫Rohan（???? ???），十三年前，在以色列工作的菲律宾籍母亲在生下他，自此之后，Rohan就在以色列生长、求学；只是他与母亲都没有长期居留以色列的许可。最近，Roahn与母亲遭到移民警察逮捕，最后两人被遣返回母亲的国家菲律宾。Kan纪录片团队跟随着Rohan与母亲的脚步，捕捉两人回到菲律宾后的近况。纪录片凸显第一次踏上菲律宾领土、语言不通的Rohan，用希伯来语讲述对未来的迷惘。
https://youtu.be/hZrDODFV_0k
影片解说：有关Rohan的纪录片
像Rohan一样的例子还有不少。自今（2019）年暑假末尾以来，有几则新闻报导像他一样的事件；尽管每篇报导中，主人翁有不同的名字，却常有一个雷同之处：非法居留在以色列的女性菲律宾移工（注1）与就学中的子女遭到移民警察逮捕、拘留、甚至遣返。
有关Rohan的这支纪录片上传到YouTube的第四天，已有17.3万观看人次，在留言讨论区，有人对Rohan与母亲遭到遣返寄予同情，因为年幼的Rohan就这样被送到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语言不通的国度；也有人认为，尽管Rohan确实是无辜的，当初以外国移工身份来到以色列的Rohan母亲却“知法犯法”，在产下Rohan后，执意非法居留在以色列；也就是说，Rohan是因为母亲才陷入这样的绝境，这不是以色列政府的错。
菲律宾女人与她们的孩子
如同在台湾的菲律宾移工，在以色列的许多女性菲律宾移工，也是飘洋过海来工作，以色列在1993年让海外移工合法化后，便有来自泰国、菲律宾、中国与罗马尼亚等国的移工，申请工作签证来到以色列，在农业、建筑、照护等行业工作。当时的法律规定（注2），女性移工一旦怀孕，就会丧失工作签证，也无法再申请工作签证，必须回国。也就是说，移工们在以色列的停留必须是暂时性的、纯以工作为目的，他们不应该在此落地生根。
https://youtu.be/OodBfkm03rU
影片解说：碰触移工议题的以色列电影《Noodle》预告片
但是，不少女性移工还是在以色列生下了孩子，虽然她们往往在生产后，就会因为丧失工作签证而沦为“黑户”，只能“打黑工”，在一些移工聚集的城市如特拉维夫等，却开始出现一些民间组织帮助这些移工与孩子们，让他们还是有机会使用医疗或其它基本的服务等。此外，以色列法律规定，学龄儿童、不论国籍，都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特拉维夫一些地区的公立小学，开始出现这些东亚、东南亚面孔的孩子。在1990年代，中央政府对这种状况是有些“视而不见”的；直到90年代末期开始（注3），才警觉到事态严重，逐渐采取行动，例如成立移民警察等。
2000年开始，政府几次遣返行动在被媒体披露后，引起一些反弹。一些维权份子开始动员，组织示威或宣传活动，希望借由民意施压政府；也有人直接向政府高官喊话，呼吁他们重视这些孩子的基本普世人权。更有趣的是，不少文宣使用了以色列身为犹太人国家的身份，引用犹太教经典妥拉中“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这段话，希望唤起以色列犹太人的同理心。几位政治人物的妻子，包括前首相欧麦特（Ehud Olmert）的太太Aliza Olmert与纳坦雅胡的太太Sara Netanyahu，都加入声援行列。
https://twitter.com/newsisrael13/status/1190177221677404161
连结解说：声援移工孩子的示威活动
在这个议题激起不少人民重视之际的2007年至2010年间，以色列政府几次政策急转弯，取消或暂缓遣返移工孩子的决定，甚至有条件地（注4）允许部分孩子与一等亲申请居留在以色列。
从结果论来看，这些动员确实有了果效（注5）。可是，当时仍有一些孩子不符合这些规定；在这些一次性的特赦之后，也还是有外国移工的孩子陆续出生，这样的孩子，至今还是有身份上的问题，不少人就这么成了文章开头的新闻报导主角。
道德，法律，合理性的拉扯
虽然在舆论上，反对遣返移工孩子的声浪似乎是占上风的，也是有人持反对意见。虽然大多数人都对移工的孩子必须被从原生环境中被拔除感到同情，却也认为这些移工违反了当初合约的内容；甚至有人会认为，在观感上，有些人也许是想“利用”自己的孩子继续留在以色列。在普遍被认为比较倾左的以色列报纸《国土报》也曾有报导指出，确实有移工认为，留在以色列会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比较好的机会，因此“明知故犯”，在以色列违法生下孩子，让孩子留在此地成长、受教育。
在法制上，以色列并不像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俗称“移民国家”的例子，采用出生地主义（jus soli）这样的国籍制度。严格说来，世界上多数国家现在不采用出生地主义的制度，而是采取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的制度，即孩子会继承父母的国籍。在采用出生地主义的国家中，并非每个国家都像美国或加拿大这样“大方”，即只要婴儿在本土出生，就给予公民身份，有些国家采用有条件的出生地主义，即出生在本土的婴儿或其父母，必须符合某些其它规定，才可以获得公民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有人会主张，在以色列的这些移工与他们的孩子，在法律上没有要求获取合法身份的权利。以色列政府对这些外国人，是没有任何义务的。当初聘用他们的合约与法规，也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是他们自己选择违反规定的。
但是也有人主张，从某方面来看，这些孩子能留在以色列这么多年，是以色列政府漠视多年的结果；换句话说，执法者的失职，是部分造成他们在以色列成长十多年的后果；那么也许地主国对这样的孩子们确实具有某些道义上的责任。
