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市历史人文观光指南:历史篇(三)日治后期
巴哈姆特小屋图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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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讲述的是花莲市从1930年代到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历史。日治初期花莲港由于并未施
行筑港，限制了花莲了发展，直到1930年代起才在花莲各界鼓吹下开始了筑港工程。1930
年代起随者战争脚步的接近，台湾成为日本的南向基地，在“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口
号下，花莲的资源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配合筑港工程的展开，花莲市逐渐成为台湾的工
业重镇之一。筑港工程与工业化使得美仑(日治时期为米仑)成为花莲市的新市区，带领花
莲市迈向东部第一大城之路。
花莲筑港工程的展开
日治时期花莲港是花莲市对外交通最重要的交通管道，由于花莲海滨水浅，在日治中期筑
港工程前，花莲来往轮船必须停靠在花莲海滨数公里外，再由小船接驳上岸，这样的接驳
方式可能有人货掉入海中的风险，如果遇到冬季东北季风强劲与台风侵袭时，海运便可能
中断，花莲便有如陆上孤岛，这样的情形下自然限制了花莲的发展。
由于筑港对花莲的发展至关重要，历届花莲港厅长均大力鼓吹筑港建设，尤其是
1920-1926年任职花莲港厅长的江口良三郎，除了多次向台湾总督建议以外，甚至利用花
莲港农业补习学校所组成能高棒球队前往日本比赛的机会，向日本宣传花莲的风光明媚，
借此宣传筑港的好处。江口良三郎雇用渔民前往花莲市区东北方，也就是今美仑地区的海
边进行勘查，最后由专家讨论结果该海岸为适合筑港之地，首先建筑防坡堤停靠渔船，称
为“江口突堤”。
在花莲各界努力奔走之下，1930年日本议会终于通过花莲筑港案，预算700多万日圆，并
于隔年实行第一阶段筑港工程，由于工程稍微延宕，再追加经费下最后于1939年完工。由
于花莲重工业的发展需要，1940年起随即进行第2期筑港工程，但尚未完成战争便已结束
。
花莲筑港对于花莲市的发展相当重大，首先筑港加强了海运的便利性，开始实行来往于基
隆与花莲的大型客轮定期船班，甚至台湾对外港口的航班也有部分增停花莲，强化了花莲
的对外人员往来。另外随者进入战争的脚步，花莲港加强了物资的运输，有利工业的发展
。最后花东铁路随者筑港而延伸至美仑地区，受惠于花莲港与工业区的发展，美仑成为花
莲市全新发展的都市地带。
都市的扩大与美仑的都市构想
花莲市在日治初期还只是小型村落，1909年花莲从台东独立设厅，并将政府机关设于花莲
港街后，随者都市计画开展与产业、人口的移入，成为花莲市发展的契机。1920年台湾实
行街庄制后，花莲港街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1937年花莲港厅比照西部实行郡街庄制，花
莲港街将其周围的米仑(今美仑地区)、宫下(今花莲车站周边)、佐仓(今中山路北端，曾
称为归化，是以前撒奇莱雅族的生活地带)、丰川(以前最早的汉人聚落十六股周边)等大
字合并，今日的花莲市市域大抵就是1937年合并后的花莲港街而来。1940年花莲港街改制
为市，成为花东地区唯一的市，象征东部第一大城的繁荣，而这地位仍持续至今日。
筑港工程成为美仑地区发展的开始。美仑地区在日治中期依然是荒凉的原野地，除了作为
军事、水源、墓地使用外，也是市区民众郊外的休憩空间之一，1928年该地成立高尔夫球
场，曾是台湾的大型高尔夫球场之一。1934年花莲港厅发布市区计画，首次将美仑地区划
入，成为花莲旧市区以外全新发展的都市地带。
1934年美仑市区的市区计画图中有两条宽度25公尺的主要干道，其中一条贯穿整个美仑地
区，即今日的中美路，另一条由主要干道分出沿者美仑山脚与临海道路(苏花公路)连接，
即今日的府前路。由图中可以看到今日永兴路的宽大道路与中间的绿地，加上两条主要干
道，可看出这与旧市区的狭窄拥挤明显不同，呈现更为广阔舒适的都市空间。
苏花公路的开发与交通
有“台湾议会之父”美称，日治时期雾峰林家的代表人物林献堂，在1935年11月3日至5日
曾到过花莲三天两夜，往返的交通工具就是刚可行车的苏花公路(当时称为临海道路)。在
林献堂日记中11月3日他与同行数人早上从台北乘坐铁路到苏澳，中午午餐后便搭乘公共汽车
