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下的孩子与孙子辈如何转换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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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亦芬
我又有一个对抗枪声恐慌症的新处方：枪声太大时，赶往最近的木梯，跑上跑下几回，而
且至少一定要跌倒一次。跑来跑去跌倒会产生摩擦声和其他声响，你就不会去注意枪声，
更不用担心了。鄙人我已经试过这道神奇药力，十分有效！
—安妮．法兰克（Anne Frank）—
不管战胜或战败，平民百姓永远是战争最大的输家。而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后代都同样有心
理创伤的问题需要面对。在从事转型正义的同时，不要忘记好好处理这个至关重要的区块
。毕竟，在政治与法律之外，人的心灵如何复返健康，社会心理如何走向愿意彼此互相扶
持，更是需要好好来处理。
二次战后至一九八○年代，德国人虽然普遍避谈纳粹过往；但在此同时，他们都眼睁睁地
看到，许多男人从战场回来后，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没有出门打仗、留守在家园的妇女，
也有许多人被占领军强暴。被强暴的少女，绝大部分无法从父母处得到安慰与帮助；有些
少女的母亲甚至于也是惨遭强暴的受害者，因此造成许多妇女长期以来对自己作为女性的
认同十分低下。此外，还有1,400万德裔百姓从东欧被驱赶到战后满目疮痍的西德（其中
约有50万人在逃难途中过世），以至于战后西德处处可见离乡背井的人，以及孤儿、寡妇
。德国人既是发动战争、残害六百多万人的加害者，同时也是自己陷自己于熊熊战火摧残
中的受害者。然而，因为二战伤亡太惨重，德国社会对于自己人民受害的问题，一直很难
谈，即便到现在。
的确，加害者如何以受害者的身分自伤自怜呢？
战后西德人在心理上经历的这般重大危机，直到1967年心理分析师米雪莉西（Alexander
& Margarete Mitscherlich） 夫妇出版《无力哀悼》（DieUnfähigkeit zu
trauern）一书，才首次被清楚地刻划了出来。这本受到高度瞩目的书提到，能够对自己
错误的行为产生罪恶感，进而懂得“哀悼”，前提是犯错的行为者必须能从“独立个我”
（Individuum）的角度同理去感知另一个“独立个我”内心的伤痛。而一个人是否具有这
种同理别人痛苦的能力，取决于童年期自我认知是否受到良好的养成。换言之，是否具备
足够的心理素质，可以真切地（而非扭曲或盲目地）看待他人在自己生活周遭共存这个事
实。米雪莉西夫妇提到，二战后的西德人以压抑的态度避谈纳粹时代的种种，不希望因为
道歉导致自尊受损，但反而因此让社会重回二战时期那种父权至上的硬派作风，不愿意显
露情绪，也找不出适切的表达方式，对纳粹受害者表示自己内心的悼念。因为拒绝承认别
人跟自己一样，有权挥别历史阴影以追求当下与未来的幸福，结果反而让自己一再错失好
好道歉认错的良机。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年代中叶，心理分析教授拉德博医师（Hartmut
Radebold, 1935- ）开始从自身经验意识到“战火下的孩子辈”（Kriegeskinder, war
children）遭遇到的心理困境。所谓“战火下的孩子辈”是指1928年至1947年出生的那一
辈德国人，也就是拉德博医师自己身处的世代。这个世代有什么样的心理困境呢？
拉德博医师以自己为例，说他在50岁以前，对战争与战后生活的记忆只有自己经历过的一
些事情，但他对这些事情却没有任何感觉。为什么呢？他说，1943年，他原本住在柏林，
年纪9岁。当时家里被炸，寒冬里，他又饥又寒地被带到一个今天属于波兰的边境小村。
直到1945年初，他们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被苏俄红军拿着枪从后面驱赶离开。当时
在逃难的路上到处可见树上吊挂著尸体。像他哥哥（当时15岁）那般年纪的男性，则统统
被苏联红军抓走，妇女则免不了被红军抓去做性服务。战后，他与母亲回到柏林，从姑姑
那里得知父亲过世的消息。母亲得知噩耗后，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从此没有再流过泪。
1947年，哥哥因受重伤从俄国被遣返。回家后，兄弟两人却各自活在自己伤痛的内心世界
里，不曾交谈过彼此的心情，家人之间的谈话也完全回避战乱丧亡带来的悲伤。直到1993
年，他跟哥哥才有勇气一起阅读父亲在二战期间留下来的日记，回顾他们从来就不愿意去
回想的过往。从自己的生命经验来看，拉德博医师说，很多人以为，小孩在长大成人的过
程中，自然而然会忘掉成长期间所历经的梦魇，这是完全错误的。反之，创伤经验会在他
们日后的发展上，留下难以抹灭的深刻影响。
因为这些观察与个人亲身体会，拉德博医师开始专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于2000年出版第
一本相关主题的专书：《缺席的父亲：从心理分析角度看战火下的童年带来的影响》（
Abwesende Väter. Folgen der Kriegskindheit in Psychoanalysen）。35 2002年，拉
德博医师与历史学者罗伊雷克（Jürgen Reulecke）进一步合组“二战与童年”（
weltkrieg2kindheit）跨领域研究团队，对二战时期的德国儿童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研究。
