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市历史人文观光指南:历史篇(一)史前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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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花莲市是花莲县治所在地，人口约10万，虽然比台东市稍少，但加上紧邻花莲市的吉安乡
与新城乡(尤其吉安乡部分市区早已与花莲市融为一体)的卫星都市人口后已达20万，是台
湾东部最大的都会区，也成为行政院东部办公室的所在地。
去年7月10月我发表花莲市历史人文观光指南的首篇历史篇，当时是以张家菁的《一个城
市的诞生︰花莲市街的形成与发展》为架构写成的，但随者日后编写观光景点介绍与参考
资料的大幅增加，使得原有的历史篇已经明显缺漏不足，有大幅增加与修订篇幅的必要。
重新修订的花莲市历史人文观光指南历史篇将分为史前到清末、日治前期、日治后期、战
后初期、现代五篇，但先强调的是，这些是为了配合之前历史人文观光指南而写的内容，
因此不能当作花莲市的通史。张家菁的书虽然仍是花莲市历史的权威著作，如今早已有修
订的必要，但花莲市官方至今并没有出版自己的志书，这是令人遗憾之处，期待有关单位
重视。
花莲市地名的起源
“花莲”如今已是花莲市与花莲县的地名称呼，但该称呼是从何而来?花莲古代的地名包
含利澳特爱鲁(Rio Dunero)、哆囉满(Turumaon)、奇莱、沙奇莱亚(Saquiraya)、洄澜
(Huelien)等，其中比较多人熟悉者为奇莱与洄澜。利澳特爱鲁与哆囉满是海权时代欧美
人谣传花莲产金的称呼，奇莱与沙奇莱亚而源自于花莲市的原住民撒奇莱雅族(Sakiraya)
，至于“洄澜”据说是早期汉人移民乘船至花莲溪口(吉安乡与寿丰乡乡界海边)时，看到
溪水与海浪冲击成回旋状时，脱口而出“洄澜”这称呼，之后以河洛话的发音将“洄澜”
改成“花莲”，此为花莲地名的由来。
由此可见“花莲”这地名来自于花莲市以外的花莲溪口，而花莲市的地名实际上来自于日
治初期迁移过后的“花莲港街”。清代时“花莲港”位于花莲溪的出海口，今日的花莲市
的海边则被称为“新港街”，但由于出海口附近易遭海浪侵袭，日治初期的1900年将花莲
港的行政中心移至“新港街”。1909年花莲独立设厅后将“新港街”称为“花莲港街”，
1940年升格为“花莲港市”，战后改制成“花莲市”至今。如今花莲港主要以货物与国际
旅客运输业务为主，其余出入花莲大都依赖公路与铁路，但由花莲市地名的沿革，可以了
解历史上花莲市与花莲港密不可分的关系。
史前
台湾的考古学研究大约在日治时期开始发展，战后国民政府统治后持续至今。花莲市的考
古遗址主要是在今天花岗山周边的花岗山遗址，日治时期的1930年宫本延人首先发现考古
遗迹，近年当地周围进行许多建筑工程，随者开挖过程中发现丰富的古物，因此办理相当
多的遗址调查。花岗山遗址目前挖掘所发现的考古文物已涵盖5000年的历史，包含新石器
时代、金石并用时代、日治时期与现代等，出土文物包含石器、陶器、墓葬等。
依中研院研究员刘益昌的研究，花莲县北部的旧石器文化属于长滨文化系统，存在时间大
约在西元前5万年至6300年，新石器文化早期、中期与晚期分别属于大坌坑文化、绳纹红
陶文化与花岗山文化，存在时间大约在西元前5500年至2500年，之后的金石器并用时代以
十三行文化、静浦文化的分支为主。目前史前文化与下述的原住民的连结，目前仍有许多
不明的地方，尚待持续的研究了解。
在上述的文化中，花岗山文化因为以花岗山遗址的出土文物最为丰富，因此得名，由出土
的文物可以发现该当时人类善于河海捕捞，使用带红的褐色绳纹陶罐，并擅长制作玉器。
该文化与花莲县中南部的麒麟文化、卑南文化不同，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复杂化的过
程。
花莲市的早期原住民分布
在台湾由世界各国角逐的海权时代，处于后山的花莲相对平静，除了耳闻花莲产金而前来
调查(而且该产金传闻也是道听涂说)，并留下一些调查记录外，荷兰与西班牙等西方国家
的统治上尚难及于花莲，推翻荷兰的郑氏政权也是。1683年清朝打败郑氏政权，台湾纳入
清国版图，但清朝并未重视经营台湾，因此后山就索性被当成“化外之地”来处理，并禁
止汉人前往开垦。由于欧美与汉人政权尚未对能对花莲有效统治，原住民在此有十足的自
主性，直到1873年牡丹社事件后才有重大改变。
