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海上安全】邵建平：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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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2019-08-01 11:47
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中国 (昆明) 南亚东南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法学博士
内容摘要
作为军事外交的最高阶形式，联合军事演习在具有军事同盟的国家间非常普遍。除了发挥
向“第三方”传递军事威慑信息的作用，联合军事演习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着预防性外交
的作用，是信任建立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误判、增进互信，也能够推
进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的国际合作。经过十余年的军事合作，尤其是中国和东盟成员国
间双边军事联合演习积累了经验，加之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不断取得进展，中国
和东盟于 2018 年 10 月成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
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及海上联合搜救为重点、不针对“第三方”完全符合中国一贯主张
的新安全观理念。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维护南海
局势的稳定，减少误判，提高互信水平，也能够推进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2018 年10月22日至27日，中国和东盟在中国湛江举行了海上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是
东盟首次与单一国家举行联合军演，也是中国首次与东盟整体进行联合军演，因而，对东
盟、中国以及中国－东盟关系意义重大。本文在分析联合军演在军事外交中的重要性基础
上，剖析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背景，最后以新安全观为视角，阐释中国－东盟海上
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
一、作为军事外交重要手段的联合军演
在理论上，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在维护国家利益过程中是截然不同的，两者实现政策目标
的手段——暴力－强制的武装力量与和平－劝说的外交艺术是不相容的。然而，在国际关
系实践中，军事外交作为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早已存在。只是更倾向于使用防务外交、防
务关系、军事关系、军事交流、军事接触等表述。最早的军事外交实践可以追溯到欧洲
30 年战争时期，当时，法国的黎塞留将军官派遣到盟国，从事联络工作并收集军事情报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国家间往来更为频繁也更为正式，军事外交也逐步演变为正
式的外交惯例。但总体而言，军事外交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不断丰富的实践。冷战结束
后，国家间的军事合作更趋频繁，昔日处于相互对立的美苏阵营的国家间都逐步开展了军
事合作。不断丰富的实践引起了各国政府对军事外交的重视。1998年，英国国防部在《战
略防务评估报告》将军事外交定义为“为国防部承担的各种活动，包括消除敌意、建立和
维持信任、协助发展民主负责的武装部队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提供支持，从而为预防冲突和
解决冲突作出重大贡献”。
此后，军事外交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外学者科特 (Andrew Cottey) 和佛
斯特 (Anthony Forster) 认为，“与传统上将武装力量定义为出于防卫、威慑、强迫和
干涉的目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不同的是，军事外交是指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运用和将相
关机构 (主要指国防部) 作为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种工具”。郭新宁则认为，“军事外交
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国防部门及武装力量旨在增进和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国
防安全目标，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进行的交往、交涉和活动，是一国对外关
系和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该国国防政策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
。较为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则认为军事外交是“国家或军事集团间在军事及相关
领域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的总称，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为了维护、实现和扩
展国家利益，直接服务于国防建设和军事战略，是国家或军事集团国防政策的对外延伸”
。韩献栋则根据军事外交活动的性质和合作强度，将其分为以增进普遍性价值为目的的普
遍性军事外交和以增进相互信任、友好关系为目标的交流性军事外交，以及以应对明确或
不明确威胁为目标的合作性军事外交(包括协作性军事外交和结盟性军事外交)3 种类型。
相较而言，中国政府比较侧重于从增进互信和协作性角度阐释中国的军事外交。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5 年 5 月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明确指出“中国军队
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
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要和美军“增进互信、防范风险、管控危机”，与周边国家“推
动建立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安全和合作新架构”。
不管是从目标导向还是从其特征描述对军事外交进行定义，军事外交作为外交的一种手段
，其实践形式已经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主要包括:高级军事和文职国防官员之间的双边
和多边接触；任命并派遣驻外武官；双边防务合作协定的签署；帮助培训外国军事和防务
文职人员；为他国武装力量的民主控制、防务管理和军事技术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军
事人员、军事单位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舰船互访；配置军事或文职人员到伙伴国家的
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在伙伴国家部署训练队伍；为伙伴国家提供军事装备等援助；出于训
练目的举行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从以上形式来看，作为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联
