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50年
http://www.tsyzm.com/CN/abstract/abstract67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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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Putnam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
过去三四十年间，社会资本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热门的领域之一，而因社会资本
衰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社会资本可分为粘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
会资本。其中，连接性社会资本在现代民主国家更重要，但也更脆弱。自20世纪60年代中
期始，美国的社会资本呈崩溃趋势，美国人的社会连接已经全面塌陷，每个人都成为一个
孤岛个体；不仅如此，由贫富悬殊形成的阶级隔离，已经严重危及了“美国梦”，因为出
生决定命运。社会资本衰减问题既然事关现代民主的日常，就应当构成有担当之社会科学
研究者的案头议题。
我今天演讲的框架比较个人化，因为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眼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过去
50年间，作为一位学者，也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我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你们读过我任
何一本书，《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或者《我们的孩子》，那么对于我接下来
要讲的，你们并不陌生。
事实上，当我初次听到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时，我的学术生涯已经人到中年了。在过去三四
十年间，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红火的领域之一。当我开始就社
会资本进行写作之时，当《让民主运转起来》出版之时，人们几乎对社会资本这个词闻所
未闻。那时候，每过两三年，也许会有一篇关于社会资本的论文发表出来。而现在，每两
三个小时，就会有一篇社会资本的论文发出来。所以说，这个领域真是今非昔比。为什么
会这样？原因在于，社会资本这个同我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一、意大利地方政府研究
我曾研究过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学者不超过五个。所
以我接下来要向你们讲述的，是一个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极其无趣的问题，因此我就要给出
解释，为什么你们应当关注意大利的地方政府。
假设你是一位植物学家，你可以选取基因相同的种子，然后把它们种在不同土壤的花盆中
，每天给它们浇水，以观察环境是如何影响植物生长的。如果这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出现
差异，那原因不可能出在基因上，因为它们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一定是因为土
壤中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成分。一般而言，政治学并不是一种实验科学。但在1970年，我
同太太罗斯玛丽去了意大利，发现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创造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
其逻辑恰似上述的植物学实验。
首先，意大利人创设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构，他们的地方政府从纸面上看是一模一
样的。这些地方政府，都拥有相同的权力，都有着相同的结构，手里支配着一样数目的资
金。但是，装着土壤的花盆，也就是这些地方政府所依托的地区环境，则大不相同。意大
利是一个地域差异非常大，非常多样化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我们刚开始这项研究时，意大利的一些地区还相当落后。但意大利还有一
些区域，放在全世界都是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在经济上非常先进。因此，就土壤来说
，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此外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大不相同。意大利有些地区，如威尼托区，
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多、也最保守的地方；但同威尼托相接壤的是利古里亚和翁布里亚地
区，这里当时却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谓是齐头并进，但就地
方的政治传统来说，简直是天差地别。同在意大利，有些地区有着良好的教育，有些地区
则把教育弄得一团糟。这样你们就能看得到，在意大利的“实验”中，不同地区的土壤非
常不同，但种子，即这些新设立的地方政府，却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我们的研究计画非常简单。我们想要做的，是测评这些地区的发展，最终判断哪些
地区发展得成功、繁荣且富饶，反过来说，又有哪些地区有可能失败。完成这项研究，用
了我们整整25年的时间。
我们想要测评的，不只是第一片叶子如何生长出来。我们还要去观察，地方政府如何像植
物一样生长，开花结果。我们的测评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评估各地方政府
的立法输出，它们到底通过了多少部法律。我们评估它们的预算以及预算过程的效率。
举个例子，按照法律字面的规定，每个地区政府都应当承担起辖区内托儿所的运转。而且
它们也都有充裕的资金。于是我们就走遍意大利各地，统计出每一个地区到底有多少所政
府运营的托儿所。
我们还曾评估地方政府日常的回应度和效能。我们也曾做过测评，看看各地民众是如何看
待这些地方政府的。原来，有些地方政府真的很得民心，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却搞得怨声载
