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派反击：是愚民，还是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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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伟信（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
英国脱欧公投已结束近两个星期，媒体的舆论似乎一面倒的认为留欧才是正途，批评支持
脱欧者被民粹主义所操弄。哈佛经济学教授鲁高夫（Kenneth Rogoff）甚至说，公投结果
反映出英式民主的失败。近日支持留欧的民众更频频游行抗议，诉求二次公投来推翻脱欧
的决定。
笔者虽然支持英国留欧，但并不认为支持脱欧的民众一定是“愚民”，或是留欧就是对国
家负责任的表现。事实上，根据英国民意调查公司（Ipsos MORI）在投票后一星期发布的
后民调显示，如真有二次公投，仅有百分之一的支持脱欧者一定转投留欧，而“可能”改
变立场的仅百分之三；可见即使有逆转的机会，但在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只会陷入“输打赢
要”的恶性循环。
因此，在领导脱欧阵营的政客们一一的退下之后，我们或许该回归政治分析的基本，来了
解为什么有超过五成的英国民众选择离欧盟而去。
▎失效的经济理性？民众生活与精英生活的差距
从“利益”的角度分析，这次公投的结果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大失所望，原因在于脱欧后经
济不确定性凌驾于脱欧后的经济利益。然而，根据《金融时报》在公投后公布的数据显示
，愈是依赖向欧盟出口的地区，反而愈支持脱欧，这数据与早前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报告一致；而该报告同时也指出相对于伦敦这个国际大都会，
支持脱欧的区域往往是移民较少的地区。因此，我们也难以从客观数字解释为何这些地区
最终选择脱欧。
当经济理性难以解释民众行为时，政治菁英自然将矛盾指向民粹主义，认为这些支持脱欧
的民众皆是“愚民”，是受到脱欧派错误资讯的政治动员所影响。先不说支持留欧或脱欧
者以错误或夸大的数据来作政治动员，当中的道德责任当由从政者承担而非民众，但一般
人民对于“效益”的衡量准则及情景，是否与政治菁英相同，却是许多讨论没有触及的问
题。
首先，政治菁英提出“不确定性”作为判断效益的依归，在外交博弈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学者如奈尔（Joseph Nye）跟基欧汉（Robert Keohane）指出，制度主义（
institutionalism）认为制度之所以能减少“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出现
，是因为制度提供了一个常设的博弈机制让国家进行博弈，将谈判多方“綑绑”在一个“
长远”（continuous）平台上；当谈判双方意识到彼此合作不是一时三刻之后，便会考虑
日后从既有制度及谈判博弈中得益，从而将未来的“确定性”放到政策效益之内，当作衡
量的准则跟筹码。
是以，在这次的脱欧辩论中，我们看到在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强调欧盟制度能够提供稳定性
，以及日后出现的延伸经济利益，希望民众将欧盟前景纳入为考虑之列。事实上，即使是
脱欧阵营的政客也不断强调脱欧后，英国不是完全离开欧洲共同市场，只是换一个模式来
经营英欧经济关系。
但正如法国政府政策规划委员长（Commissioner-General for Policy Planning）指出，
经济分析往往忽略社会不同群组面对的情况，只是一刀切以社会“整体”效益为分析单位
，以国家“整体”在贸易的收益为政策决定对确与否的依归。但现实中，中下阶层民众的
生活与社会上层有明显的差别，这是无容置疑的。
此外，一般民众的“决策环境”跟政客的“决策环境”也是有所差异的。对英国大众而言
，公投是单次博弈（one-off game），而非制度主义背后所假设的长远博弈，未来“不确
定性”的影响相对较低——特别是当留欧脱欧双方均指未来英欧关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此时民众更加在意的往往是当下的生活。在单次博弈的情况下，民众对于使用选票的效
益便会有不同的解读，例如是向卡麦隆政府表示不信任的抗议票（protest vote），或是
希望以选票逼迫欧盟及英国政府正视地区所面对的问题。
学者霍博特（Sara Hobolt）及维特洛克（Jill Wittrock）分析英国民众在欧洲议会投票