合军事演习处于军事外交形式中的最高阶层次。其与军方高层互访、军事贸易、舰艇访问
、军事援助、军事培训等相比，需要联合演习双边更加协调的配合和更高程度的互信。而
且，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与双边联合军事演习相比更趋复杂，相互间协调的难度更大。
从目标导向角度来看，联合军演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种是通过联合军演，展示军事优
势、传递军事威慑信息，达到制衡“第三方”的目的，属于“结盟性军事外交”的范畴，
因此在具有军事联盟关系的国家间非常普遍。如美国经常与日本、菲律宾等盟友间的联合
军演即有制衡中国的考虑。2012 年，在中日钓鱼岛争议再起的背景下，美国和日本于
2012 年 8 月首次举行了防卫岛屿演习，演练的目的是假想钓鱼岛“受到侵攻”时，日方
将如何(在美军的帮助下) 夺岛。2013年，在中菲两国南海争端激化的背景下，美国和菲
律宾的“克拉 2013”联合军事演习也首次将夺岛作战与夺岛抢修作为联合演习的重点科
目。美菲在此次军演中投入的兵力和舰船都创下了历年之记录，演习地点离黄岩岛也仅
仅 20 海里左右，其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自明。有菲律宾政治分析人士也明确说:“菲律
宾此举意在借军演向中国显示，‘只要菲律宾愿意，就可以向黄岩岛方向海域投入军力，
而且还可以将美军也拉入同一海域，共同威慑中国’”。总体而言，在非对称的国家间关
系中，实力相对较弱的一方通常会采取外部均势战略，通过与域外大国结盟或者将开展军
事合作作为制衡区域内或者地理上邻近大国的战略。而在地区间或全球层次上的大国竞争
中，大国也倾向于与其他大国所在区域的小国结盟或者开展军事合作，扮演“离岸平衡手
”角色。其中，联合军事演习是军事盟友或者安全伙伴间军事合作最常用的形式。
第二种类型，是国家间通过联合军演达到管控相互间存在的问题、减少误判、深化战略互
信、合作治理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目的，其总体而言属于“协作性军事外交”的
范畴，目前是要实现预防性外交目标和建立信任。有学者专门从这个角度总结了军事外交
的重要作用，认为军事外交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管控危机；可以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增
强国家对相互间国家能力、国家利益以及各自底线的认知；通过建立定期对话和发展高级
国防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强化深层次互信和培育共同事业感，从而能够改善战略环境。联
合军演作为军事外交最重要、最高阶的形式之一，自然也具备同样的功能。冷战结束后，
随着地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利益交叉更加多元化，昔日的对手
之间都具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因此，国家间更倾向于采取政治谈判、司法途径等和平
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议或矛盾，包括涉及领土和海域的争端。对于相互之间暂时难以获
得解决的争端，则开始重视互信建设，为政治谈判营造和谐的氛围。尤其是对于海上争端
，国家间也重视为军舰、飞机在海上意外相遇等构建规则，并通过实际行动对规则进行演
练，以达到管控分歧、预防冲突发生、增强互信的目的。此外，冷战结束以来，高阶政治
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逐步下降，而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非传
统安全威胁的特殊性迫切要求世界各国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而且对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安全合作伙伴之间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专门对如何应对非传统
安全威胁科目进行演练就非常普遍，也非常必要。如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
，美国与安全合作伙伴间的军事演习都增加了合作反恐演练。中国也与俄罗斯、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斯坦、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专门开展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联合军事演习。
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基础
如上文所述，联合军演处于军事外交形式的最高层次，而多边联合军演则比双边联合军演
更复杂，协调难度更大。因此，中国－东盟海上多边联合军演的成功进行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在中国－东盟军事外交不断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同时，因为在目标导向上
，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具有管控南海争端、强化互信并对相互间达成的行为规则进行
实际演练的作用，所以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功还与双方在南海议题上的合作取得
重大进展有关。
(壹) 中国－东盟军事合作的持续推进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东盟关系取得了全方位的进展，已经成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
典范。当然，中国－东盟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军事合作比政
治、经济合作起步较晚，军事关系也不像政治、经济关系一样紧密。2003 年 10 月，中
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意味着中国认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一
系列原则，包括“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或争端；放弃使用武力威胁；有决心和诚意防止争
端出现”等。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缓解了东盟对中国的忧虑，尤其是对中国
会用武力方式处理南海问题的忧虑，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强化了国际法基础。随
后，中国－东盟军事外交也得以逐步推进，内容则涵盖了军事外交的大部分形式。在双边
层面，中国和部分东盟成员国开始将开展军事合作作为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联合
公报》)的重要内容，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防务合作机制，军方高层互访、军事贸易、舰
艇访问、军事援助、军事培训、联合演习平稳推进。具体表现如下:中越两国军方高层互
访频繁，建立了中越两军边境高层会晤机制，截至 2018 年底两国国防部长已经在双边边
境举行了 5 次会晤。中菲两国已经签署了《中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两国最近两
年签署的《联合声明》中都强调要落实好《中菲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推进两军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泰两国也建立起了国防部防务安全磋商机制，泰国则开始向中国购
买军事装备。中国对柬埔寨给与了持续的军事援助，帮助培训柬埔寨官兵、援建军队医院
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东盟成员国间的双边军事演习也不断取得进展(具体见表1)。
