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哈里里的辞职，能否拯救宗派主义下的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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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婷 2019-11-10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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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示威，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下台。（资料照，AP）
10月17日，黎巴嫩政府宣布对Whatsapp用户课税，结果引发滔天民怨，民众愤而走上街头
。在示威活动喧腾近两周后，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于10月29日宣
布辞职，本就暗流涌动的黎国政坛因而陷入诡谲多变的迷局。对示威者来说，总理辞职或
许象征胜利不远，但就黎巴嫩自身的宗派主义（Sectarianism）脉络观之，此举恐将导致
更大的政治灾难。另外某些媒体或许认为黎国此次示威象征公民力量的崛起、基层的怒吼
，然若深究便能发现，这次示威仍无法超克过往的结构性障碍，某些站上街头者，反而正
是底层群众所鄙视的对象。
黎巴嫩的宗派主义
哈里里总理不仅是黎巴嫩反真主党大本营－未来运动（Future Movement）的领导，也是
反叙利亚代表“3月14日联盟”（March 14 Alliance）里的要角。回顾其总理之路，可以
八个字总结－坎坷艰辛、高潮迭起。哈里里的父亲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
1944-2005）本是黎巴嫩商业钜子，与沙乌地关系良好，并于1992年至1998年、2000年至
2004年间担任黎巴嫩总理，其不仅大力促成《塔伊夫协议》（Taif Agreement），终结15
年黎巴嫩内战，更主导战后重建工作，令首都贝鲁特重回往昔荣华。
然天有不测风云，不明人士以汽车炸弹暗杀哈里里，4000磅的TNT惊天一炸，不仅炸出逼
退叙利亚驻军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也让其次子萨阿德·哈里里应族人要求
走上政治之路，以继承父亲的政治版图。2009年，哈里里初登总理大位，却因2011年真主
党成员宣布退出内阁而下台；2016年哈里里重回总理宝座，没想到这次就任不只更加凶险
，也更为狗血：哈里里在2017年访问沙乌地时，突以“伊朗与真主党在中东过度扩权”、
“害怕被暗杀”等理由，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并待在沙乌地不肯回国。由于事发经过实在
太过诡异，故而引发了“哈里里是人质”、“哈里里其实已被沙乌地挟持＂等国际疑云，
导致黎沙关系剑拔弩张。
在各色谣言绘声绘影下，这出政治惊悚剧的结尾也相当出人意表。哈里里在公开辞职12天
后悄悄回到贝鲁特，宣布“中断辞职”，并表示自己正与总统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磋商。最后其终于在12月5日“撤回辞职声明”，并对自己在沙乌地的真实境遇绝
口不提。回顾哈里里过往的总理生涯，之所以会如此动荡波折，除了外部的伊朗－沙乌地
地缘冲突外，国内的宗派主义也是一大主因。在黎巴嫩，要争取国会议员选举配额、公务
员任用资格、公部门晋升机会等，往往不取决于能力，得视个人的宗派归属而定，逊尼派
、什叶派、基督徒，各有各的规矩。此般现象的成因，还得从奥斯曼帝国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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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示威群众庆祝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下台。（资料照，AP）