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二战期间，德国约有六成的儿童与青少年在生活上受到战争影响。
受到影响的儿童与青少年平均有3至4次逃难、被驱逐、空袭、受饥寒、被暴力胁迫、甚至
被强暴的经验。战争结束时，总计有四分之一（250万名）的德国儿童与青少年失去父亲
（全欧有2,000万）；父母双亡的儿童约有20万。
根据上述的资料来看，如果以2012年德国超过65岁的人口有1,650万人这个事实来看，若
其中有六成是潜在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患者，那么，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德国社会不仅
是一个老年化问题相当严重的社会，而且其中约有一半的老年人口可能受到“创伤后压力
症候群”的纠缠。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患者身上很容易出现
的症状是，创伤记忆并不是规规矩矩按照时空前后次序清楚分类，在大脑里有秩序地被储
存起来。反之，因为创伤后压力经常不自觉地涌现，过去创伤的记忆经常会跳脱特定时空
的记忆框架，不时冒出于其他正常生活的情境里。因此，负面情绪会经常无缘无故就淹没
了正常生活的平静安好。
2010年拉德博医师出版了另一本书《缺席的父亲与战争年代的童年：超克陈年心理旧伤》
（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t: Al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这本书
探讨了“战火下的孩子辈”面对纳粹父亲时，纠结的心理问题。拉德博医师提到，有些向
他求诊的病患虽知自己的父亲在纳粹时代确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但仍下意识地高度
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形象。作为心理医师，他会选择要病患清楚地面对历史真相。他认为，
对这类病患有效的治疗方式是，鼓励他们写下自己的传记，将自己脑海里的记忆与各种书
信、日记、以及照片结合起来，透过公开或出版，跟自己的孩子以及外在世界对话。他认
为，开启这种有建设性的对话过程，效果跟心理治疗一样好。因为加害者的子孙不想正视
过去，过去并不会因此就消失。反之，压抑的心灵创伤—不管对加害者还是受害者—而言
，心灵受创的“后果”是有跨世代感染给下一代（transgenerationale Weitergaben）的
可能。毕竟孩子很容易受到父母亲焦虑的情绪、或突如其来爆发的负面情绪所影响。
2001年，柯尔的太太安内萝瑞（Hannelore）自杀身亡，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这位前总
理夫人出生于1933年，她来自纳粹家庭，父亲在二战期间从事军火生意，但在战争结束前
夕，年纪仅十二岁的她，多次遭到俄军强暴，而且强暴后直接就被丢出窗外，以至于日后
经常因脊椎旧伤感到不适。少女时代被强暴的阴影，一直是这位前总理夫人挥之不去的梦
魇。1993年，当她还在担任总理夫人时，曾企图自杀未遂；柯尔总理卸任后，在2001年卷
入政治捐款丑闻时，安内萝瑞便选择在此时结束自己的生命。
柯尔家庭的不幸是典型的“战火下的孩子辈”在自己组成家庭后，无力营造成功家庭幸福
的悲剧。然而，安内萝瑞的遭遇，影响所及的范围，却包涵了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就是
“战火下的孙子辈”。柯尔总理夫妇的长子Walter与次子Peter，在母亲过世后，相继为
她写了传记，揭露了光鲜亮丽政治家庭背后的阴暗与不堪。可以想见，他们选择打破沉默
，把自己家庭生活的内幕公诸于世的做法，引起父子间极大的嫌隙。因为对父亲柯尔来说
，对难以面对的事保持沉默，是“战火下的孩子辈”认为应该守住的界线。他们向来就希
望，以一生的勤恳实干，来证明自己确有享受战后西德政治、经济重振荣光的资格。
然而，“战火下的孙子辈”却不愿意再继续活得那么不明不白了。自小在家里，他们虽然
拥有优渥的物质环境，但长期看到长辈对肮脏不合理的事只知保持沉默，对自己遭受不公
平的待遇不知抗争，对别人无端受苦的事同样也不具备同理心……等等，相当不以为然。
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与战后生活的困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是在快乐无忧的环
境中长大。父母辈长期习惯的沉默，在他们心里烙印下的，不啻是另外一种心灵创伤。他
们无法与双亲无话不谈，亲子关系因为被重重心理阴霾屏障，也经常显得不稳定。
…………
不仅受害者及其子女是战争伤亡的受害者，“加害者”及其子女也会因为加害者不愿意坦
诚面对过往、不愿意面对自己心灵的创伤，遂让自己陷自己于另一种形式的受害情境，而
且还会让这种心灵阴影长期所造成的后果，在自己家庭里成为代代相传的负面暗影。诚如
米雪莉西夫妇在《无力哀悼》一书所指出，当大家对发生过的事噤声，不愿意让历史真相
有被揭露的机会，后代子孙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在不自觉中真正学到的，就是不要
相信自己真实的感受。然而，一个不相信自己真实感受的人，也不会相信别人的感受。当
大家生活在一个互信薄弱的社会，所有的人—不管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的后代—只有继续
当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