https://i.imgur.com/H9OlwMC.jpg
在多边层面，中国和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东盟国家防长扩大会议
、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机制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其中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
会晤机制是中国和东盟最有效的多边防务对话平台。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东盟防长会
晤机制已经成功举办了9 次。正是在 2015 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
中国首次倡议与东盟成员国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当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就推
进中国－东盟防务合作提出 5 点倡议，其中即包括“为应对共同风险挑战，中方愿与东
盟国家于 2016 年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联合训练和海上搜救、救灾联合
演练”。2017 年，中国防长在第六次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再次倡议在南海海域
举行中国－东盟海上联合演练。他倡议“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与东盟国家军队在中国湛
江及其外海举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海上搜救和救灾联合演练”。
由此，不难发现，作为最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中国和东盟国家 2003 年以来在双边、多
边的军事合作方面表现出了善意，增加了共同利益，促进了彼此对相互间安全关系的可预
测性，最终推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互信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国和泰国、柬埔寨、缅甸、
新加坡等国的双边军事演习为中国－东盟海上军事演习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基础。
(贰) 中国－东盟南海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
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于 2018 年底顺利举行与南海局势的趋稳转圜有密切关系。在
2015年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对于中国防长常万全提出的举行中国－东盟
海上联合军演倡议，东盟国家外长没有给与正面回应。一方面，当时的南海局势因菲律宾
单方面挑起的南海仲裁案正在推进，南海争议各方及域外大国处于激烈博弈中，使得南海
局势持续紧张。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还没有就“《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适用于南海”达
成共识。
2016 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的持续努力下，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策略”不断取得实质
性成果，为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成行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
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及联合工作组会、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以及中国
－东盟“10+1”等多重机制下，中国和东盟就维护南海局势稳定、构筑中国和东盟共同主
导的南海地区秩序进行了密集的磋商。在2016 年 4 月 28 日举行的落实《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第十一次高官会上，中国和东盟官员承诺“致力于落实‘早期收获’成果，包括建
立‘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中国和东盟国家海上搜救
热线平台’等合作项目并一致同意在南海地区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等问题保持沟通
”。中国外长在 2016 年 7 月 25 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中国愿意和东
盟国家在 2017 年年中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磋商”。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上台执
政后，总体上奉行了务实的外交政策，不仅摒弃了阿基诺三世政府时期的“联美制华”而
且暂时搁置了“南海仲裁案”这为中国－东盟南海合作、中菲南海双边合作创造了条件。
在密集的磋商和良好的大环境下，南海局势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趋稳转圜。2016
年 8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
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2017 年
5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和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提前达成一致。“南海行为准
则”框架的达成标志着自 2013 年启动的 COC 磋商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东盟
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构筑中国－东盟共同主导的南海地区秩序的重要进展。
在中国－东盟南海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南海局势转圜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推进中国－东
盟海上联合军演也取得了突破。特别是中国和东盟于 2016 年 8 月达成了《中国与东盟
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对中国－东盟开展海上联合军演提
出了客观要求。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指
出“各方同意，当各方所有的海军舰艇和海军飞机在南海相遇时，各方将按照提示使用安
全和通信程序确保它们的安全”，“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最大限度地保障海上安
全，促进睦邻友好，减少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时的风险，并加强海军之间的合作”。
在 2017 年 6 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新加坡正式宣布将于 2018 年举行首次中
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其目的是强化防务合作、减少紧张态势、降低误判风险。在
2018 年 2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上，各国防长正式同意在 2018 年举行中