道。
结果证明，我们作为研究者同意大利公民有着相同的判断，有些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运转得井然有序，拥有现代的、高效的地方政府，政府回应性强。它们回复邮件，答复电
话，提供资金补贴。而意大利还有一些地区，它们的政府从成文法律上拥有同样的权力，
但其实际运转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它们从不回复邮件，非常腐败，丧失了民心。因此我
们有了一个判断：一些地区很成功，另一些地区则不成功。
我们已经成功地对“植物”做出测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
些地方成功而另一些不成功，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土壤中那不为人知的成分呢？问题不可能
出在形式上的制度，而必定在于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我所指的也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
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可解释的变量或许在于地区的富裕或贫
穷。答案可能是，富庶的地区更有能力形成好政府。所以，富有的地区有着成功的政府，
反之，贫穷的地方则不成功。
还有一个假设，认为造成不同结果的变量在于教育。这就要说是教育工作者的缺陷了，我
们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想到，也许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要求更好的政府
。因此我们关注教育，我们还关注了许多不同的变量，这就等于是在化验土壤的化学成分
。但到底是哪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最准确地预测哪些地区成功/不成功，我们压根就没有
猜到。结果出来了，最准确的预测指标竟然是一个地区内合唱团、足球俱乐部以及其他形
式之社团的总数量。
我们可以数一下，一个地区有多少家足球俱乐部，多少家合唱团，多少各式各样的社团和
公民组织，然后把得出的数字同地区政府之表现进行比对。这么说吧，如果你能告诉我，
意大利某个镇上有多少家合唱团，我马上就能回答你，你要是报销自己的医疗费用，会需
要多长时间。这就是土壤里原本不为我们所知的成分，我们发现，它的存在同地区政府之
表现存在密切关联。当然，两者并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绝对相关，但却是强相关。那个时
候，我称之为公民文化（civicculture），因为社会资本这个词当时还闻所未闻。它其实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资本。
问题随之而来：社会资本从何而来？合唱团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同
是意大利，一些地区没有太多结社，而另一些地区却有很多社团。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来
自何处？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追溯历史，一直向上追溯。我们最终回溯至16世纪。结果表明
，现在社团多的地区，500年前同样如此。所以说，作为一名意大利人，你要等多久才能
拿到你读汽修学校的资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在地区500年前有多少合唱团。
我有一个朋友，是意大利某个贫穷地区的行政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顿觉心灰意冷。
在我进行这项研究的25年中，我同他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对我说：“鲍勃，我相信你
说的数字，但我不能让自己相信你说的对。因为如果你是对的，那我作为一方政治领导人
，我的命运早在500年前就有了定数。”
我朋友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项研究似乎表明，社会资本会在
历史长时段内保持极稳定的状态。现在回头看，那只是我对社会资本问题的初次涉猎，但
这一观念在我的研究中持续保留下来。读者经常认为，我相信某一区域的社会资本是一成
不变的。一句话，并非如此，我知道并非如此。但具体到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水
平确实维持着极强的连续性。
二、社会资本
我一直在使用社会资本这个词，但我还没有告诉你们，社会资本是什么。当我说社会资本
时，我是指社会关系网以及与此网络相伴而生的互惠和信任的交往规范。那我所说的互惠
又是指什么呢？互惠的意思也很简单。我现在帮你一把，却并不期待你现在就回帮我，因
为生活仍在继续，你将来某时会帮我忙的，或者说你帮了他，而他又帮了我。所谓普遍互
惠，就是说你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而不必担心他们紧接着要以何种行为来回报你，因为
你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关系网中。
关于社会资本，核心的教义就是社会关系网很有价值。首先说，对于身在关系网中的人来
说，网络有其价值。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你处在某个关系网中，你就会因你人在网中
而获益。
举个例子，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并不是因为
他们知道多少事，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多少人。我所讲的，可不是腐败。我只是说，大多数
人找到工作，并不是通过互联网或者报纸。大多时候，你得知某个工作机会，是通过你的
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由此让工作找到了你。
比方说，某人正准备雇用一名新的电脑程序员，而他跟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接下来，朋友
又将这事讲给了另一个人，而那个人恰好又认识你。于是他们说：“我的天，我刚好认识
一个人，他应该适合这份工作。”
社会关系网的效应非常强大，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一位学者就曾做过一项研究，根据美国
人一辈子的收入来计算他或她的朋友圈的金钱价值。你有多少好朋友，你就会有多少工作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朋友的金钱价值要高于学位的金钱价值。这么说吧，你们为什么要
