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六四30周年：美国外交官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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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3日晚，一阵砰砰枪声突起，打破北京城夏夜的平静，闻者的心脏无不砰砰加速
。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队人员飞奔到使馆大楼前的院子，把正在搭帐篷露营、一脸惊诧的
孩子们转移到室内内。“完全出于巧合，当晚使馆计画了一项向使馆人员家属开放的童军
活动，”当年的使馆政治部官员祈锦慕（James Keith）对BBC中文披露。原本是学习野外
生存技巧的活动，竟差点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体验。
次日，使馆外再次响起砰砰声，但 这次并非枪声，而是抗议学生慌忙逃离广场、赶到美
使馆要求避难的敲门声。时隔三十年，当时的情景在祈锦慕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经过诸
多考量，使馆最终决定将这些学生拒之门外。“对于我来说，这是八九学运期间一连串艰
难抉择中最难的一个，”祈锦慕说。
“艰难抉择”
“八九”学生运动，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学生的悼念行动逐渐发展为表达
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反对腐败，控制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等的诉求。持续近两个月，席
卷全国学运，终结于军人的武力血腥清场。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枪声与喧哗声响彻北
京城。从此，“六四”这个原本平凡无奇的日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节点，至今在
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词。
在六四屠杀后，当抗议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要求避难时，使馆决定不予收容。
“我们尝试向他们解释，使馆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小岛，如果我们让他们进门，这并非一个
长期的解决方法，最终可能还是要把他们交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风险。”
祈锦慕说，出于人道主义美国应该帮助这些学生，但鉴于学生和使馆面临的风险，使馆没
有这样做。“如果使馆被当做反击目标，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将很大。”
1989年是祈锦慕31年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头几年，其后，他成为美国国务院与白宫的对华政
策重要推手，曾是主管中国事务的的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安会主任。
唯一的例外是方励之一家。祈锦慕解释说，他有受到特殊保护的必要。
方励之被六四学生领袖称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启蒙者，当年则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老
布什总统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曾邀请方励之夫妇赴宴，但他们在路上被警察拦下。六
四之后，方励之夫妇与次子在使馆内避难一年，才在北京的默许下离境。
学运被镇压后，美国一边强烈谴责暴力、断绝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另一边先后派出两位特
使访华，维系中美关系。在一年后，美国无条件延续了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老布
什政府在六四后的对华政策因此被批评过于软弱。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施大伟（David Shear）说，六四之后，美国本可以更多地向
中国施压和实施制裁。“制裁可以维持更久，或是对最惠国待遇增加附加条件。”当年，
施大伟是使馆政治部的二秘，负责汇报中国内政。之后，他曾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在奥
巴马时期是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
祈锦慕则指出，当时摆在美国面前，是短期和长期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一方面要谴责北
京的暴行、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后如何跟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
相处，才能持续对华施加影响。
“中国不会消失，我们需要找到跟中国交流的方法，” 祈锦慕说，“每个国家都只能找
个不完美的平衡。
“我们全变成了中国政治记者”
施大伟说他当时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街头，近距离观察抗议。
“使馆人员原本各有分工，但在那个春天，没有人在做他们的日常工作，”祈锦慕回忆说
，“我们渐渐全都变成了报导中国政治的记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采访。”
“当时示威者觉得他们的请求是合理的，政府不会镇压他们，”祈锦慕回忆说。
施大伟两度跟随抗议学生从北京大学一路游行至广场，过程中采访他们：为什么上街？你
的朋友们也参与抗议吗？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你觉得会达到什么成果？
“我谨慎小心地选择采访对象，确保对方知道我是美国外交官，从而能权衡利弊决定是否
与我交流。”施大伟有意与学生领袖保持距离，避免制造美国大使馆与学生领袖合谋的误
解。“我不想增加他们的风险。”
从诸多采访中，他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要求共产党的执政更透明、民主，“我并不感觉到
他们想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
6月2日整夜、3日白天，施大伟都在街头收集情报。到了3日下午，他决定返回使馆歇息一
下。在使馆区附近的建国门外，一队武装解放军出现在他眼前，他意识到，在这样一触即
发的情势下，补眠是不可能的了。
3日晚到4日凌晨，施大伟和祈锦慕都身在使馆内，一方面，几乎不间断地向华盛顿报告更
新信息；另一方面，与还在外头的同事保持联系。
是否允许使馆人员在外面继续观察，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艰难抉择。
“就像记者一样，我们需要目击现场，我们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祈锦慕说。最终让部
分人员留在街头，但与使馆保有紧密联系。
“大使请不执行报告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在家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使馆人员会告知他们
遇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4日凌晨3点，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写道。