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随后，中国和东盟“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海上联合军演同步推
进。一方面，中国和东盟于 2018 年 8 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议上
形成了“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于 8 月 2 日至 3
日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举行了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桌面推演。总之，中国和东盟
2016 年以来在南海合作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为中国－东盟开展海上联合军演奠定了基础
，也提出了客观要求。
三、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是践行新安全观的体现
(壹) 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是指行为主体依据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安全环境)，对自身在
安全方面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认识，同时也包括自身应对安全威胁的政策主张。冷
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对国际形势以及自身所处安全环境的认识，在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与
东盟国家互动过程中提出了自身的安全观。在 1994 年举行的中国－东盟磋商会议上，时
任外长指出“我们不赞成照搬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和措施，例如产生于两大军事集团大规
模军事对抗时期的欧洲安全组织……在现阶段，多边安全对话应该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致
力于增强相互的理解与信任”。1996 年，中国外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首次提出建立“新
安全观”的主张。1999 年，中国领导人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系统阐释了“新安全观”系
统归纳了“新安全观”的 4 个核心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2002 年 7 月 31
日，中国正式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强调“摒弃冷战
思维，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相尊重对方
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国家无
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
关系的民主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
，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体来说，中国倡导“新安全观”就是要主张在
安全领域杜绝零和博弈；通过合作降低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风险；国家间安全合作不针对
“第三方”；重视预防性外交和信任措施建设，和平解决争端。此后，中国通过上海合作
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香格里拉对话会、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机制积极
践行新安全观，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为地区和平和稳定贡献了力量。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根据国际安全角势的变化，在 2014 年 5 月举行的亚洲相
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强调安全的“共同性、综合
性、合作性和可持续性”，明确指出“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
全；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
设性作用”。“亚洲安全观”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是“新安全观”的 2．0
版，也是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维护亚洲安全的理论贡献。中国领导人在阐释“亚洲安全
观”的同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安全观”与冷战时期传统安全观的区别，他指出
“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
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贰) 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
2018 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使用及海上联合
搜救为重点，具体科目包括编队运动、编队通信、联合搜救、直升机甲板互降等。所谓《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最早由澳大利亚于 1999 年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提出，后几经修改
而最终达成。1999 年时《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英文名称为“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其目的是“以国际法律和航行原则为基础，促进海军舰艇和飞机
在海上不期而遇的行为更加安全”。此后，“Code for Unalert-ed Encounters at Sea
”经多次商讨，于 2003 年形成了新的版本。2003 年版本被称为《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海
上意外相遇规则》，其宗旨“为各国海军能够维护和促进其权利、义务、自由和责任，发
展相互有益的国际合作和透明度，并在制定有关海洋利用的国际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和
广泛参与”；“为限制相互干扰和不确定性提供安全的措施和方式，并促进不期而遇的海
军、公务船、潜艇和飞机间的联系”。其适用范围，包括“公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
济区以及群岛国家的群岛水域”。然而，这与 1992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
连区法》产生了矛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规定:“外国军用船舶进
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为此，中国在 2013 年曼谷举
行的海军论坛上对《西太平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提出了异议，要求将适用范围中的“领
海”删除。2014 年 4 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中国青岛举行的第十四届西太平洋海
军论坛上正式获得通过。2014 年版本《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明确规定“其没有法律约束
