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看错，我也没写错，那些宣称自己“爱台湾”的青鸟，实际上对台湾怀有深层的厌恶
。如果你与他们相处够久，会发现他们就是当年用“鬼岛”羞辱台湾的始作俑者，而且至
今仍有许多人满口“鬼岛”。
当然，并非爱骂台湾就等同于恨台湾，而是这些人确实不喜欢台湾现今的样貌。
举例来说，台湾相较于中国，有三大优势：一是富裕且习惯自由市场运作、二是社会和善
不排外、三是实行民主制度。然而，这三样青鸟们却偏偏都不喜欢。
讨厌富裕台湾，青鸟们信仰儒家“反逐利”
台湾的人均GDP为3.49万美元，远超过中国仅1.33万美元的人均GDP，即使与亲中人士常挂
在嘴边的上海、北京相比，台湾也大获全胜，“守护我们的富裕”对希望鼓吹“抗中”的
人而言，相当具有说服力。但对青鸟而言，富裕一点都不是值得称道之事，事实上，他们
更爱强调的是“拒富”。
例如，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青鸟们整天赞颂某歌手不去中国发展，很显然那种“为了爱台
湾连钱都不要”的情节，击中了他们的“G点”。
青鸟们为何喜欢看人家不要钱？答案其实很单纯。青鸟们──或者说政治上的“粉粉”─
─非常讨厌这种“有前提”的爱。他们会质疑：“如果哪天台湾不再富有，或者不再比中
国富有，你们是不是就不爱台湾了？”他们无法接受这种“双向”互动，也就是在要求别
人对你好之前，要先尝试对别人好。他们更相信的，是单向的绝对关系──“不管我怎么
凌虐你，你都要爱我。”
当然，更深层来说，青鸟们虽然口中“凡中必恶”，但其实非常吃中国的意识形态（或者
说古中国的意识形态）那一套，例如儒家高唱的“反商”、“反逐利”，常常把贫困当成
正面表述，甚至把“耐得住穷”当成一种道德成就。
当基层把“我不要利益”当成追求目标，对权力者而言当然是最好的消息。试想，如果有
一种意识形态可以说服私人公司员工不支薪，那人类也就不用发明野蛮的奴隶制度了，因
为所有人都自甘为狗奴才。
仇富：鲁蛇需要的集体治疗
奇妙的是，人类社会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真的曾让人把当别人的狗奴才视为一种人生成
就，像是日本战国时代，没有主人可依附的武士被称为浪人，在社会上被视为不入流。现
在想想，当时的权力者不过是利用“失业恐惧”，把提供薪水无限上纲，借此来合理化自
己操控别人生命的想望。浪人说穿了就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散工”，但生活没有保障的社
会劣势与恐惧，却被权力者归咎于“没有主人”。
虽然一些儒家信徒或左胶文青，把“贫穷”讲得好像有多了不起一样，但我们心知肚明，
要贫困其实不需任何努力，在家躺平贫困自然来。相反地，别说富裕，人类想要自给自足
有时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努力做到的一切感到骄傲。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推断，贫穷拒利之所以会成功成为道德高地，其实就是一群鲁蛇为自己
的失败找一个正当性。这世界失败的人多于成功者，让搞政治的、搞宗教的、搞权力的，
甚至搞商业的，都得顺着这种能让鲁蛇（多数）舒服的说法，结果“穷=气节”就变成牢
不可破的道德鬼扯了。
回到青鸟这些整天鼓吹国家主义的“爱国贼”身上，在经济上拥有自己成就的人，需要用
“我因爱国而伟大”的鬼扯来满足自己被社会需要的想望吗？当然不用！至于有些卖弄这
些词汇的“红人”，其实是要从相信这套鬼扯的人身上赚取利益，有个新鲜说法叫做“割
韭菜”。
讽刺的是，许多“爱台湾仔”整天嘲笑中国人被中共高官割韭菜，却没发现自己不但正在
扮演韭菜，还整天鼓吹大家一起当韭菜。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他们“需要爱国”的证明，
凭这种脑力要在社会闯出一片天建立自己的成就实在有点困难。
事实是，当一个人经济上不用依靠别人，他能真正“独立自主”的机率就高得多，台湾今
天可以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不也是产业（尤其是半导体）发展成功，难不成是因为台湾
人好有气节利益都不要？当然大家都有能力靠自己活，对于强调“国家让你生，你万事要
以国家为重”、希望借由生计问题綑绑你的爱国贼鬼扯当然是很大的威胁，这也是青鸟们
讨厌“台湾人有钱”的底层原因吧！
信仰“自己人”，青鸟痛恨“友善”
许多外国YouTuber来台湾拍影片，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台湾人对外国人相当友善。其实这种
“民族性”的建立也不是一天两天，已成立三十几年的台湾职棒，从成立之初就远比我们
的邻国，例如日、韩，对于外国人更加友善。
像中国、韩国那样的大陆型民族，其农耕社会的结构，往往是血缘家族的扩大，和你一起