更有人主张，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虽然当初的“合约”规定，移工迁徙的目只能是工作，而非组织家庭，但不少移工在二十多岁时离乡背井，到异国工作，一待就是几年，难免有情感、情欲上的需求；如果他们与本地公民发展关系，就有机会以依亲的方式让自己与孩子留在地主国；但如果他们与同为移工的外国人发展关系，在身份上就面临截然不同的规范。但是，人可以选择要和哪国人坠入爱河吗？人毕竟不是机器，在情感等面向上，有时会有不可控制的部分。瑞士文学家马克思?弗里施（Max
Frisch）就曾在观察西欧二次大战后的移工制度发展后评论道：“我们要的是劳动力，来的却是人（We asked for workers. We got people instead）。”
德国的先例
国际间为人所知的先例之一，莫过于现在德国的土耳其移工后裔。西德与其它西欧国家，在二次大战后，输入外国移工来帮助战后重建。其中，西德的客工系统（Gastarbeiter）自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相继和南欧国家、土耳其、南斯拉夫及几个北非国家，签订双边协议，引进这些国家的工人。
渐渐地，由于西德经济衰退，这些双边合约逐渐终止；其中，德国与土耳其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这一年，终止客工协议。虽然多数土耳其移工也因此返乡，还是有人选择留在西德。接下来的二十多年，这些人在西德落地生根，甚至将家乡的伴侣与孩子接到西德团圆。1981年，西德政府估计国内有45万左右的外国移工与家属，其中多数是土耳其裔。
但是，德国由于历史的因素，有着深厚的属人主义传统，该国在1913年制定的国籍法（Nationality Law），被认为是现代国籍制度属人主义的先驱之一。虽然非德裔的外国人，还是可以借由归化取得德国国籍，但他们的归化条件十分严苛。经过社会与菁英的辩论后，德国在1999年修法，降低非德裔外籍人士的归化条件，也让不少几十年前因父执辈来到西德担任移工，而在德国生长的土耳其后裔，更容易归化德国籍；这项政策变革，也打破德国几十年来深厚的属人主义传统。
在修法前的辩论中，虽然有不少德国官员与政治人物主张，德国本来就不是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没有义务要让所有外国人都有权利归化；却也有政治菁英认为，德国的移工制度把外国人带了过来，让他们有机会在此落地生根、养儿育女，在某种程度上，这让德国政府对这些人有了道义责任。
某种程度上，过去的德国与当今的以色列，都带着强烈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国家认同。其中，以色列优惠犹太裔的《回归法》（Law of Return），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不过在上个世纪，这两个族群与族群民族主义的“相遇”，却可说有截然不同的遭遇：德国在不到100年以前，是基于族群民族主义而迫害少数族裔的“加害者”；而欧洲犹太人则是近代族群民族主义下的“受害者”。
或许这项差异也可以解释，在以色列，对移工及其子女的“道义责任”论述，加上了犹太人受反犹主义、大屠杀等迫害的历史伤痕。如前所述，不少帮助移工孩子的以色列维权份子主张，正因为犹太人自己寄居、流离失所的过去，他们更应该发挥同理心去保护这些寄居在他们之中的孩子。深入分析，这个观点是有趣也吊诡的，这意味着以色列的犹太族群民族主义，是可以说服一些人接纳不同族裔的外邦人。
2010年，当以色列政府对部分移工子女实施一次性的特设时，总理纳坦雅胡便指出，此决定“在锡安主义（Zionism，以色列的立国方针）与人道价值间取得了平衡……让这些在以色列成长、受教育、学习希伯来语的孩子们能留在这里。”
只是，这样一次性的措施，说到底是对族群民族主义的挑战，这对不少以色列政治人物甚至民众来说，也许终究必须是特例，而非常态。当今流行的多元文化论述，究竟能挑战人们对族群民族主义的信仰与法律，到什么程度，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实验室。
注释
注1：多数的报导都是菲律宾母亲与子女，此外，也有少数是尼泊尔等其它国家；这反映在跨国移工的现象上，某些产业常见特定性别与族裔的从业者；这点在后文提到的德国，也有类似情况，多数在二次大战后，来到德国的土耳其移工是男性。
注2：这项规定已经在2011年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定违反以色列基本法（相当于宪法）中，保障人民组织家庭的权利。
注3：同一时期，也有不少外国人以旅游签证进入以色列，然后非法居留在以色列打黑工。下图显示，根据官方资料，2000年到2001年，是这个情形的高峰。
https://image4.thenewslens.com/2019/12/jtg7oi69fkgoxlgndjq1zp6wywstza.png
注4：这些规定包括：孩子在过去一年必须在以色列就学、来年已经注册准备升级、过去连续五年住在以色列（或在13岁以前来到以色列）、会说流利的希伯来文、及父母是合法进入以色列等。
注5：这些移工孩子的状况，与美国的“梦想者”（dreamers）有些异曲同工之妙，但结果却是非常不同的，美国的“梦想者”在欧巴马（Barak Obama）总统任内获得的仅仅是暂时的保护，而非身份，这点可从政策本身的名称看出（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即《童年抵达者暂缓驱逐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