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qm21 ()》之铭言：
: 小灯泡知道王婉谕是厚脸皮政客吗
: 靠帮小灯泡补社会安全网进政坛
: 社会安全网没补好
: 整天发文骂黄国昌骂民众党
: 小灯泡应该气到想跟她妈王婉谕说
: ：杀我的是王景玉不是黄国昌耶
当年的事，老早回不去了
就算如今要重新炒作当年的话题，理论上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甚至要说此举是白费心机的
表现，大概也不为过
毕竟王婉谕早已放下这个不堪入目的过去，并积极用当前的执政来推动民间问责、且拒绝
“歌功颂德”（或“歌舞升平”）的文化
更何况，死者不能复生
同时王景玉方面，在被长期囚禁的理由中，还获得法院护航、道出各种不该处死刑的理由
使外界对司法信心尽失
最后一次第三审的判决内容：
刑之量定，系事实审法院得依职权裁量之事项，倘其未逾越法律规定之范围或滥用其权限
，即不得任意指为违法。本件原判决认被告本案所为系公政公约第六条第二项所指“情节
最重大之罪”，且被告无刑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项所定之不罚或减轻事由；惟经审酌
刑法第五十七条所列十款量刑事由及一切情状后，量处被告无期徒刑，已详述其理由。从
形式上观察，尚无违法情形。次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固引进当事人主义之精神，以当
事人之立证为审理之中心，除新设交互诘问制度，强化当事人于诉讼上之地位外，且简化
部分证据调查之程序。然因第一审之诉讼程序于第二审仍准用，且第二审法院仍应就当事
人上诉部分为调查（第三百六十四、三百六十六条参照），足见第二审诉讼构造之“覆审
”本质并未更易。亦即第二审若认上诉合法，即应于上诉范围内为完全重复之审理，不仅
事实认定及法律之适用，即刑之量定，均有与第一审相同之职权，而不受第一审判决之拘
束。本件第一审法院以：依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十五条第二项之意旨，及该公约施行法
第二条之规定，法院对身心障碍者不得科以死刑。
原判决虽以第一审法院就此有误解，然其对被告科处无期徒刑，实与第一审无异；且已叙
明：被告所犯虽为公政公约所定“情节最重大之罪”，量刑时仍应以被告之责任为基础，
审酌刑法第57条各款事由，以及被告行为时之精神状态、精神障碍与犯罪有无因果关系，
而为判断，非谓其所犯是“情节最重大之罪”，即应量处极刑等语。亦即原判决认第一审
判决有撤销事由后，即得本于职权依法对被告量刑，不因前述之公约及其施行法之适用与
否与第一审法院不同，即应谕知较第一审为重之刑。且原判决除就刑法第57条各款所定事
由逐一审认外，并综合刘英杰、吴建昌、沈胜昂及相关鉴定专业意见，说明被告现所罹患
之精神疾病病症，若能经专业医学妥善治疗，辅以正向、支持性的心理辅导、社会互动等
，尚非无矫正、改善之可能。有关被告再犯可能，亦于审酌陈若璋之鉴定访谈报告书、台
大鉴定报告、警大心理评估报告书及施至医师之证述后，认被告倘未能有效定期、长期服
药，接受相当精神、心理治疗，而保有安全适当照护与合理保护监控之协助，确有再犯类
似案件之高度风险；且依被告本身及其家庭成员之主观认知与客观生活环境，尚难期被告
出监后会主动持续就诊及服药控制病情，或设法积极改善其生活环境、家庭相处问题，以
及对传宗接代之想望；若被告仍无法控制其妄念，再次实行无同理心、罪恶感之暴力犯行
，将可能会使全体社会再次暴露于重大暴力犯罪之风险中，且有鼓励他人仿效的高度顾虑
，而无法达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之目的，进而认不能仅处以自由刑。
就检察官论告时主张：现行矫正系统不可能对被告有所帮助，或得以教化被告；以及被害
人母亲希望对被告处以极刑之意见。原判决亦说明：刑罚兼有应报（处罚）及教化之功能
，仅对罹患精神疾病之被告施以刑罚，而无相关之治疗、矫正、追踪措施，无法产生预防
或吓阻功能；并援用法务部之覆函，认为现行矫正机关对精神疾病之受刑人已设有相关之
治疗、矫治等配套措施，对于患有精神疾病受刑人之假释审查机制，以及假释后受保护管
束人之处遇亦有相当之规划，并已积极建置对精神疾病者之社会安全网，详述量处无期徒
刑何以系适当之理由。
拖死人出来消费，不会显得自己多完美
且“死了不能复生”亦是事实，搞不明白只会让自己身陷更多麻烦，且无法从泥潭中逃出
来，后果只会更难以想像。
再者，黄国昌在辩战时，根本没提到小灯泡
因此搞这种三句不离本行的行为，理论上只会让政坛更充满火药味，同时要“活着”离开
这种地方的可能性只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