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以色列曲解了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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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科恩 2014年07月31日
我曾祖父的兄弟迈克尔·阿德勒(Michael Adler)是一名杰出的拉比，曾于1916年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上编撰了《犹太水手士兵祈祷书》(Prayer Book for Jewish Sailors
and Soldiers)。作为“随军神职人员”，他在战场上巡视，主持临终圣礼。在战争结束
后，他提出一个问题：英国犹太人是不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国家已经在大约六十年前，向这些出自以色列家(House of Israel)的英国公民赋予了
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遇。这些男男女女在战争的磨难中，有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他
写道。“我的回答是明确、不容置疑的‘是’！英格兰的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
国内的参与、以及在前线奋战取胜的投入感到满意。那超过2300名阵亡英烈的记忆，就能
证明这一点。”
欧洲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始终是相同的：归属感。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即使是在经历
了解放运动之后，也仍在担忧，并未全心全意接纳他们的基督教社会，有朝一日会与他们
为敌。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德雷大众(Dreyfus)事件期间，目睹了法国的反
犹太情绪。他认定了全面接受犹太人永远不会实现，于是在1896年撰写了《犹太国》
(The Jewish State)。
赫茨尔有先见之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不情不愿的结论：犹太人需要一个家园
，因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家。清瘦的学者来到圣地(Holy Land)满怀热情地耕作。犹太
人再也不会温顺地面对杀戮了。
欧洲不接纳犹太人的灾难性影响长期存在。我在自己的家族内部就看到过，一名犹太妇女
的失踪对其后代是怎样的折磨。她是1941年在街头被纳粹掳走的。我理解以色列人内奥米
·拉根(Naomi Ragen)的愤怒，她的一位表亲转达了她的话：“我想到了欧洲的其他人，
他们曾不分男女老少，把我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其他亲人集中起来，用毒气熏死，没
人提出任何疑问。我想：他们如今居然成了自由世界的道德裁判？他们居然要求被他们杀
害的人们的后代，在其他反犹主义者想要杀死自己的时候仍然要老老实实的？”
那些反犹主义者就是哈马斯了，他们正在以色列制造大量恐怖事件，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
以色列。以色列提出，面对这样的挑衅，没有国家会不做出武力回应。以色列称，如果说
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00名儿童），以及超过50名以色列人死亡，那也都
是哈马斯的错；而对于哈马斯来说，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巴勒斯坦受害者是反对以色列
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之所以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因为我祖先的经历让我相信，犹太人需要祖国，这是
在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中通过的，该决议呼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两个国家：一个
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我还相信以色列1948年的建国宪章中的话：这个新国家将建立在
“以色列先知设想的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曲解，这种曲解见证了弥赛亚以色列民族主义不
可阻挡的抬头，甚至要求获得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它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里带来了对西岸另一个民族的长期压迫；它导致了以色列定居点在任何巴勒斯坦国的西岸
土地的不断扩张；它以分而治之的名义孤立了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这样的温和
的巴勒斯坦人；它推行的政策让犹太人的民主国家成为不可能；它追求的是战术效益，而
不是两国和平的战略突破；它封锁了加沙地带，把180万人关进监狱，然后震惊于囚徒的
周期性暴动；它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发动杀害了数百名儿童的袭击。
这是我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接受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什么是压迫。
几千年来，孩子一直是犹太民族传承的纽带，以色列小说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女
儿法尼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Fania Oz-Salzberger)曾说，犹太人传承的目标是“用两
代人之间的问答测验确保火炬的传递”。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还是托辞，没有任何理
由可以掩盖大批儿童死亡所代表的犹太人的失败。
以色列本可以为轰炸加沙找到无懈可击的依据。如果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做出善意的努力，为实现和平与巴勒斯坦温和派找到共同的目标，然后遭到拒
绝，就会是如此。但是他没有。哈马斯是邪恶的。我乐于看到它的毁灭。但哈马斯也是眼
下这个局面的产物，以色列选择去强化而非解决这个局面。
以色列对另一个民族实施的恶性控制，激发受压迫者对当权者的蔑视，是对我仍然相信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