在东部有相当多的原住民种族，其中居住在今日花莲市中最大的种族为撒奇莱雅族
(Sakiraya)。该族的语言、文化与附近的太鲁阁族、阿美族等均不同，是独立的种族，却
因后述的加礼宛事件受到迫害之下隐匿身分，直到近年向政府申请正名成功。目前花莲市
内最重要的撒奇莱雅族部落在中山路北端的国福社区，又称撒固儿部落(Sokol)，该部落
有广场，每年丰年祭与火神祭都在此举行。
撒奇莱雅族何时开始在今花莲市居住目前仍不详，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录是1630年代西班牙
人到此探金时所留下的记载，但除此之外资料一切均无，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考证该族的风
俗与祭典。据近年长老的田野调查，该族早期在花莲市境内共有10个部落，其中达固部湾
(Takubuan)是最大的部落，位于今慈济医院到四维高中一带。由于花莲周边部族众多，为
了防御入侵，该部落四周会以刺竹包围，成为重要的屏障，出入口只有前后各一个，且后
方平时不开放，入口筑有眺望台，上方有人观察部落四周动静。
撒奇莱雅族有年龄阶级制度，目前是每8年晋级一次。据日治时期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
撒奇莱雅族每5年晋级一次，从婴儿到15岁称为幼年级，15到23岁为青年级的预备阶级，
必须开始住在青年集会所里，服从上面阶级的命令与指挥，并且接受训练，其中包含要在
山中学会独立生活，一切食物全靠自己在野外取得，在一定时间内才将受训者召回部落。
每次形成新的年龄阶级时由头目、长老及青年干部开会讨论决定，然后向神祭祀后完成。
撒奇莱雅以小米为重要作物，按照小米生长时节，分为播栗祭、丰年祭与收藏祭，顾名思
义播栗祭是小米播种的祭典，共要举办7天，丰年祭是收割小米前预祝丰收的祭典，收藏
祭则是将收成小米收藏的仪式。除此之外现在的撒奇莱雅族还有为了纪念加礼宛事件而举
行的火神祭，该祭典具有纪念部落重生的历史意义，因此也是目前最重要的祭典之一。
在今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等所处的花莲平原与其周边，除了撒奇莱雅族以外，还有许
多原住民部族散布，北部有以加礼宛社(Kalyawan)为主的噶玛兰族，更北边为居住在今
太鲁阁周边的太鲁阁族，南边则是阿美族的地盘，其最大部落为今吉安里福兴村的七脚川
社。这些部族彼此也并不和睦，撒奇莱雅族与太鲁阁族便有彼此攻击猎头的习俗，这样的
状态也让后来的清朝与日本政府时有借此分化各族互相攻击的机会。
在上述这些部族中，加礼宛社本来是居住在今宜兰一带的噶玛兰族，由于嘉庆年间宜兰
已经逐渐落入移垦汉人的手中，这些噶玛兰族后裔因此迁徙到花莲，其中最大的加礼宛
社在今新城乡嘉里村。撒奇莱雅族对于身为后来者的加礼宛社本来也有冲突，但后来形成
同盟的友好关系，下述的加礼宛事件也共同反抗清兵，而遭受几乎灭族的命运。
清末的开山抚番与加礼宛事件
清朝本来对于后山当成“化外之地”处理，在欧美列强眼中，清朝仅控制大半的台湾而已
，而这态势却在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的“牡丹社事件”为之一变。日本试图入侵也被清朝
当成“化外之地”的恒春一带，想借此获得台湾的实质利益，甚至在入侵恒春的同时，已
经派遣日人成富清风航船前往花莲平原，并接触加礼宛社与七脚川社，已经有打算将花东
作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意图。虽然日本的侵略后来随者双方订约、撤兵台湾而没有成果，但
该事件也让清朝认识台湾后山等地如疏于经营，可能落入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危险，这也是
“开山抚番”政策的形成背景。
开山抚番政策是由福建巡抚沈葆桢开始，共分为北中南三路，其中后山北路首先由夏献纶
在苏澳为起点，后来由罗大春接手后，向南一路开山至花莲平原，但途中一路受到原住民
袭击，死伤众多，即使后来停留在花莲平原驻军后，依然不断受到太鲁阁族的攻击。由于
清朝当时财政困难，难以支持庞大军力，因此便有拢络撒奇莱雅族与加礼宛社的构想，该
两族一开始也与清兵保持合作关系，但后来也不满统治而反抗，而形成1878年的加礼宛事
件。
目前加礼宛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清兵因粮食不足，与当地居民购买时欺压族人