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在街头目睹的血腥场景，被记录在4日早上6时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第
一时间回报给华盛顿。“我们没有死伤者的确切数字……我们预期最终死伤人数将很高。
”
在6月4日天亮后，使馆人员根据美国公民此前的住址登记，在北京街头找到他们，协助其
前往机场，转移了数百名美国人。
这些美国侨民“震惊、沮丧、失望，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施大伟说。
这两名前外交官表示，更早地呼吁美国人离境、疏散使馆家属，或许会更明智的决定，但
在当时并非简单的决断。
6月7日，美国驻华使馆家属楼遭遇枪击。
“我们听见了枪声，但是不知道子弹从哪来的，”祈锦慕记得，当时他正在使馆区大楼开
会，听到枪响后赶紧跑到临近另一座大楼。霎时间，外交官们人心惶惶，担忧家人的安危
。
后来证实，没有使馆人员及家属中弹，但其中不乏惊险的场景。子弹从一个站在窗边的外
交官头上呼啸而过，还有的差点击中外交官的子女。如果事件中有人员伤亡，估计将是后
果不堪设想的外交风波。几天后，大使李洁明命令使馆人员家属撤离。
“如果共产党被逼到墙角……”
根据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密电，在四月中旬，美国的判断是中共领导层会按兵不动，
静待学生运动散去。
1989年4月19日从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报告称：“我们相信，领导层作出了策略性地决
定，只要学生们不诉诸暴力、不直接攻击党，将允许学生们在广场宣泄情绪。”
电报还写道，中国领导层可能希望游行学生最终耗尽精力、退出运动。这封电报的署名是
时任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该职位数日后由李洁明接任。但BBC没能独立证明
这些密电的真实性。
“我们原不认为胡耀邦的去世本身意味着中国的不稳定性会增加，但很明显，在胡去世之
后，学生们抓住葬礼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政策发展方向的不满，”施大伟回忆说。
随着运动的推进，美国外交官拼凑蛛丝马迹，尽管还有许多摸不清的细节，一个基本结论
越来越明晰：中共高层存在权力斗争，武力镇压的选项真实存在。
“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是，这（抗议运动）不是中共会容忍的事，这不会有一个好结果，”
祈锦慕说，“让我们震惊的是运动持续了很久，发展得很深入，我们本以为它会更早行动
。”
发表在《人民日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揭露内部斗争
的冰山一角。
“这篇社论是一个强烈信号：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不稳，”施大伟说。到了四月底，使馆的
判断是：如果抗议持续、共产党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他们会使用暴力镇压。
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抗议者当时占领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
还试图拦截车队。
“戈尔巴乔夫到访时，当局无法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他，很明显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
耻辱。”祈锦慕看来，戈氏的访问是学潮的重要转折点，政府决心要夺回对北京街头的控
制。
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劝说学生离场。5月20日，北京开始实施戒严。使馆
发出的外交电报指出，《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赵紫阳的照片、使用了赵作为党总书记的
官方头衔，还有报导暗示戒严未能控制北京局势，说明李鹏一派还未能完全掌控官媒。
在6月3日晚上使馆发出的电报写道，10到15万穿有防护装备的武装军人进入北京，紧张气
氛跃然纸上。
“大量有防护装备的军人携带着自动武器，这意味着使用武力的选项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
六四镇压之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把工作重点放在街头采访的一大原因是，使馆与中国政府
的沟通渠道已形同虚设。
“政府联系人能告诉我们的事情越来越少，”祈锦慕说，外交部资深官员也并不清楚中共
高层的具体权力斗争，当时外交部的运作并不正常，没人办公，甚至连大门都是关着的。
“连靠近门口都没办法，外面有森严的守卫。”
维基解密公开了两则1989年5月22日发自美国驻华使馆的通讯，其中描述了当时北京街头
的景象。
解放军未见踪影，示威人群中弥漫着胜利的气氛。“学生们渴望与外国人交谈，三名学生
分别对（美国使馆）政治部官员表示，美国对学生的支持不够强烈，他们对此感到失望，
”外交电报写道。
祈锦慕和施大伟说，美国使馆从未停止向中国外交部表达对诉诸暴力的忧虑，直在6月3日
晚上，还尝试与外交部官员接触。而在华盛顿，美方也向当时访美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清楚
表达这一态度。
共产党高层情势不透明，美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美国的警告对中共影响甚微……两名
前驻华外交官在回顾六四前美国的决策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施大伟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他说，在镇
压前后，总统老布什和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都向北京明确表达过暴力镇压对中美
关系的严重后果。
“这不是美方警告不够强烈的问题。而是当时这些话根本没有听众，中国整个政治机器都
向外人关闭了。” 祈锦慕说：“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外国的意见不会起任何作用。
”
六四体现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坚决而残酷”
在1989年夏天，美国驻华使馆正值人员轮换之际，施大伟和祈锦慕后来都相继离开了北京
。直至奥巴马政府期间，两人一直活跃在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圈核心。
目击六四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我不认为六四改变了我的判断，只是加强了我对中国的认知，”祈锦慕说，中国共产党
对稳定的诉求是“坚决而残酷的”，并且不会执行苏联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上，中国只
会开放足够的程度，以获取经济增长。而市场经济与威权政府的角力，如今仍在持续。
施大伟说，共产党比他此前想像得更有韧性，可以挺过六四后而继续掌权。
“我从不相信共产党会自我改革，革去自身的权力，”施大伟也说，六四加强了他对中国
共产党“不自由”的一贯认知。“我从来都不相信，只要中国更融入国际体系，就能变成
民主国家。”
时隔三十年，施大伟仍然清晰记得一个场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与自由女神像相似的
民主女神像。近年，他重返天安门广场，留意到最明显的变化是：监控镜头变多了。它们
时刻提醒着人们，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中共不容许六四在此重演，民主与自由仍然
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