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长文谈死刑释宪案　王婉谕：理解废死但无法支持
快新闻／深夜千字长文谈死刑释宪案　王婉谕：理解废死但无法支持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谕。（资料照／时代力量提供）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谕。（资料照／时代力量提供）
即时中心／詹咏淇报导
由37名死囚共同声请的死刑释宪案，宪法法庭昨（20）日做出判决，“死刑有条件合宪”。
对此，时代力量党主席、“小灯泡”母亲王婉谕深夜也在脸书发表自己的看法，她理解废死
的价值，但她不支持废死，或许等到未来台湾能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实分级分流，设置“非
监所样态”的司法精神病院，给予犯罪者稳定的医疗协助与公权力戒护，她才相信国家让她
有了诉请极刑外的选择，“或许那会是我支持废死的那一天”。
王婉谕深夜在脸书发布长文表示，“每年的3、4月对我来说，其实都格外的辛苦”，3月是
小灯泡的忌日，4月则是她们的生日月，4月23日是小灯泡的生日，今年恰好是台湾人权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死刑是否违宪的宪法辩论。
“事发这8年来，我有无数次被问过对于‘死刑’的看法”，王婉谕坦言，但她每一次都说
不清楚，又或者或，“我根本还没想透”。即使跟许多身旁的伙伴、倡议的专家学者对话过
多次，她仍然没有准备好。
“我理解废死的价值”，王婉谕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会深刻影响其理解与思考。她喜
欢孩子，甚至从小就有着希望能有很多孩子的期待与规划，但真正接触人权议题，是在她有
了孩子后，更是在小灯泡离开前。她相信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想使坏，在成长的过程中，因着
环境中接触到的人，而有价值观的输入，长成了截然不同的样子。“所以在理性上，我完全
能理解”。
但感性上，“我不支持废死”，王婉谕说，在小灯泡离开前，她理解废死，但无法支持，如
果再犯呢？被害人的正义怎么办？即便相信教育、相信感化的力量，但在他赋归社会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确保他真正的变好了吗？”这些疑问在小灯泡离开后，更加剧烈的在她的世
界冲撞，她更不想增加家人更多痛楚，最终决定诉求极刑。
不过，王婉谕也指出，“我不支持死刑”，就算被判决极刑，结论也与她认为的正义有很大
的差距，“就算行凶者死亡，也无法还我孩子的生命，再给我一百次机会，我都不会愿意去
交换这2个生命，因为这是对小灯泡生命的羞辱”，这两者的生命，当然不是等值的。
在量刑判决之外，王婉谕说，她在这8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中，渐渐清楚自己要的
正义是什么，什么才能安慰她失去孩子的痛楚。“我希望孩子的离开能换来社会更安全，让
我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个更平安成长的可能”。
王婉谕表示，因此她进入立法院后，决心推动《精神卫生法》与《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修
法，希望社会更能理解精神障碍者面临的困境，并且逐步建立起社区端的资源，协助精神障
碍者复原；也让与她相同处境的被害者家属，能在制度钟有国家协助，找到想要的正义与所
需的安慰。
王婉谕坦言，在她的司法审判过程中，被告在多次精神鉴定中都认定没有复原的可能，尤其
家庭与社会因素的条件，更是相当的不利。即便她已经是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倡议者，
“我仍没有信心，我们的网络能够接住它”。
王婉谕指出，若未来台湾能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实分级分流，设置“非监所样态”的司法精
神病院，给予犯罪者稳定的医疗协助与公权力的戒护。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我才能相信国
家让我有了诉请极刑之外的选择，或许那会是我支持废死的那一天”。
以下为王婉谕脸书全文
今天宪法法庭做出了死刑有条件合宪的判决。
有一篇在今年4月23日开始写的，放在资料夹很久的文章，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4月23日是小灯泡的生日。
今年的生日，恰好也是台湾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死刑是否违宪的宪法辩论。
每年的三、四月对我来说，其实都格外的辛苦。
三月是小灯泡的忌日，而四月则是她和我的生日。这几年来，我可以很清楚的觉察到，自己
在这段都会特别容易低潮，量能也非常的不足。
对我来说，这段时间要好好照顾自己已经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也没有打开这场直播，或是去
看那些事后的爬梳。
事发这八年来，我有无数次被问过对于“死刑”的看法。
坦白说，每一次我都说不清楚，又或者说，我根本还没想透。
同仁跟我说，我和小灯泡都在这场释宪辩论中，被提及了好几次。坦白讲，我并没有很意外