到北京大学来，不是因为你在课堂上能学到什么，也不是你在这里读什么书，而是积累社
会资本。当然，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资本还有许多其他好处。我们过会儿再回到这个问题
。
社会关系网还会惠及局外人，也就是那些不在关系网络中的人。美国、英国以及许多其他
国家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情形，但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要预
判一个邻里社区的治安状况，最贴切的指标并不是执勤警察的人数。那是什么？是多少人
可以直呼他们邻居的名字。社会资本可以阻止犯罪！
罗斯玛丽和我住在一个紧挨着哈佛的社区，那里满满都是社会资本。在我们的邻里社区，
人们永远在野餐，在烧烤，在聚会，总之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连接。这就说明我们的社区
存在充裕的社会资本。我并没有参与邻里的社会资本，我经常不在家，但因为关系网络具
有外部效应，我也能从中获益。
这么一看，社会资本太强大了！还能举出许多例子，每一例都可以证明，从社会连接中获
益的并不仅限于关系网络中的人。就拿意大利的地方政府来说吧。那些富含社会资本的地
区，就拥有密集的社会关系网，也因此可以形成好政府。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即便他
们自己并不加入某些组织或参与俱乐部的活动，也能享有好政府。社会关系网存在整体的
、间接的或者外部的效应。研究已经表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实。
我今天不想空谈社会理论，因为我想给你们讲故事。但接下来会有一点儿社会理论，为了
让你们理解社会资本的价值。让我们说说各种形式的资本。
物质资本就是某种工具，像一把螺丝刀。如果你省吃俭用，买了一把螺丝刀，有了这个工
具，你就可以更快地修理更多的自行车。大多时候，物质资本被用于做好事。当然，你也
可以拿起螺丝刀去为非作歹。任何工具，你都可以用来做坏事。物质资本还是那件工具，
只是用在了不好的目的上。
社会资本也是如此。我并没有说社会资本总是好的。基地组织也淋漓尽致地示范了什么是
社会资本。它包含了极紧密的信任和互惠关系网。对于网中人来说，若你是基地组织成员
的话，这是好的社会资本；但对于局外人来说，它就不那么美妙了。我不希望你们误会，
就好像我在宣讲社会资本总是好的。我所说的只是，社会资本总是很强大，而且经常被用
于做好事。
研究结果表明，就经验层面而言，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许多事，社会资本是一个重要的预测
指标，有了社会资本，生活经常会更美好。
我已经向你们讲述了社会资本。它作为一项指标，准确预测了意大利的好政府。社会资本
越多，则地方政府越好。同样成立的是，某区域内社会资本增幅越大，则孩子们的学业就
越好。作为一项指标，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预判出教育成绩。如果你对学校的教育质量感
到担忧，你可以提高教师的薪酬，也可以增加社会资本。我告诉你们，增加社会资本是更
好的选项。
社会资本还有助于经济绩效。我前面已经讲过，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减少偷漏税。
它还能促成更有效率、同时更少腐败的好政府。
在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社会资本还是身体健康的预测指标。知道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加入一个团体，那么你在接下来一年死亡的几率会减半；要是加入两个团体，几率会减
少3/4。这不是只对美国人应验。我想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成立。孤单生活，同吸菸一样，
都是造成过早死亡的巨大威胁因素。所以说，如果你既抽菸，又没有加入任何社团，那到
底什么是健康杀手，还真说不定呢。且听老人言，如果你没法戒菸，那怎么著也要加入两
三个社团，弥补身体这本钱！
我能听到，你们中有人在说：“得了吧，鲍勃，同他人交往可以有助于健康，这怎么可能
呢？”答案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说得明白些，如果你
有很多朋友，当你生病时，就会有人给你送来鸡汤。或者说，当你老了，你摔倒在浴缸里
，要是你有朋友的话，就会有人来照看你，救你这条老命。所以说，原因说简单也简单，
同朋友保持联系，就提供了社会支持。
但答案还不止于此，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生理性的。放眼今日学界，关于社会资本和公众健
康的研究，最有意思的关注就在于社交互动同生理学也就是人体机能的关联。
研究结果表明，同其他人待在一起，尤其是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会改变我们人体的机
能。它构建起专业人士所说的“压力缓冲区”（stressbuffers）。同他人更多交往，就
会让你的身体更能适应来自环境、细菌等的威胁。有些研究非常有趣，它们证明，你的朋
友越多，那你得感冒的几率就会越少。为什么会这样？你的朋友越多，那你就越有可能接
触到细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你身体的生化机能就会发生变化，你体
内就会产生更多的保护抗体。
现在我得澄清一下，我是一名政治学的博士，可不是医学博士。所以说，我刚才所讲，并
不是告诉你们“快点加入两个团体吧，然后就万事大吉了”。我说的是，科学研究已经找
到了非常有趣的有力证据，也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我们从生理构成上就是社会性的存在
。我们作为一种生物，从构成上就是要同他人在一起。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太同他人相处，那我们的身体会变得不健康。老年人尤其如此。老
年人更容易孤独，这是严重的危险。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要紧跟着我的妻子罗斯
玛丽了吧。
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类型，正如人力资本有不同类型一样。人力资本只是指培训和教育。所
以说，从本地汽修学校拿到一个文凭，或者从北京大学获得一个学位，会增加你的人力资
本。
上面打的这个比方并不是说，你在北京大学获得人力资本的提升，就会帮助你修好汽车的
瘪胎。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是用于不同目的的。社会资本亦是如此。关于不同类型的社
会关系网，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社会连接的不同，有些社会关
