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媒体时代观察》民主政治上网发展 脸书、推特可以决定选票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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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总统欧巴马（Barack Obama）借由创新的社群媒体策略打了一场漂亮选战，
在推特成立不久的年代，就有12万的追踪者。8年过去，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Dona
ld Trump）也常在推特上大放厥词，超过700万名追随者，每天增加5万人，主流媒体时常
关注推文。因为他们深知在资讯爆炸时代，选票和社群媒体脱离不了关系。
2004年脸书问世，2006年推特出现，各大社群媒体继之而起。十年过去，脸书使用者已达1
5亿人，推特每日推文数上亿则，资料交换量相当庞大。身处政治场域的政客察觉到一群虚
拟选民，近年积极经营线上选战，争取线下化为实质选票。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在2014年九
合一选举时透过社群媒体成功吸引年轻选民、发表政见、小额募款，成果斐然。
的确，社群媒体正在改变政治民主程序，如同颠覆许多产业，其背后的大量资料不只能改
变政治运动也影响政策如何形成。像是地方政府，尤其城市已经开始套用在每件事，如解
决交通问题。柯文哲日前提出设立ETC纾解交通壅塞即是一例。执政者熟知、分析资讯是为
了改变局处的工作效率并和公民有效沟通。
从选举造势活动、组织抗议行动到公众服务，数位资料无所不在，渐渐在政治场域形成一
股力量，只是这股力量的好坏还得看政经结构、社群媒体的使用者如何运用。
社群媒体力之一：大数据有利政治选举
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日前报导指出，网络能传散给公民更多政治力量
，但是新科技也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比起网络发起的运动和组织行动，日益成长、堆积
如山的庞大资料对政治反而相对要紧。互联网、智慧型手机、云端运算使得传播、收集
、储存和分析大量资讯更加容易，对政治战场而言也日趋重要。
关于这点，美国选举文化特别明显，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Ted Cruz ）效法欧巴
马2008年的大选策略，在社群媒体大有所为。不仅善用推特标签（hashtag）功能、脸书图
文并茂，更透过海量资料了解选民结构。因此，掌握越多选民结构并存在巨大数据库，透
过复杂的算法，便能决定需要提醒谁去投票所或说服选民投给某位候选人。
社群媒体力之二：同温层的集结力
《经济学人》进一步指出，有关社群媒体对政治影响的质疑已然消退。随着智慧型手机、
传讯应用程式和影音串流服务逐一问世，推特和其他社群媒体平台已经变成集体行动的中
心。他们让“同温层”的人很快能找到彼此，讯息也容易传散出去并进一步动员。而且社
群媒体也使得初生的抗议行动在没有组织领导人的情况下得以运作。
这些社群媒体特点显然广受欢迎，推特和其他社群媒体也使世界变成更民主的地方。社群
媒体能赋予人原先没有的力量与声音，而且不只是在独裁专制的国家。社群媒体强化了反
对一切专断的政治操作运动，如西班牙2011年的愤怒运动（indignados）、2014年的香港
雨伞运动；再看看今年2月，社群媒体也促成美国平权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
ves Matter）。
2011年阿拉伯之春更是典型的案例，包括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世界国家皆是透过社群
媒体发起民众示威运动，只是突尼斯至今转型未成，虽展现社群媒体的集结力，也凸显
社群媒体容易参与而难促进深度改革的特质。但是，埃及民众当时透过社群媒体串联抗议
活动，尽管当局一度切断网络和电讯服务，最终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也敌不过
民怨而垮台。
社群集结的风险：恐怖组织规模扩大
但是，科技的影响总是好坏参半。社群媒体也导致更多令人感到困扰甚至威胁生命安全的
集结行动，如德国仇外团体和伊斯兰国（IS）活跃在各大社群平台，尤其是后者。伊斯兰
国非常懂得在社群媒体打造形象，组织成员互通有无，拉帮结派，串联跨国攻击，上传破
坏古文明遗迹影片、斩首俘虏影片，恫吓世人。
事情总是一体二面，网络活动时常也留下可供分析的数位足迹。以推特为例，数百万则推
文便可以拼凑出激进主义份子的网络组成，再分析他们谈论的话题、辨识哪些讯息至关重
要。大量数位资讯对情报机关而言更是宝库所在，特别是独裁政权，也能借此掌握人民行
踪。简言之，政府和人民都在利用社群媒体监视彼此。
权力、经济导致政治极端化
个人也能近用社群媒体资料集中权力，特别是美国的政治活动，候选人长期使用选举资料
去辨别选民，因为他们需要轻推选民一把，让他们出门投票或说服改变选举意向。因为社
群媒体的出现，候选人现在可以精准锁定目标选民。脸书也允许政治组织上传选民名单和
放上适宜广告。
但是，这也可能加重政治二极化，把不同观点的选举人隔得更远，意即同温层的人集结越
多，二极化的现象就越显著。再者，如此的线上活动也不见得便宜和公平，候选人因着经
济资本的限制，二极化程度渐趋明显，因为拥有优势的不是坐拥多数资料的公司，就是金
援较多的候选人。
资讯掌握在有权力的人手中
初衷为自治的网络乌托邦，旨在希望世界变得更民主，但原始网络应有的样态和视野已经
湮没在历史之中。社群媒体的出现提升个人的行动力和传播能力。但可怕的是，资讯爆炸
可能把事情或议题推展至另一方向，更脱离不了政经结构的束缚。英国牛津大学资料专家
斯琼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指出问题所在：“资料主要帮助已经握有资讯力
量的人。”换言之，资讯集中在部分人手中可能破坏社群媒体和其他科技带来的民主利益
。
网络集体行动留下大量数位足迹，只要使用正确且大量的算法，政府便可以探勘这些资
料，这就是权力平衡的改变。2010年阿拉伯之春时，民众得以在短时间内集结百万人，但
独裁者也不会没有堤防，因为他们也能够反向监视抗议者，必要时加以干涉，借此辨识最
有影响力的运动份子。
互联网刚出现时，政府是数位盲，有了社群媒体和大数据的加持，政府现在同时拥有望
远镜和显微镜以观察人民的一举一动。《经济学人》指出，目前也尚不清楚大数据是否能
确保公民涉入政府事务更多，但在政治场域中发展中的新科技的确也会带来不少问题，动
辄得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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