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操心中国“中产忧郁”纯属多虑
7月9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2.25亿人踏入中产阶级，让中国执
政者担心》的文章，指中国的“中产阶级”对现状“不满”，担心养老，担心因病返贫，
担心房产权得不到保证等等。随即，国内互联网上出现一些跟帖式的文章，从大学升学率
、房价、退休制度、脑力工作者就业等方面“阐释”“中产阶级”的不幸遭遇，甚至把股
市熔断机制、雷洋案与“中产阶级的不安”扯到一起。
相对这些文章所使用的“中产阶级”一词，笔者更愿意使用“中产阶层”这个概念。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中产阶层”进入“权力阶层”的道路极其狭窄，即使“有路子
的企业家”也不容易进入“权力阶层”;中产阶层对西方文化比较认同，而近期草根群体
崛起，倾向于否定西方价值观，导致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对中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笔
者认为，这些“奇幻的想法”完全混淆了中产阶层的基本概念，也混淆了“改革”和“积
极的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中产阶层不可能覆蓋政务官队伍，政务官队伍也不等于“权力
阶层”。这种拿财产换权力的思维本身就违背现代政治理念。随着一批批重量级官员锒铛
入狱，所谓官场潜规则已经被狠狠打破。而把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
，当作中产阶层的标签，同样是草率的。这些严重脱离中国开实际的想法，根本不是中国
中产阶层的价值观，而是一些习惯于给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泼污水人的片面认
识。
事实上，党和政府早就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强国战略，从“十一五”规划以
来连续列入三个“五年规划”当中。发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层，不仅可以稳定经济发展成
果，还将促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提高全社会的“共治”水平，实现国家的长治
久安。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就是要“啃硬骨头”“涉险滩”，要消除制约生
产力发展的顽症痼疾，让经济运行更加高效有序，让公民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让社会
矛盾调解和处置机制更加顺畅。要通过不断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这个过程，既与各个阶层相关，也需要各个阶层来参与。
前述文章谈及的种种“担心”，包括养老、医疗、房产所有权、物价、脑力工作者就
业等等问题，并非仅仅涉及中等收入群体，对偏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甚至与偏高收入
群体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世界各国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稳定
就无从谈起。前几年多个中东国家局势不稳、导致今天欧洲移民成灾，一些发达国家频发
恶性治安事件，都说明中产阶层不可能独善其身。中产阶层的忧虑应当是“有责任、有担
当的忧虑”。
中国的中产阶层首先属于先富阶层，他们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即使他们中
的一小部分选择了移民，不也是基于先富之后的选择吗？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转型推进，
就业、教育、住房、养老、商业竞争、司法保障等都面临一些具体矛盾，中等收入人群对
国家治理的参与要求也会上升，这不是坏事，而是正常诉求。通过完善协商民主、选举民
主、基层民主、经济民主等体制机制，让公民有序有效地参与各方面治理，共享发展成果
，本身就是改革的方向。
《经济学人》的文章试图把中国中产阶层单独剥离出中国社会，把这个原本多姿多彩
的阶层描绘成一个“忧郁症群体”，说成是现有社会矛盾的主要受害者，并给他们贴上反
体制的标签。该文作者即使不是刻意挑拨，也在事实上发挥着挑拨的功用。(作者是证券
日报副总编辑)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7/92311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