系网是将我同像我一样的人联系起来，而另一些连接则是将我与不同于我的那些人联系起
来。
第一种资本叫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它将我同其他白人、男性、
老年、美籍、犹太裔的教授们联系起来。
第二种是连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socialcapital），我要是有这种资本，就意味着在
我的社会关系网中，可以发现不同世代、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性别的人。
做出这样的分类，我不是说连接性社会资本好，而粘合性资本就不好。要是你生病了，为
你送来鸡汤的人，来自你的粘合性社会资本。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大量的粘合性社会资本。
我们需要同我们一样的人。但问题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民主国家，连接性的社会资本
确实更重要。要有社会纽带，将我们与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性别或者不同国籍
的人们联系起来。生活在现代世界，所有这些连接性的纽带都至关重要。
到此可以说，我们需要粘合性的社会资本，我们也更需要连接性的社会资本。但难题是，
培养粘合性的社会资本易，而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则难。我祖母就明白其中道理。英语
有个谚语妇孺皆知，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Bird sofa featherf lock together）。意
思很明显，羽毛颜色相同的鸟儿会待在一起。我祖母当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资本，但是她
明白，培养连接性的社会资本要比粘合性资本难得多。
所以说，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真正的大问题，几乎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我
们到底有多少粘合性的社会资本，而是我们所有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还剩下多少。我接下来
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但现在让我们继续我研究社会资本的学术史。
三、美国人独自打保龄
在意大利，我待了25年。在那25年中，我认识到一点：社会资本很重要。是什么指引我找
到下一个研究题目的？首先不是学术兴趣，同我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研究旨趣无关，而同
我身为一位美国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1994年前后，我发现美国民主陷入很麻烦的境地。
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民主就其运转而言就从来没好过。美国人变得越来越
不信任我们的联邦政府。就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开始在选举中投票。也许我可以做一假
设，我很可能是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但是我必须要探究其他种种假设。
当时，我脑海中蹦出个念头，我此前作为一名学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题目——社会资本，会
不会同我作为一名公民回到美国后所关注的现象存在关联。刚开始时，这个想法只能说是
很模糊。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在意大利，社会资本构成民主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解
释我们美国政府运转不良，原因也可能在于从1965年到20世纪末，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在衰
减。
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假设。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很
幸运，罗斯玛丽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你们要知道，当时，美国最常见的社会组织
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家长-教师协会”。就是那种在学校里把家长同教师联系起来的团
体，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组织。当我们的孩子还在上学时，我同罗斯玛丽都参加了家长-
教师协会。而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这类组织总是在发展壮大。
直至某天早餐时间，罗斯玛丽递给我一份报纸：“瞧瞧这个，我们这里的家长-教师协会
的成员人数一直在下降呢。”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种现象是不是
只发生在我们镇上。我们发现，整个美国，家长-教师协会的会员数都在下降。
那么其他组织又如何呢？比如说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从1964年开
始，童子军的人数也一路下降。那些朋友团体又是什么样呢？在美国，所有的男人组织都
以动物来命名，比如雄狮会，驼鹿会，麋鹿会，雄鹰会，还有浣熊会。结果表明，所有“
动物俱乐部”也都出现会员流失的情况。
有一天，我同一位老熟人共进午餐，他是全美最大的连锁保龄球馆的老板。你们知道保龄
球怎么打吗？在美国，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游戏。打保龄的美国人，要比在选举中投票的还
要多。因此保龄球是个大生意。我给他讲了我的研究发现，美国社团都在流失会员。他告
诉我：“鲍勃，你发现了我们这行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没错，打保龄球的人数在上升，
但麻烦是，成群结队的球友却越来越少。”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是成群结伴去打保龄球
的。也就是说，人们聚在一起，五人组成一队，同另外一支五人队一起比赛。
我这位朋友的经济难题就是，如果你组队打保龄，打联赛，那你消费的啤酒就是单人打保