奥斯曼帝国采米利特制（Millet）统驭各族人民，但这里的“族”却与血缘关系不大，端
看个人宗教信仰而定，故穆斯林有自己的米利特，犹太人与各大正教会也有，各米利特适
用不同的宗教法与税赋。而奥斯曼时代的黎巴嫩也遵循此种分群方式，且因天高皇帝远，
故各米利特都有很大的自治空间，由此种下了各大宗派间的分群自治传统；当法国人入侵
黎巴嫩后，殖民政府也遵照这套体系统治人民，加上利益分配不均，让各宗派间的分歧日
渐加大，例如马龙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s）明显比穆斯林享有更多特权，由此
埋下日后的内战祸根。
1943年黎巴嫩发布《国家公约》（National Pact），除定位黎巴嫩的后殖民国家身份外
，也正式将政治宗派主义制度化，其重点规范如下：
1. 马龙派基督徒保证不引入外部势力，接受黎巴嫩的阿拉伯身份，并放弃对黎巴嫩西方
身份的主张。
2. 穆斯林保证不追求黎巴嫩与叙利亚的一统。
3. 总统和黎巴嫩军队司令必须出身马龙派。
4. 总理必须是逊尼派穆斯林。
5. 国会议长必须是什叶派穆斯林。
6. 国会的副议长和副总理必须是希腊东正教徒。
7.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必须是德鲁兹人。
8. 国会议员席次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必须是6：5。
以上规划林林总总，看似完美无瑕，面面俱到，却终究经不住时光摧残。首先《国家公约
》中的宗派职务规划，主要是参照1932年的黎巴嫩人口普查而来，当年基督徒还占51％的
人口多数，故其在《国家公约》中能帮自己争取优势地位，将总统职位、军队和议会多数
牢牢握在手中。但基督徒或许没料到，黎巴嫩独立后，普遍贫穷的穆斯林人口增长速远高
于较富有的基督徒，且许多基督徒纷纷移民海外，导致其人口数逐年下跌，渐有边缘化的
趋势。对此基督政府当局也是心里有数，故迟迟不敢实施人口普查，结果反让穆斯林抓到
“作贼心虚”的把柄，宗派冲突日趋激烈，加上巴解（PLO）将战斗基地迁至黎巴嫩南部
，一连串擦枪走火下，黎巴嫩终于在1975年爆发内战。
这场内战打了15年，不仅让黎巴嫩千疮百孔，也把周遭所有外部势力全牵扯进来。首先因
为叙利亚始终不肯放弃统一黎巴嫩的梦想，故其以协助巴解为名，调兵进驻黎巴嫩，而巴
解因将黎南当作反以基地，从而导致以色列以反恐为由入侵黎巴嫩；接着伊朗为了反制以
色列势力，又在黎巴嫩成立了自己的什叶武装民兵势力，也就是今日的黎巴嫩真主党（
Hezbollah）。各派人马鏖战多年，终于在1989年签订《塔伊夫协议》，调整出新的宗派
职务模式：
1. 1943年的《国家公约》规定，逊尼派穆斯林总理由马龙派基督徒总统任命，故对总统
负责；但在《塔伊夫协定》后，总理改为对立法机关负责。
2. 国会议员席次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改为5：5。
3. 总统权力遭到弱化，但总理权力却提升不少。
总之内战过后，基督徒虽向穆斯林让权，却未能终结宗派主义的传统，《塔伊夫协议》虽
意在化解宗派冲突，却只是重新固化了宗派间的分野。更糟的是，闯进黎巴嫩的外部势力
也不肯随内战结束撤出，首先真主党民兵以抵抗以色列为由，拒绝解散，最后政府只好让
其就地合法；叙利亚既已驻军成功，自然也不肯走了。黎巴嫩的宗派主义至此便与大国的
地缘政治纠缠在一起。故内战结束后，政治僵局与内乱成了黎巴嫩的常态，因为各地方势
力背后都是宗派，宗派领导人又常与外部势力合作，因此国会中往往难得共识。2005年2
月14日，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致使黎巴嫩在“对叙态度”上，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
。
当年的哈里里暗杀事件，由于凶手未明，故以色列、叙利亚、真主党都被怀疑是幕后黑手
，结果又触发新的宗派冲突。3月8日，真主党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以“感谢叙利亚”为