耕田的多数和你有血缘关系。由于资源（土地）有限，形成血缘家族紧抓着土地，家族长
（因为农耕就是年复一年，活越久越了解节奏，经验代表一切，所以老人很宝贵）以独裁
形式统治整个家族，不信任任何外人的社会文化是可以理解的。
但像台湾这样的海洋型民族，海商、海盗的世界不是这样的。进行海洋贸易的世界，资源
是无限的，画海为界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海象千变万化没有规则，经验一点都不重要；
更关键的是，在港口讨生活的人来自四面八方，你招募船员的时候不可能一定要等到和自
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假设你走船到噶喇吧（现在的雅加达），航程中损失了3名船员，你
不可能期待在那里招募到和自己同族的船员，结果是每艘船船员都来自四面八方，彼此的
信任是来自要合力对抗大海才能生存，这时候血缘的重要性会降到最低。
因为只相信“自己人”而排外
由于地球上现在的主权国家都基于陆权建立，鼓吹台湾要独立建国的青鸟们，没有选择地
只能遵照“陆权主权国家”那一套。即使内心有意避免，但最后仍会被血缘和排外给綑绑
。毕竟左派那套“社会契约论”既没感情温度又不直觉，更没办法建立对抗中国的正当性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因为我们是（血缘上的）自己人，所以要团结起来建立起能保护
我们（血缘）的国家”，既煽情又有说服力。
虽然“台湾民族主义者”嘴上说自己不会重蹈过去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白人沙文主义者的
覆辙，问题是搞“自己人”政治，就必须要“区分人我”。前面讲到备受外国人赞誉的“
台湾人友善”，当然不会被这些鼓吹只有“自己人”才能信任的爱国贼所喜。
于是乎，打了三十几年的职棒，也没听说哪个棒球迷甚至路人在不爽联盟洋将用太多，忽
然间有人开始对“太多韩国啦啦队”不爽，嘴一些本土的啦啦队（这合乎爱国贼需要的“
自己人”才能信任的意识形态）更赞；从推广“母语”（其实是假母语，现在小孩的妈妈
绝大部分都讲共同语，好吗）到后来走火入魔排斥人家讲共同语（在台湾就是普通话、国
语）；然后开始有人看到外国人就疑神疑鬼（应该说韭菜疑神疑鬼，“表演”的人其实有
他们的利益）。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区分人我，塑造一种外人不可信的氛围，然后情绪
勒索你“要站在自己人这边”。如果大家都对外国人很友善，甚至相信外国人来台就是为
了提供台湾人自己无法做到的技能、补足己身不足的部分，对于“因为我们比较优秀，所
以.....”的“民族意识”的塑造当然很不方便。
该怎么说呢？光是相信“我的民族主义和你的不一样，不会有那些可怕的副作用”，就注
定这些爱国贼一定会走上一样的歧路，因为民族主义就植基于相信“我（的民族）和你（
的民族）不一样”上面啊。
误解的民主：蒋介石的“礼物说”遗毒
与其说青鸟们讨厌民主制度，不如说他们对于民主制度有错误的认知，其实大部分青鸟都
认同民主制度是“正向价值”，甚至在提倡戒严、要大家放弃公民权的时候，内心会产生
“我们现在为了保全台湾不得不放弃民主是一种伟大牺牲”自嗨的内心小剧场。而这种错
误认知其实来自于他们口口声声最痛恨的国民党教育。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政权当年败逃来台湾，必须采用极权统治，才能保护住自己的政治能量
。问题是蒋介石政权需要美国保护、需要栖身于美国带领的民主集团，因而不能诋毁民主
制度，只好想个说法，把“民主”说成是给（听蒋政权的话的）好孩子的礼物，让大家知
道为什么现在不能拿这个“礼物”。这让绝大多数的台湾人都相信，实行民主制度代表“
我们做对了什么事情，所以得到这个奖赏”，内心也被灌输了“一旦遇到困难我们还是需
要英明领袖乾纲独断”的信仰。
这种信仰，让青鸟们始终认为在“一旦遇到困难”那种状况发生时，为了国家的存活，就
必须没收（别人的）公民权，重返戒严的独裁统治，等到度过难关，才把“礼物”（民主
制度）还给大家。
然而事实刚好相反，民主制度不是“礼物”，而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利器。当然我们很
难否认，18世纪后人类为了抗暴革命，其实有意地将“民主”神格化，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的价值。
避免饥荒的方法：民主制度
美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安德鲁．铎义格（Andrew Doig）在全球新冠疫情蔓延
时，写了《人类死亡史：从瘟疫到失智症》（This Mortal Coil: A History of Death）
这本书，讲述人类历史以来各种“死法”。在讲述饥荒的章节中，他这样写道：