龄时的四倍之多，经营者从哪里赚钱？钱在啤酒里，而不是球和球鞋上。所以说，他现在
的处境说来也奇怪，光顾保龄球馆的顾客越来越多，但营业额却不升反降。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另一位朋友，他这么说：“哦，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更常去打保
龄，但却是在独自打保龄。”我当时就想，多么好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就是《独自打保
龄》书名的由来。说真的，这不就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吗！
当我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资本的状况时，我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在这里，我要给你们坦诚当
时的感觉，一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研究将会通向何方。开始时，我只不过是想要搞清楚
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但证据却每每让我感到震惊：那些我曾经以为人人都有的社会关联
，全都开始萎缩甚至于枯竭。
要想测估社会关系网的历时变化，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测估社会组织
。但务必要记住，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并不是组织。比方说，有一群同
事，每周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图书馆，读书或者一道做点其他事，这就是社会资本。但这不
是组织，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而已。在上海时，我看到一大群老年人在公园里跳舞。那就是
社会资本。记住，它不是组织，但它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网。
我们之所以关注组织，是因为许多组织都保留了它们的成员记录。所以说，你可以向前追
溯一段很长的时间，找到某个组织历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员。我有一张图表，其数据包括了
美国32个不同组织的人员规模变动，时段覆蓋了整个20世纪。从该图表中，我们可以读出
，在某一组织所覆蓋的人群之中，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加入了该组织——比方说，全部孩子
中加入男童子军或女童子军的到底有多少，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动物俱乐部”的
又有多少，所有女性中加入妇女组织的又有多少，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
又有多少人。
自20世纪初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组织。只有一个例外时期。在大萧条期间，平均而
言，美国各类组织在五年内流失了过半数的成员。大萧条对社会联系的杀伤力极大。但随
著整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走出萧条，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很可能迎来
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繁荣。
每年，每一个组织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员。当然，美国人口的基数也在变大，但重要的还在
于，加入组织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军，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长-教
师联谊组织，更多工人加入工会……越来越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突然
、悄然且诡秘地，所有的美国组织都开始经历人员规模的缩水，成员数先是减少，然后暴
跌，最后是断崖式的下降。
每一个组织都知道，它的成员在不断流失。当成员开始离散时，每个组织首先说的是：“
我们要改变一下做事的方式了。我们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让他负责招募会员；问题出在
我们的组织上；也许我们要拿出更好的活动方案。”但如果你环顾整个美国，却发现每一
个组织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染上某种怪病，这可能性有多大呢？不大可能吧，因为这是一个
全国性的问题。
我已经描述了组织成员人数的走势。但总有理由告诉我们，以组织来测评社会资本，并不
是一个完美的指标，有可能我在采样时就没有选对组织呢。而且我在前面也说过了，并非
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组织化的。也有可能，人们参与俱乐部活动更少了，但外出野餐聚会
却更多了。我们不仅要看社会组织，还要考察组织以外的许多形式的社会资本。
于是，我们观察了美国人参与公共聚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了一整套此前被尘封的民意
调查，连续25年，每年都有问卷和数据。该民调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回答说此前12个
月中曾参加过公共聚会的，约占全体美国人的23%。到了我们开始研究的1995年，同比数
据下降到12%。现在更是降到了8%。事实上，就在最近几个月，这一数字略有小幅上扬。
再看看普通美国人每年参加俱乐部聚会的次数。这一数据覆蓋了所有类型的俱乐部聚会，
而不只是我挑选出的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而言每个月都要参加一次俱乐部
聚会。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而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压根不
会去参加什么俱乐部活动。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家庭娱乐中。美国从前曾有一种生活中的习惯，我们叫“晚餐派对”
。但现如今，这种习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家庭内的晚餐，也大致如此。在美国，