名，向阿萨德政权；但无独有偶，3月14日也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叙利亚自黎巴
嫩撤军。两派人马自此成形，分别是亲叙利亚和亲伊朗的“3月8日联盟”，其成员主要为
什叶派加基督徒；以及反叙利亚和亲美的“3月14日联盟”，成员多是逊尼派加基督徒。
这次冲突又名雪松革命，最后叙利亚虽被迫撤军，但黎巴嫩的宗派冲突却又在革命这攫取
了不少新能量。
“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从此在政坛上疯狂斗争、抵制对方，制造无数政治僵
局，更曾导致黎巴嫩长达两年选不出总统。哈里里2016年二度就任总理后，虽竭力要调和
两派人马斗争，却蚍蜉撼树，黎巴嫩政坛又暴力事件频传，因而才有那段总理自我放逐沙
乌地的闹剧。后哈里里之所以愿回国再任总理，部分原因在于殖民母国法国总统马克龙、
黎巴嫩总统的居中调停。然而宗派冲突还是没有解决，“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
”不仅持续制造僵局，还狂挖对方墙角，哈里里这个总理既当得危险，又身不由己。上次
辞职，黎巴嫩与各方势力花了10几天才翻转这个结果；此次辞职，对执政当局来说，其实
就是2017年总理出走风波的另类再现，只是这次两派人马及外部势力都无法保证，要花多
久才能让一切重归原样。
垃圾山下的示威
而宗派主义不仅常驻黎国政坛，也深入民间各大角落，从而形塑了特殊的示威动员结构。
在一般黎巴嫩公民的人生经验中，多少都要与Za'im制打声招呼。Za'im在阿拉伯语中为“
领袖”之意，置于黎巴嫩的政治脉络中，则意指宗派领袖。Za'im制能为一般公民提供政
治赞助、保护与服务，其领袖主要有两种统治基础，一是出身国家一级宗教领袖，二是来
自国家和地方的一级宗派选区。
这种权力基础使黎巴嫩的国家机构成了宗派领袖间的竞技场，其中“高级”的宗派领袖，
往往就是大党的要员，既有自己的外交关系和外部赞助商，还能代表黎巴嫩参与国际会议
，并能参与表决法案；而地方的一级宗派领袖则为地方市政提供服务与赞助。例如全黎巴
嫩约有1,010个市政委员会，当其人手不足又缺乏资金时，Za'im制下的宗派领袖便会代其
做些基本服务，比如环境清洁和街道照明，基本上凡是市政职能未能完善处，Za'im制都
会设法满足地方公民的基本需求，例如健康检查、提供教育和就业引荐等。
平心而论，黎巴嫩的Za'im制其实与中东国家常见的瓦斯塔现象类似。瓦斯塔（Wasta）的
阿语原意为“仲介”，但在中东政治中则代指裙带关系。瓦斯塔的根源是传统的部落社会
结构，即金字塔顶端的部落成员（通常指酋长）有权分配财富、调停纠纷；以现代国家的
语境来看，酋长的主要责任便是分配利益、并调解人民与政府的纠纷，其中最重要的工作
内容，就是介绍工作，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公部门职缺。故中东各国普遍有一现象，就是公
部门庞大但效率极低，因为里面塞满各种走后门、靠关系的职员；这些人虽效忠国家，却
也同时效忠部落，对后者的忠诚度甚至更高，因此其往往会掠夺国家资源，私相授受给同
部落者。
黎巴嫩的Za'im制虽把部落换成宗派，但效果几乎相同，即许多黎巴嫩人都要依赖地方宗
派领袖的赞助，就算新一代年轻人日渐世俗化，但求职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即便其并不虔
诚，却仍得仰赖地方宗派领袖为其找个好工作，而这便是其在示威运动中的着力点。2015
年7月，黎巴嫩政府突然宣布关闭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的几处垃圾场，回收公司Sukleen于
是暂时停收垃圾，结果导致大量垃圾堆满城市街道，贝鲁特几乎要淹没在一片垃圾海中，
部分市民为了自救，遂组成“You Stink!”团体，号召群众示威抗议，最后演变成超过十
万人上街的社会运动，其主要要求也由收拾垃圾扩及其他层面，包括生态环保、停电、选
不出总统的政治僵局等。
然而这次示威在持续8个月后便自动散去，而政府基本上什么重大改革也没做，但民众之
所以不愿再继续上街，原因就是宗派主义的反动员。这场示威活动虽有公民崛起的意味，
但打从一开始就不是所有宗派都参与，黎巴嫩的宗派冲突如此严重，许多老一辈的黎巴嫩
