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律师应该不用多介绍了，对台湾登山很有了解且影响力的律师
洪振豪／G哥山难省思：免于不合理受罚，还是只能依赖政府善意？
https://goo.gl/xLvyB1
素有G哥之名的登山好手吴季芸，日前因攀爬南三段意外坠谷待援，最后依然不幸罹难，
长眠于她所深爱的山林中。
笔者不认识G哥，只能从众多山友口中了解G哥事蹟，并想像G哥一个人在山林间活跃的种
种。G哥的体能与心理强度绝对都有一定水准，否则无法一年有超过127天都待在山上生活
。作为一个热爱山林也关心山林事务的人，G哥的死，笔者无比叹息。
继2015年张博崴山难国赔案后，台湾岳界很久没有这样得以突破“同温层”的高瞩目案件
了。张博崴案也好、G哥案也好，都因个案本身的特殊性，而受广大舆论热议。以G哥案来
说，笔者认为是G哥的人格特质，以及其行事风格，突显出一种当今社会已少见的价值，
这在作家龙应台的笔下跃然纸面。也因此价值，引起了公众共鸣，并从各角度探讨事件的
意义。
然而，登山法律与政策的讨论始终属于深水区；特别是“搜救费用”的求偿问题，一旦冠
上“黑山”、“滥用资源”的大帽，各方势必短兵相接，砲火四起，而真正重要的课题却
隐没在各种“惹议”的斗大标题中，无法得到充分的关注与讨论。
消防队可向G哥家属求偿搜救费吗？
据报载，“南投县消防局初估……出勤费用总共逾245万元，比搜救落跑山友还高出十余
万元，但不会向吴季芸的家人追偿。”若该报导指的是，南投县消防局认为他们可向G哥
家属求偿，但其“决定不求偿”的话，显然是对行政法上的行政处分概念有所误解。
事实上，当搜救人员接触到G哥时，G哥既已死亡，意谓搜救费用的求偿相对人，在求偿处
分做成前已不存在，依法是“无法作出处分”的，自然也不可能转向G哥的家属，或自G哥
的遗产进行求偿。这和假设有成功救到G哥、G哥存活，搜救费用求偿的处分送达生效后G
哥才死亡等，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
此外，若G哥当时有同行伙伴，求偿处分又会如何发展？
可以向同行伙伴求偿吗？
去年（2018）2月，于花莲县境内发生两起八通关日治越道的案件——亦即马沙布山难事
件、土葛崩壁山难事件——可供借镜。依据上开两案，可预期若G哥案有“同行伙伴”，
该伙伴可能面临高额搜救费用的求偿。
查南投县登山自治条例与花莲县登山自治条例等均有极类似条款，条例第14条第1项系规
定，“于特殊管制山域从事登山活动遭受登山事故，由本府进行搜救者，本府得以书面命
其负担”；因此，G哥的队友可能与花莲县两起山难存活队员一样，遭南投县政府求偿搜
救费用。而其求偿的法源依据，来自条文中提到的“其”，因如此规定有不明确之处，故
给予地方政府有解释为包含“同行伙伴”的空间。
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正确。参考我国于2016年率先通过施行，算是我国登山自治条例滥
觞的台中市登山自治条例就搜救费用求偿规定之立法理由，“从事登山活动，由本府‘进
行搜救而获救’者，命‘获救人员’支付搜救费用”，可知条文中的“其”系指“因搜救
而获救之人员”（注意，依此立法理由，得请求搜救费用的情形，限于因搜救而“获救”
之人员！），明显不包含“同行伙伴”——“同行伙伴”并没有“被搜救”的需求，更无
“获救”情事可言。
据笔者了解，在搜救费用求偿的个案中，身为地方政府自治条例之上级诉愿救济机关的内
政部，也发函地方政府，要求其重新审酌搜救费用求偿处分之合法性、有无自行撤销处分
之可能性。
该函文主要质疑“登山自治条例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什么？”、“搜救费用收取的对象到底
是谁？是被搜救者还是同行伙伴？”换言之，即为向“同行伙伴”求偿之合法性有所疑虑
。
是以，笔者认为，内政部清楚搜救费用争议何在，并明确点出了前述条文的缺陷。因此，
向“同行伙伴”求偿搜救费用的各案件，最终经上级机关维持原处分（即求偿）的可能性
应该不高。
山搜执行间。 摄影／雪羊
山搜执行间。 摄影／雪羊
搜救费收或不收，依赖政府的“善意”？
假设这次搜救行动成功救到G哥的话，搜救费用是否应求偿？
笔者认为不应该。G哥并非莽撞无知的登山客，以G哥的登山素养及事发后努力维生、求救