家庭晚餐曾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现在却难得一见。所以说，哪怕是在家庭内部，我们
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系也在减少。
再看看美国人是变得更慷慨，还是更吝啬吧。这个指标关注的是我们每年从个人资金里捐
出多少来。20世纪前半叶，美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每年多少都会捐出一些钱来做公
益。整体上，人们捐出的钱越来越多，一直到1964年，又是个拐点，从此后美国人开始越
来越自私。与此相关，我们美国人不再信任彼此了。
我在这儿不会展示所有的细节，但大体而言，美国人的社会信任度，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
，出现了急剧下降。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此前大多数美国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现在
大部分美国人却只会说不。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首先，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类型和形式。其次，社会资本很重要。
再次，回想下《让民主运转起来》，社会资本看起来极其稳定，500年的时间内都不变。
然而，在我算长但也不那么长的人生历程中，我却看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崩溃。《独自打
保龄》出版后，我获得了许多关注。为什么人们的眼球都紧盯着《独自打保龄》？为什么
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在谈论《独自打保龄》？不是因为我多么聪明，而是完全出于偶然，
我撞上了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正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
他们知道，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他们的社会联系不再紧密了。但他们曾经在心里想过，
认定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也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是真正的社交好手，但他们却很懒惰。聚
会就在那里，只是他们不愿意去。但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哈佛的教授，告诉他们：“这不
是你的错，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所以别担心。”
但讲真的，我在担忧，不是担心你，而是担心我们所有人。我们失去了连接。《独自打保
龄》出版后，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我讲对了，还是一派胡言？我也热切地希望参与到公共
辩论中去，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学术人，我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去讨论我的公民同胞们
所关切的议题。作为学者，不应该只关心他们自己那点鸡毛蒜皮的学术问题。学者不仅要
思考他是否做对了学问，还要追问他是否做了对的学问。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位有社会担
当的社会科学家，那你就要不停地同各类听众进行交流。
很多学者有所质疑，要验证《独立打保龄》的对或错，这表明我们的学术体制运转有效。
同行要去检验，才能确认我在书中所说是对的。我并不会因为挑战而感到被冒犯。我欢迎
学术批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对的。当然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至今仍有
很多讨论，但可以说，大多数讨论目前都承认了基本的事实：美国人越来越“独自打保龄
”。
四、美国人的下一代
最后，我要跟你们简单聊聊我最近写的一本书：《我们的孩子》。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我已经谈到的社会变革同美国孩子的生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在今日之美国，不仅有民主的衰落，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日益衰减的社会资本，还出现
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接下来，我将给你们展示一幅大图景，概括出美国社会在过去三四
十年发生的转变。
现在你们想像下，将所有美国人在这里排成一队，根据他们所占有的财富，队伍的那头站
著最有钱的，比尔·盖茨就在那头；然后，在队伍中间就是普通的美国人；再接着就是穷
人；最后是无家可归的穷光蛋。那么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分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呢？位居排头的美国人变得更加富有；而落在队尾的则穷到了无家可归；位居中间的美
国人，变得越来越少。
从历史上看，美国人对经济不平等一向怀有摇摆不定的态度。不同于某些西欧国家，或者
也同中国不一样，要是某些美国人占有巨额的财富，我们并不会感到太困扰。因为我们是
这么假设的：人人起步于同一个起跑线，你成功了，取决于你的能力，还有你比别人更努
力。美国人最在意的是，我们的人生应该从同一个起点出发，而不是我们应该到达同样的
终点。
当美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我们向全世界宣告的第一件事便是，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
。这就是美国梦了。你在美国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应当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的劳动
和能力，而不看你父母是谁，做了些什么。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美国梦正变得越来越不
真实。
在美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阶级隔离也在加剧，什么叫阶级隔离？我是指富