人一看到街上的示威者与自己宗派互异，心里首先就起了排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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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黎巴嫩抗议，最初抗议的起因是在7月时，当局关闭了垃圾掩埋场之后，垃圾无法
有效处理的问题形成危机，并蔓延到全国。（取自维基百科）
再者根据调查，2015年垃圾示威中的青年参与者数量，以贝鲁特美国大学（AUB）居首，
敬陪末座的则是黎巴嫩国际大学（LIU）与黎巴嫩大学。AUB是黎巴嫩知名的贵族学校，一
学期学费高达7500-10000美金；反观LIU的学费一学期只要2000美金，黎巴嫩大学更只有
81美金。在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中，AUB只有菁英阶级的孩子才读得起，一般黎巴嫩人根本
想都不敢想。故在这场示威中，一开始各方青年虽在臭气熏天下发出怒吼，但一般的黎巴
嫩人都需要Za'im赞助制来为自己介绍工作，故政府一看情势大乱，便示意各宗派领袖近
场救援，威胁利诱双管齐下，劝退无法不靠Za'im制存活的年轻人；但读AUB的菁英学子便
不然，其家境优渥，往往不必担心宗派领袖不帮自己介绍工作，甚至毕业后的第一规划就
是出国就业，最后顺势定居他国发展，因此其不仅参与率最高，也撑得最久。
此外，2015年垃圾示威中还存在另一股被忽视的沉默力量－工人阶级。当年内战结束后，
哈里里采用新自由主义基调的经济重建计画，以牺牲工农权益为代价，扶持金融与建筑产
业，但又冻结工人工资，形同将从国家的重建成本社会化，工人境遇因而每况愈下；而黎
巴嫩的非正式雇员、小企业比率又极高，导致工人难以组成工会为自己争权，只能默默承
受长年的剥削。故当2015年的贝鲁特燃起示威之火时，工人们难掩振奋之情，纷纷赶赴现
场，然现实却狠甩他们一个耳光－由学生、青年、菁英主导的示威核心根本不愿接纳工人
势力，除了因彼此议程不同外，多少也有点贵族情结作祟。最后工人再度被边缘化，只能
默默离场，继续回去过被压迫的苦日子。
以上虽是四年前的街头样态，但到了2019年的黎巴嫩，同样的示威权力结构仍持续作用。
在黎巴嫩的社群媒体上，往往可见人们po出抗议者手持iPhone 11、身穿潮服的图片，底
下还会附上几句嘲讽之语，意指“这么有钱却上街装穷”。倘若此次示威结构仍无法超脱
过往宗派主义的束缚，那么其发展轨迹也很容易预测，大抵就像2015年的示威－前几个月
各方会师，同仇敌忾，空前团结；接着宗派主义就会生效，一般学生于是纷纷离场；不必
仰赖Za'im制的菁英学子们会再苦撑一下，最后也是散得无声无息。
何去何从
黎巴嫩政坛的宗派冲突虽严重，但并不代表政治人物们就对此次示威喜闻乐见。由黎巴嫩
应对2015年示威的经验可知，尽管“3月8日联盟”与“3月14日联盟”的派系斗争激烈，
并有持续两极化的趋势，但所有互动都可视为对宗派主义的默许；而示威这种结果难料的
事，反而才是执政当局最大的敌人。故这两大联盟尽管平日水火不容，但在化解示威人潮
上，却永远存在合作空间。早在哈里里辞职前，原本与其派系相左的真主党领导人哈桑・
纳斯拉拉（Hassan Nasrallah）便公开表示，示威就是外国政府意在颠覆黎巴嫩执政当局
的国际阴谋，一旦总理被逼辞职，黎巴嫩恐陷万劫不复的境地。
从示威者的角度来看，此次公民崛起，或许是让黎巴嫩摆脱宗派主义的关键第一步，只要
一步步来，黎巴嫩就能逐渐过渡到公民治理的阶段。而若由历史轨迹观之，此时的黎巴嫩
或许就如示威者所说的，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但却有很大的机率重蹈覆辙，进而重演
2015年示威人潮自行散去、2017年总理策略性辞职又反悔的戏码。哈里里的辞职，从来不
是这次示威的关键，整个宗派主义已根深蒂固扎在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中、烙印在历史骨血
上，哈里里不过是拼图的一角，黎巴嫩的转型之战，得看示威者的权力结构变化，以及执
政当局联盟的调整意愿，前头的路，还很漫长。
＊作者为《中东研究通讯》专栏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