经由苏花公路前往花莲。日记中他叙述苏花公路“屈曲如羊肠，其有名之最险处则为清水
断崖，高出海面三百余尺，车过断崖为之头眩而呕吐者有之，运转手稍一不慎，则车堕于
海中矣。”由此可见当时苏花公路的壮观与危险程度。
苏澳与花莲的陆路交通发源于清末由罗大春所开发的后山北路，但后来长期因为原住民的
侵扰而无法顺利往来，直到1914年太鲁阁之役后便立即开始修筑道路，首先于1925年完成
徒步道路，但毕竟当时花莲港尚未筑港，往来有所不便下，因此于1927年开始拓宽为行车
道路，但工程比起想像中耗时，在牺牲许多人命下，才终于在1931年末完工。
苏花公路开通的重大意义，在于花莲与北部的往来自始除了海路以外有另一条陆路管道。
开通不久后东海自动车运输株式会社便立即开通苏澳与花莲间的公共汽车，以1935年而言每天
8点与中午12点半从苏澳各开出一班公共汽车，行车时间约5个小时。由林献堂的日记中可看出
利用铁路到苏澳再用公共汽车接驳，从台北到花莲的路程大约一个白天，虽然跟现在差距还很
远，但跟清末与日治初期相比已经有飞跃性的进步了。
实业与中学教育的发展
台湾在统治初期，对教育的态度上采取“无方针主义”的实验态度，对日人、台人与原住
民分别使用小学校、公学校、蕃人公学校三种差别教育，并且对中学以上教育并未重视，
仅有简单的师资教育与职业教育等。1922年配合“内地延长主义”颁布“台湾教育令”，
采取台日共学，并增设中等以上学校，不过台日共学一样凸显差别待遇，中等以上的教育
也是为了殖民、产业甚至南向侵略需要。
花莲的中等以上教育是从农业补习学校开始，1921年首先设立简易农业小学校，附属于公
学校，1922年配合教育令改正，更名为花莲港农业补习学校，招收公学校毕业者就读，
1927年独立并迁移到今明义国小校址，1933年因为今明义国小成立，该学校迁移到吉野移
民村附近，后来改名为“厅立花莲港农林学校”，也就是今日的花莲高农。
另外随者如下述花莲市逐渐迈入工业化，1940年成立“厅立花莲港工业学校”，设有机械
、电机、化工等三科，也就是今日的花莲高工。除此之外战争末期花莲港市也曾设立家政
女学校，后来战后成立花莲高商。由花莲高农与高工成立的脉络，可以显示日本政府对于
台湾实业教育是以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存在，在花莲市尤其明显。
至于初等教育以上的中学教育，首先于1927年成立“花莲港高等女学校”，1929年移转到
花岗山周边，也就是今日的花莲女中。至于男子的中学教育推展则相当缓慢，花莲市民还
曾经联署要求设立，直到1936年才终于设立“厅立花莲港中学校”，也就是今日的花莲高
中。据1939年版《花莲港厅要览》，当时高等女学校279名学生中日人255名，台人24名，
花莲港中学校301名学生中包含日人231名、台人69名与原住民1名。虽然花莲市算是日人
较多的城市，但中学学生台日相差悬殊仍显示出当时教育上的差别待遇。
迎向工业重镇
日治中期以前台湾为农业为主的殖民地经济，产业发展几乎都是为了供应日本本土需要而
存在，即使有工业也是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但在1930年代开始随者农业发展已到极限，
加上日本政府企图侵略中国华南与东南亚，以台湾作为“南向”基地，开启了工业化的脚
步。随者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与之后的侵略南洋，在“工业台湾，农业南洋”的口号下，
台湾的工业化更为加强。
日治中期前日本政府虽然试图发展花莲的产业，但并不顺利，以至于连筑港工程的推动都
不太积极，但1937年战争爆发后，当时花莲筑港工程已经接近完工，东部的资源再度受到
日本政府重视，因此一反之前消极的开发东部政策，利用国策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开发
东台湾，试图吸引大型日资前来花莲，花莲市因此继高雄市之后，成为第二个临港工业都
市。
此时产业的最大特征是花莲相继成立工业株式会社，且大多为三菱等大型财阀所投资，与
日治中期以前日本本土企业对东部裹足不前有明显不同。位于花莲市区北部的米仑(美仑)
工业区，配合筑港工程的完成，成为东部唯一的大型重化工业地带，生产铝、金属、氮肥
等工业原料，但战争末期在盟军轰炸下，工业设施受到极大的损坏，生产也趋于停顿。现
在美仑工业区内的台肥海洋深层水园区，战前原本是日本铝株式会社的工厂，今日仍可由
建筑、神社与防空洞看到日治时期工业化的遗迹。
战时的人民动员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因应长期战争与国防经济的需要而发布“国家总动员法”，