，与经常欺负当地妇女造成加礼宛社不满，社人至清兵营理论时竟然遭到杀戮，而使族人
决定反抗。由于撒奇莱雅族与加礼宛社是同盟关系，因此一起举兵攻击清兵。清兵由吴光
亮与孙开华等领兵，总共投入约4,500名以上兵力参战，为了孤立加礼宛社，因此首先攻
打撒奇莱雅族的最大部落达固湖湾。
据撒奇莱雅族长老访谈，达固湖湾依撒奇莱雅族的习俗，外围种有非常茂密的箭竹林，清
兵无法顺利进攻之下采取火攻，将该部落烧成一片火海，后来头目开会决定由大头目古穆
.巴力克夫妇出面投降后，被清兵在今慈济医院附近的茄苳树凌迟致死。清兵在攻下达固
湖湾后便进攻加礼宛社，太鲁阁族也加入攻击行列，该社不敌之下投降。
加礼宛事件对清末的花莲平原有许多影响。首先是当地原住民纷纷震摄清兵的威力而顺服
，使得直到日本统治前当地保持一定的和平。其次撒奇莱雅族与加礼宛社受此事件大幅衰
弱，七脚川社与太鲁阁族趁机崛起成为平原的两大势力，也就是后来日本政府统治花莲的
最大对手。但耐人寻味的是，受到清朝的财政困难影响，使得花莲平原的清兵逐渐减少，
代表清朝在花莲的经营始终都未上轨道，直到日本统治后，花莲市的开发才有突破性的进
展。
加礼宛事件的另一重大影响，便是撒奇莱雅族与加礼宛社在年轻人口大量战死下，几乎受
到灭族之祸，为了害怕政府的迫害而四处迁移到花莲各处，其中撒奇莱雅族隐藏在阿美族
的部落中，以至于日本时期研究者甚至未发现该族的存在，直到2007年才在族人努力之下
正名成功。自正名成功后每年举办的“火神祭”，便是撒奇莱雅族纪念加礼宛事件而举办
的祭典，如今已是该族每年最重要的活动。
汉人的开垦与聚落形成
清朝从台湾收入版图后，为了减少汉人与原住民冲突，订定禁止入山开垦的命令，但汉人
进入原住民地区开垦依然层出不穷，乾隆年间汉人在吴沙带领之下开始进入宜兰，不久宜
兰平原也成为汉人的移垦区，也使原住民噶玛兰人部分被迫移居花莲，形成上述的加礼
宛社，而汉人也踏上了移入花东的脚步。
据说最早前来花莲平原开垦的汉人，为1812年的李享、庄找等人，他们从宜兰越岭而来，
向当地原住民购买土地，其范围包含今日吉安乡全部，与花莲市与寿丰乡的一部，随后也
陆续有汉人前来，例如1851年台北剑潭人黄阿凤，曾招集16人出资，募集2千多人前来花
莲平原开垦。今天位于花莲市区西北部的“十六股”便是黄阿凤带领所移垦的村落之一，
不过由于与原住民产生冲突，经过数次攻击之后垦民被迫败走，田园也归于荒芜。
1875年清朝正式废止汉人入山禁令，加上“开山抚番”后有清兵进驻后山，汉人移垦风险
大为降低，因此吸引更多汉人前来。1876年林仓安从宜兰招募垦民前来花莲，在黄阿凤原
本经营的十六股旧地重新开垦，不久就恢复繁荣。为了避免原住民袭击，该地曾筑有城墙
，长宽500余公尺，高23公尺，四周建有城门。由于位置适中，十六股也成为与原住民交
易的市场，后来也成为官方抚垦局的据点，成为清末汉人的最大聚落。今天位于十六股的
延平王庙，是花莲市境内最早的汉人庙宇，也是清末花莲汉人移垦的象征。
除了十六股外，今天位于吉安乡的花莲溪口附近由于也是原住民的交易市场与港口，有不
少汉人居住，也有清兵在此驻营，该地在清末称“花莲港街”，但与日治时期的“花莲港
街”有别。1878年为了交通方便起见，曾将市街地往北迁移到“新港街”，也就是日治时
期的“花莲港街”与今天的花莲市，但不久因遭到原住民袭击，又再迁回花莲溪口附近的
旧花莲港街。今天的花莲市区直到清末仍是一片荒芜，直到日本统治后的1900年将市街迁
至此地后，花莲市都市发展的齿轮才终于开始转动。
(下篇待续)
本篇参考书籍文献
花莲县文化局主办，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执行，《花岗山老人馆兴建工程抢救发掘计画
成果报告》(花莲县：花莲县文化局，2017年)。
康培德、陈俊男、李宜宪，《加礼宛事件》(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员会，2015年)。
张家菁，《一个城市的诞生︰花莲市街的形成与发展》(花莲县：花莲县立文化中心，
1996年)。
潘文富等撰述，施添福总编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采集组编辑，《台湾地名辞书，卷二，
花莲县》(南投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5年)。
谢深山监修，《续修花莲县志：卷四历史篇》(花莲县：花莲县政府，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