的种种努力，包含携带通讯定位器材、安排留守人并留下详细的登山计画书、精确报出事
发地点座标等，已最大幅降低搜救成本的支出，并没有哪一点称得上“滥用”。G哥种种
的登山准备，理论上足让南投县政府“罚不下手”才是。
只可惜，登山条例似乎将“用到搜救资源”等同于“滥用”，即便政府基于生命权保障，
有提供基本急难救助的义务；即便登山者完全符合相关行政上要求；又即便请求政府救援
时，待援者已尽可能避免搜救资源的无谓投入。但“只要是动用到搜救资源”，地方政府
仍然得以向被搜救人请求支付搜救费用，这也是笔者长期质疑该条文有违宪争议的原因之
一。
或许南投县政府会说，条文是规定“本府‘得’（ㄉㄜˊ）以书面命其负担”，因此南投
县政府也可能“不会”命支付搜救费用。然而就像前述内政部发函地方政府的函文中，也
一并质疑“地方政府到底是用什么判断基准在决定‘收’与‘不收’”一样，这种标准不
明、只能系于政府“善意”的条文规范，绝对不利于登山活动的健全发展。
盖条文本身的不合理已如前述，何时政府会将“选择收费”的宝剑重重挥下，也没人说得
准。就像在G哥案后，最新发生在北大武山的山难事件，有与前述条文类似规范的屏东县
政府，据报载即欲依该县登山自治条例收取搜救费用。换言之，登山者始终得面临不合理
的条文规范，并随时处于被求偿搜救费用的不安定状态。
必须强调的是，“用到搜救资源”绝对不直接等于“滥用”，也不该直接等于“滥用”。
所谓的“滥用”，应当是不当超出“该用、必须用”的范围外，才会有“滥用”的问题。
山难事件中基本款的搜救资源提供（本文217页以下），本该属于政府落实生命权保障、
对于正当户外休闲，坚定提供“该用、必须用”的部分。这也与我国政府对整体户外活动
的政策思考有关。
到底政府愿意为促进国民体育、户外活动发展以及强健人民体魄的目的，付出什么样的成
本与代价？笔者认为，肯认并包容适度的风险、就政府才有的资源提供无条件但适度的支
援（特别像山难救难直升机等）、法令制度面上的精简和便民、适度开放民间参与、官民
协力（如哈仑救援）等，应该是可行也重要的方向。
再说登山活动也不该被特别对待，诸多可能用到搜救资源的户外活动中，唯独苛责登山者
并不合理。条例中“用到搜救资源”一律等同“滥用”的思维，绝对是必须打破的迷思。
盆驹山草原。 摄影／雪羊
盆驹山草原。 摄影／雪羊
如何善用G哥留下的资产？
G哥罹难后，也让不少山友思考，日后该如何更有效率地统合民间力量、加速救援，避免
再度发生明明仅离G哥不远，却因资讯流通上的不即时，而未能及时伸出援手导致憾事再
次发生。
具体手段上，比如可以将协作等山区业务从事者之无线电频道加以统整、提供第三方留守
咨询服务、成立封闭性山难通报社团或互助会等。但相关手段共通的担忧，在于实际救援
行动上，驰援者本身仍可能因同为“爬黑山”，而让救援行动难以正当开展，毕竟各式处
罚就在不远处明晃晃地亮着，众人满腔的热情也只能回归沈寂。盼近期《国家安全法》修
正、入山管制废止、入园管制松绑等措施能积极推动并落实，有效降低“黑山”带来的疑
虑。
交通部观光局将2020年定为“脊梁山脉旅游年”，表示将推广发展台湾独有的四季高山、
原民及人文生态。相关会议中，亦提及了我国拥有世界少见高密度的高山地形，“如何让
台湾特有高山脊梁山脉及原住民生态成为世界级资产，盼望让世界看见台湾”，似受到主
管机关相当程度的重视。观光局甚至拍摄了精美的高山之美的影片，引人入胜。
笔者认为，应以此为契机，就我国登山活动管制政策做出通盘检讨与因应。除了已被外国
友人具体垢病的入山入园制度外，如前述不当收取搜救费用、不当介入登山活动的地方自
治条例也有全面检讨与修正之必要。还是，2020年之后，我们依然只能依赖地方政府的“
善意”，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微笑欢迎、不对远来的外国登山客依登山条例开罚就好？
G哥案后，登山法制上确实有了些改变，此案也凝聚不少登山者的关心与共识。期待这些G
哥身后所遗留的资产，可为我国登山者继承及共享，并偕众人之脚步，一同走进登山管理
政策中，那些照不进光线的黑暗角落。
文：洪振豪。执业律师、政大登山队OB，长期关注台湾登山法令面及司法实务面的发展与
变化。关于台日山难搜救国赔事件、台日登山管理制度检讨、山难搜救使用者付费、登山
向导职责等，著有数篇从法律角度论述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