进入战时体制。为了培养台湾人民的爱国心，成为与日本休戚与共的人民，因此提倡“皇
民化运动”，推动措施包含推动日语、改日姓、参拜神社等。1941年更成立“皇民奉公会
”，推动各项战争动员工作。
1940年出版的《花莲港厅管内概况及事务概要》，可以了解1938年的精神动员状况，如举
办国民精神总动员演讲会、国语讲习会、增强国民身体健康的健康周、为了支援出征军人
与缅怀身亡将士而举办的“枪后后援强化周”等，另外为纪念神武天皇创立、发扬日本国
家精神所成立的“日本精神发扬周”，活动包含建国祭、演讲、座谈会、爱国行进、勤劳
奉仕工作、运动会等。在报国劳动服务上，如当年纪载米仑公园的整地作业，共出勤175
天，动员人数1万1千余人，其他工作有道路补修、机场草地整理、公园、神社与墓地清扫
等。
花莲耆老林炬壁《花莲讲古》中也提到不少战争时的回忆。当时每逢初一与十五学生应前
往花莲港神社参拜，并由高年级学生带领学弟前往，学校也会妥善摆放教育敕语，朝会时
由副校长戴白手套恭敬交给校长宣读，师生必须低者头聆听。随者太平洋战争爆发，物资
改成配给制，但仍出现藏米与私宰的情事，被取缔轻则鞭打或短期拘留，重则坐牢。下述
的战争结束前的盟军轰炸，警报声与防空洞也成为当时市民的普遍记忆。
战时的军事布署与战俘收容所
日本统治台湾后，日本军队也随者统治需求分配到台湾各地，协助政府讨伐抗日行动与原
住民。日治初期花莲市内分别设有花莲港宪兵分队与分屯大队(今日为花莲宪兵队诚正园
区)，其任务主要是讨伐原住民，如1908年的七脚川社事件与1914年的太鲁阁战役，1930
年雾社事件时也有前往支援。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1941年开始侵略南洋以后，使得台湾各地的军事布署更为强化。
1941年花莲港厅陆军兵事部成立，隔年4月于美仑水源地的办公室落成并开始运作，主要
任务包含征兵、招募、军人召集、在乡军人会的管理等。该建筑物居高临下，可以掌握附
近船只进出状况与附近飞机的起降，也成为当地的最高军事指挥中心。战后该建筑曾由驻
台美军使用，后来成为今日的松园别馆。
随者战争的进展，征战时所取得的战俘处理也成为重要问题，而台湾因为靠近南洋，也成
为收容战俘的重要地点。1942年起台湾各地开始成立战俘收容所，其中花莲港分所设置于
花莲市内的分屯大队内，收容的大多为欧美的高级军官，隔年关闭移往白河。日军对战俘
以残酷暴虐闻名，花莲港分所战俘虽然不像金瓜石在矿坑地狱中工作，但也似乎发生赏耳
光、强迫劳动与扣留食物等虐待情事。日军会刻意将战俘从花莲港口至收容所以徒步前往
，经过市区两旁站满好奇观看的民众，甚至老师也会率领学生观看，让日本政府借此发挥
“教育”民众的功能。
随者太平洋战争日本节节败退，台湾也成为以美军为主的盟军攻击目标。花莲市由于是当
时花莲军事布署与工业重心，也成为轰炸的对象，当时轰炸地点包含花莲车站、花莲港及
仓库、兵事部、专卖局、铝工厂等，其中多数受损惨重，使得战后面临重建问题。至今花
莲市内许多景点(如松园别馆、海洋深层水园区等)还留存防空洞，便是战争所留下来的遗
迹。
(由于最近疫情影响使得图书馆取材受限，因此以下历史篇两篇将暂停更新，期待疫情能
早日缓和，回复正常生活)
本篇参考书籍文献
林玉茹，《殖民地的边区︰东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台北市：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2007年)。
林炬壁著，姚诚、张政胜编，《花莲讲古》(花莲市：花莲县花莲市公所，2012年)。
花莲港厅，《花莲港厅要览 昭和十四年版》(花莲港：花莲港厅，1939年)。
花莲港厅，《花莲港厅管内概况及事务概要》(花莲港：花莲港厅，1940年)。
张家菁，《一个城市的诞生︰花莲市街的形成与发展》(花莲县：花莲县立文化中心，
1996年)。
黄秀政、张胜彦、吴文星，《台湾史》(台北市：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杨季桓，〈战后花莲市军事历史建筑的演变〉，国立东华大学台湾文化学系硕士论文，
2016年。
钟淑敏，〈俘虏收容所──近代台湾史的一段悲歌〉，收录在曹永和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曹永和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市：乐学书局，2001年)，页26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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