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参考自王泰升，日治时期刑事司法的变迁与继受西方法，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 2
7 卷 第 1 期，169-230 页，1997年10月。
“日本人曾经屠杀台湾人”，这件事是事实啊，尤其是日本时代初期。除了有1896年的云林
大屠杀之外，对于武装抗日的台湾人，也都至少用下列三种手法屠杀殆尽：
（1）直接由宪兵或军队当场处理。
（2）诱骗、招降抗日份子后，再借机一扫而尽，例如林少猫。
（3）利用《匪徒刑罚令》，大量判决死刑。
日本毕竟是讲“法治”的国家，内地国会还是看不下去总督无限上纲总览行政与立法权乱搞
，在台湾的法院人士也是（例如高野孟矩）。
基本上在噍吧哖事件过后，总督的立法权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了（三一法、法三号），
而台湾人也都改以和平政治倡议运动为主，日本政府对这些政治异议份子也都判不重，不要
太夸张的话，大部分都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已。除了在皇民化运动时期有几次捏造案情构
陷入狱例如瑞芳事件以外，基本上都维持如此趋势。
但百年烂党国民党可不如此，正所谓“狗去猪来”，国民党在戒严时代可是大量判决政治犯
极高刑度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而且蒋光头还可以直接介入司法，更改被告刑
度，“判死可矣”，这可是日本时代前所未见的。
这个例子就可以作为参考：“压不扁的玫瑰”杨逵，在日本时代就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
总计入狱十次，每次顶多几十天或几个月；但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只因为发表一篇几乎没
什么反动思想的〈和平宣言〉，就被抓去绿岛关了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