力、只是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海上安全的协调方式”，并规定只包括“海军舰艇和海军飞
机”，地理范围模糊表述为“海上”。
经过十余年磋商才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对各国海军舰机海上意外相遇时的安全程
序、通信程序、信号简语、基本机动指南等都做出了明确规范，是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
”，也是预防国家间舰机误判、减少相互干扰的指导性文件，对于维护海上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为了通过落实《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强化各国海军间的互信与合作中国和东盟国家
在 2016 年 9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 (10+1) 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适用于南海的联合声明》《声明》的签署“有助于中国和东盟各国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
与稳定，最大限度地确保海上安全，促进睦邻友好，减少在空中和海上意外相遇时的风险
，并加强海军之间的合作”。
因而，2018 年 10 月举行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为基础
，并以新安全观为演练重点，体现了新安全观以开展预防性外交、以建立信任措施为基础
增进互信水平、提升相互间安全感的理念，增进了中国和东盟间的互信，有助于管控海上
突发事件，减少相互间误判，增进了中国海军和东盟国家海军间了解，提升了共同应对海
上安全威胁的能力。双方海军一起工作获得了熟悉和舒适感。正如新加坡防长黄永红
2018 年 10 月 23 日访问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基地湛江时所言，“多边联合演习非
常重要，在和平时期，我们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建立联系、相互了解、知晓别人的想法……
相互了解越深、互信水平就会越高”。中国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王海也说，此次演习显示
出“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共同谱写了南海周边国家务实
海军交流的新篇章”。新加坡第一舰队司令员李木也认为“参演各方对结果的高度评价使
我们有了更大的信心和信任，使我们的海军能够相互合作，特别是在未来应对海上事件方
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著名学者卡莱尔·塞耶教授分析认为，中国－东盟海上联
合军演的成功举行标志着东盟没有将中国视为敌人。国内学者翟昆也认为中国和东盟海上
联合演习“突破了东盟在中美之间的摇摆和观望，突破了东盟与中国此前的战略互疑，也
突破了中国此前只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单独进行军事合作的固有模式，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
总之，中国和东盟海上联合军演没有针对任何第三方，只对《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应对
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了演练，切实体现了新安全观的精神。
结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和东盟开启正式外交接触以来，中国就积极践行“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重视“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理念在东南亚方向的落实
。1992 年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和毗连区法》和 1995 年“美济礁”事件引发
了东盟的密切关注，也引发了东盟对中国的疑虑。对此，中国予以高度重视，并在第一届
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会上主动临时决定与东盟就南沙问题进行讨论。此次讨论打破了中国
在南海问题上只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谈判的一贯立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盟因该问题对
中国产生的忧虑。随后，中国和东盟在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方面强化了合作，并于 2002
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 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的
域外大国，体现了中国愿意和东盟“坚持通过对话合作增进互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
”，构筑“本地区稳定、和谐的国家关系结构”。此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始了军事合作
，包括举行双边联合军事演习，推动了中国和东盟国家间的互信。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外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
新理念，该理念以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安全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建设南海安全共同体变得十分必
要和迫切，而南海安全共同体并非强调集体身份的建立，而是要致力于互信建设，共同维
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在东南亚方向推进过程中，中国继续
在南海问题上全面落实亚洲安全观精神，全面推动中国和东盟在南海议题上的规则建设，
最终于 2018 年 10 月成功与东盟举行了多边海上联合军演。联合军演增加了中国和东盟
国家的相互了解，减少误判、提高了互信水平，联合军演推动南海安全共同体建设取得了
重大进展。
目前，中国和东盟已经就“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已经对文
本内容开始了频繁磋商，而且中国于 2018 年 11 月明确提出了希望未来 3 年内完成“
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愿景。“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的行为规范
，有助于南海区域秩序的构建。“推动互信建设”既是“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内容，也
是构建南海地区秩序的必然要求。而作为新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东盟海上联合军演能够
推进相互间互信水平的提升。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国家有必
要总结 2018 年 10 月第一次海上联合军演的经验，将其机制化和常态化，为打造南海命
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感谢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周桂银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悉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