《贫困与饥饿：论权力和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作者Amartya Sen，中文名字沈恩）出版之后不久，关于
1959年到1961年间骇人听闻的中国饥荒，慢慢有报导流传出来。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饥荒
，导因是共产党独裁者毛泽东号令推行大跃进运动。中国一直想尽办法掩盖那场灾难，可
是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陆续揭露的消息显示当年的饥荒死了数千万人。
对沈恩来说，中国把这场饥荒当作机密，和封锁饥荒死亡的人数，两者可谓一体的两
面。中国既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也没有政治反对派，所以无人能敲响警钟；中国官员太
害怕了，不敢通报毛泽东政策失败一事。反观印度自从1947年成为独立民主国家以来，就
再也没有发生过饥荒，因为有自由的新闻媒体，与英国统治或诸多君王、皇帝统治的时期
对照，呈现鲜明的对比。沈恩指出，印度若是发生任何类似的饥荒，势必引起报纸挞伐，
要求当局采取行动，甚至会把政府逼下台。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
人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999年，沈恩写道：“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派民主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在
民主体制下，政党“必须赢得选举并面对民众的批评，具有采取措施的强烈诱因，戮力遏
阻饥荒和其他灾难。”最近的一项分析显示沈恩的论点是正确的。民主国家的政府效能较
高，贪污现象较少，确实可避免发生饥荒。当然，民主国家称不上完美，很多非民主政府
也不遗余力照顾自己的公民，成效卓著。不过民主政府必须将人民福祉放在心上，否则就
会失去政权。
我们晓得如何避免饥荒，可是北韩的所作所为却是如何招引饥荒的表率。想要避免饥
荒，首先必须要资讯流通，有言论自由，报纸、电视公司和其他媒体都必须追究政府的责
任，而不只是扮演政府的传声筒。如果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我们对于饥荒将一筹莫展。官
员需要能够向领导人通报问题，而不害怕因批评政权而遭受惩罚。许多国际机构和政府有
能力伸出援手，也会这么做，不过他们需要知道确实的情况，并获准接触需要帮助的对象
。北韩刻意的孤立和保密，是处理该国问题的主要障碍。
“大数据”让人类社会运行更有效率
抛开民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那回事（就是“民主代表正义”那种口号），其实民
主制度借由现代科技的辅助，早已证明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案。如果这样讲你没
办法直接联想，容我提醒一下，在这几年AI成为炒股热门字眼之前，上一个被炒作的“题
材”──大数据，简单说就是取得需求面更全面的资讯，针对这些需求创造供给，让社会
更有效率运行。
自由市场就是经济面的“大数据”，民主则是政治面的“大数据”。我们用铎义格在书中
描述的饥荒为例，铎义格和他引述的学者认为，当资讯能够充分揭露需求面（民之所欲）
，供给面（施政者）就知道要提供什么。20世纪中叶每一个共产国家都发生饥荒，问题就
在共产制度主张的计画经济（以及为实行计画形成的独裁体制）没能让供给贴合需求，结
果是社会没办法效率运作，于是乎让已经完成粮食革命的国度照样发生饥荒。
简单说，民主制度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而是充分揭露需求资讯──不管是
心理上、生理上还是物理上──让供给（政治服务）能更贴合需求，所有的供给都要消耗
资源能量，如果供给不能配合需求，那就会造成浪费，获得更多需求面资讯会让供给更符
合需求，而民主，能在政治层面提供更多需求面资讯，让社会更加有效率运作的解决之道
。经过二战后的运行，已经证明这套模式确实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就如铎义格书中所写
，在二战后运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饥荒已经绝迹。
台湾基于富裕、友善以及民主而创造的成就，其实刚好证明了青鸟爱国贼相信的那套完全
是错的。所以是的，青鸟痛恨台湾，他们想要的台湾，其实根本不是现在台湾的样貌，相
反地，跟他们口口声声要对抗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其实比较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