取向时，发现国内政治取态、对政府的评价，以及掌握欧盟资讯的多寡，是左右民众投票
取向的主要因素。当然欧洲议会选举难以与这次的脱欧公投类比，但从上述的研究或可侧
面印证支持脱欧的民众不是失去理智，而是情景不同所作出的合理抉择。这亦可以理解为
什么Ipsos MORI的调查会显示维持既有投票取态的仍是绝大多数。
▎失效的欧盟：多速统合下失序的社会
这次英国公投倾向脱欧一方而非留欧，在在突显出欧盟统合多年来无法跨越的瓶颈——多
速政策整合（multi-speed policy integration）下的失序。传统而言，分析欧洲统合的
框架多以国家为主轴，即以往提到的“多速欧洲”(multi-speed Europe)，其重点在于不
同国家在统合路上的差异应被容许甚至鼓励。但当我们由国家导向走到政策分析导向，不
同的政策整合差异却没有被充分了解。
回顾欧洲统合历史，利益整合与权利整合的速度差距太远，例如在跨境罪行问题上，各国
在警察互助上的统合速度，比统一保障嫌嫌疑犯于司法程序所享权利还快；在劳工问题上
，劳力流动的统合度也比统一欧洲劳工保障为高。在各国政策板块基础不同的情况下，不
平衡的政策整合密度跟速度，就会直接影响政策成效以及人民的感受——欧债危机跟快逼
死希腊的撙节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政策整合差异加上国家体制影响，导致欧洲社会不同阶层受市场自由化冲击的影响不尽相
同。
回到英国，上世纪80年代柴契尔夫人大推新自由主义，打压劳工阶级并把地方财政控制权
收归伦敦政府，同时将国家其他地区位成为扶植伦敦金融及服务业的次级地区。同时在欧
洲一体化下，英国必须接受欧盟引以为傲的“四个自由”的价值，其中一项——人员流动
的自由——让本来就在没落的蓝领阶级，顿时失去了用以缓冲外来人力的“工作签证”，
这项保护国人工作的最后屏障；英国工会在欧盟人员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更难代表劳工争
取利益。
即使“新工党”（New Labour）于1997年在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重夺政权，但
亲欧、亲中产的“新工党”仍被视为对劳工阶级的背叛。尔后欧盟虽亟欲落实保障劳工权
益，并将“社会约章”（Social Chapter）纳入马斯垂克条约（Maastricht Treaty），
布莱尔的领导亦于1997年接受约章，但整体仍于事无补。2004年欧盟东扩，直接的影响英
国的，就是大量来自东欧劳工的挑战，英国中下层因而更难以获得喘息的空间。
根据牛津大学的移民研究所（Migration Observatory）的研究，2005年起外地男性工人
的就业率，比英国本人工人为高，而单以2014年的数据，欧盟14国移民的就业率也比英国
本地人为高，其平均时薪也比英国本地人多2.5英镑以上。面对上述的劳工困局，英国的
社会政策却未能保障中下阶层，反而经历新工党及保守党的洗礼后，劳工权益反而有减无
增。欧盟虽然有“地区政策”（regional policy）协助经济落后的地区，但在英国该政
策的主要受益者为创意工业以及高科技产业，上一代传统工人受惠并不多。
上一代受到欧洲劳力市场冲击，没有得到相应的欧洲社会保障，他们的取态由中间偏左走
到保守右派，其实是人之常情。对他们而言，“只”强调“四个自由”的欧盟并不是工人
生活保障的依归，反而是埋葬昔日生活的刽子手。事实上，这样的情感在欧陆其他地区（
如：法国）也有出现，但由于法国人的工人力量相对较强，劳工法例也还未经过如柴契尔
夫人执政般的洗礼，因而尚有苟延残喘的空间。
然而，要解决上述问题，要倚赖混合政府间决策及超国家主义的欧盟模式根本不可能做到
︰要欧洲官僚处理因劳力流动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意味着更多的公共财政主权需要交付予
欧洲，这是主权国家不能容忍的事。
但假如由主权国家主导，要考量到的是英格兰“白厅”（Whitehall）的政治角色。目前
英格兰内管理欧洲资源主要是“白厅”，欧盟若要绕过“白厅”直接将资源投放到英国地
方地区，唯有英国政府愿意在英格兰进行如苏格兰内“权力下放”的地区行政改革，拱手
释出决策权，让不同的地区政府全权负责经济、文化、社会政策；然而，权力下放却与英
国多年来以伦敦为经济龙头的政策相违。
因此，现实生活中被困于欧盟自由流动政策，以及英国现有公共行政格局之中的中下阶层
民众，他们投下脱欧一票不过是想挣脱困境的放手一搏，希望寻回昔日的生活。也许他们
的选择最终撕裂了英国，甚至整个欧盟，但要反思，要为这些恶果负责的，似乎不应是这
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平民百姓，反而应该是有能力改革欧盟的官僚及政治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