人只跟富人居住在一起，而穷人也只和穷人一起住。至于那些贫富混居或者中等收入的社
区，早已越来越小，居民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问题还不只是我们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我们能同哪些人关联起来。社会阶级的隔
离日益加剧，这就意味着富家子弟上富人的学校，身边同学是同样的孩子；而寒门子弟上
穷人的学校，同学都是穷孩子。这边，穷孩子要去读穷学校；而另一边，富家子弟就去读
好学校，这就意味着他们仅仅接触到其他的富家子弟。
社会阶级的隔离还会决定我们同谁结婚。富人家的孩子只会同富家子弟结婚，因为他们平
时就在一起。反过来说，穷孩子就只能同其他穷孩子结婚。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美国社
会从前并不是这样子的，过去贫富之间常有跨阶级的婚姻。
我希望你们可以看清楚现在的状况。出生决定命运，命运可以继承。你出生在市镇的什么
地方，就会生活在那里，也在那里上学，也就意味着你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是出生在穷人
区，你就只能同穷孩子生活在一处，只能去读穷学校。假设你能结婚，那也只能找到门当
户对的穷家孩子。
同样真实的是，在市镇富人区的那一边，社会资本仍然存在。家庭还维持着传统的结构：
妈妈、爸爸和孩子们。在富人区，95%的孩子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因父母离
婚而成长在单亲家庭的只有5%；但在同一市镇的穷人区，大约70%的孩子要在单亲家庭中
长大。
这无关乎种族，不是肤色黑或白的问题。在美国生而为穷人，就是如此。想想看：美国大
多数穷孩子都生活在单亲家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一般而言，他们会有一位单身的妈妈。谴责妈妈无济于事。如果要指责谁，我也会怪在爸
爸头上。但问题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位成年人，那么养育孩子就要困难许多。单亲家庭在
穷人生活中成为常态，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穷孩子所能获取的资源，不仅是经济资
源，还包括社会资源，同富家子弟所能掌控的，不可相提并论。
所以说，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我所说的“剪刀差图表”。在图中，
顶部一条线代表富人区的生活，而底边另一条线则展示出穷孩子的人生。结果表明，富家
子总是好上加好，而寒门子弟却每况愈下。
事到如今，我们美国人可以做的事很多。要是我认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大概就不会写
《我们的孩子》了。我们美国人要开始有忧患意识了，如何做才能缩小富家子弟和穷孩子
的差距，不仅是经济的鸿沟，还包括社会资本的天壤之别。原因在于，这一边的孩子们，
我的孙辈儿女，拥有许多人生导师。老师关心着他们，父母疼爱他们，教会里的牧师指导
他们，邻居也喜欢他们。但在距此不远的市镇另一边，穷孩子却是孤单无援的。
这些孩子没法信任父母，因为他们的家庭早已破裂。他们没法信任邻居，因为他们居住在
危机四伏的社区内。他们没法信任自己的学校，因为他们上的是不伦不类的学校。他们没
有教练可以信任，因为他们连课外的体育运动都没机会参加。他们灰心丧气。他们不相信
任何人。
在写作《我们的孩子》时，我们曾访谈过一位年轻女孩，她在“脸书”上说：“爱，只会
受伤；信，令你死亡。”
想一想吧，在青少年阶段无法相信任何人，这样的成长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伤害了这些孩
子，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失败。我们为何走到今天这地步？回到20世纪50年代，当我在这
个国家长大时，我生活在美国中部农村地区的一个小镇。那是一个适于长大成人的地方，
在经济上算不得富足，但生活中满满都是社会资本。
当我的父母提到“我们的孩子”这个词时，他们总是会说：“我们的孩子需要一个游泳池
。”他们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要为姐姐和我修建一个游泳池。在他们的口中，“我们的
孩子”这个词，指的是镇上所有的孩子。也许镇上所有人都要多交一点税，这样我们就可
以在高中修建一个游泳池，为了镇上所有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然而在过去三四十年间，
“我们的孩子”的语义在美国已经大大缩水了。
现在，当人们说起“我们的孩子”，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自己生的孩子。当人们谈及生活
在镇上那一边的孩子们时，他们会说：“好吧，这太糟糕了，但这不是我的问题。他们不
是我的孩子。问题出在别人身上。”
这样的想法，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大变迁，告别了这个“我们”的
社会，而进入一个“我”的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更为艰巨，也更棘手。
但到此，我还是要提出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每当进入经济和技术快速变革的历史阶段，社
会中就会弥漫着严重的焦虑，不平等日益加重。如任其恶化下去，就会感染到下一代人，
事态就愈加恶化。这不公平，在经济上也是无效率的。
不仅是美国，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今日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但追溯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
发现，在某些时期，美国人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世界看起来一片灰暗，接下来我们就要
着手修正这个问题，就要开始向积极的方向去努力。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仍在努力推动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变革可以重新出现在美
国。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想明天会更好，就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我们的职责，不仅是
做好的、富有挑战的、经验性的研究，而且要求我们认真对待研究选题，选择那些可以切
实帮助我们的公民同胞的研究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