。甚至，其实早从知道这次的辩论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做好准备，让其他人询问我意见的
时候，我能够好好的说清楚。
然而，事实是，即使跟许多身旁的伙伴、倡议的专家学者对话过多次，我仍然没有准备好。
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死刑的存废，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议题，不是吗？
但我也相信，正因为如此艰难，我们更需要开启讨论，让国家、让社会、让自己试着思考、
寻找答案。
所以，这一次，我决定用一种很负责，又或者很不负责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用这一篇
很长、很长的文章，来做自我爬梳、理清头绪的过程，跟大家聊一聊，这八年来，甚至是养
育孩子的这十六年来，我经历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心情？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没有选择回避，或许已是一种愿意面对的勇敢。
但我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抛砖引玉，让大家也能一起来想想。
【我理解废死的价值】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会深刻的影响着他的理解与思考。
我喜欢孩子，甚至从小就有着希望能有很多孩子的期待与规划。
早在学生时期，我就会看一些关于孩子如何成长至成人的书籍。也因此，从我有孩子开始，
我已充分理解：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属于任何人。
至于真正的接触人权议题，则是在我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在小灯泡离开之前。
在养儿育女的过程中，我清楚的感受到社会中许多对孩子的不尊重。我深刻意识，孩子当然
有他的人权，因为人权是生而为人就该拥有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因为小孩，进而认识儿童人权，再进一步的接触人权议题。
联合国人权公约“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它不分种族、性别、国籍、族裔、语言、
宗教或其他任何身分地位。人权包括生命与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意见和语
言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以其其他更多权利。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
利”
因此，我开始去了解更多人权价值的精神，更认识了人权之父“柯扎克”这样的人权大师。
从他与纳粹的故事，一路到白色恐怖、人权团体的倡议、废死联盟立场，在这些探索的过程
中，打开了许多我过去曾未想过、接触过的可能。
人权是普世价值、废死是人权的趋势。人的生命权不该被剥夺，如果我们期待每个孩子都能
平安长大，我们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杀害无法容忍、我们又如何能接受国家剥夺人命?
还是回到孩子，接触越来越多的孩子，我相信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想使坏，在成长的过程中，
因着环境中接触到的人，而有价值观的输入，长成了截然不同的样子。回到人性本善的相信
，会犯下重罪的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或大或小的被害者，当然这不足以合理化成“可以”伤
害他人的理由，当我们试着不要只看到孩子的坏，而是要看的孩子为什么坏，才有机会变好
，难道大人不也是如此?
所以在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
【我不支持废死】
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不只理性，还有感性，纵然理性如我仍是如此。
有些人说我支持废死，也有些人抨击我是因为选票所以才改口诉求极刑，假装支持死刑。
事实上是，在小灯泡离开之前，我理解废死，但我无法支持废死。
如果再犯呢？被害人的正义呢？即便我相信教育、相信感化的力量，但在他赋归社会的时候
，我们真的能确保他真正的变好了吗？
更困难的是，如果他不死，怎么还给被害人正义？家属怎么能接受我爱的人离开了，而他活
得好好的？他难道不用负责吗？
这是我迟迟没有办法支持废死的原因，而这些疑问，更是在小灯泡离开后更加剧烈的在我的
世界冲撞。
【我经历了什么】
小灯泡离开后，从检察官到法官到各界，都在期待能听到我们对量刑的看法，甚至不在乎我
们怎么想，只希望我们喊“你去死”、“你下地狱吧”的高度期待。
而我又经历了什么？
非常感谢我的律师团，特别感谢曾威凯律师。
在事发后，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生活过的一片混乱，一些律师的资讯从各方传来。“
律师？为什么律师要跟我联系？”、“审判的过程怎么进行？”、“我需要律师吗？律师能
帮我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要问谁这些问题。
查了一下这些律师们的资讯，其中威凯是朋友的朋友，他是念儿福系的，就连络看看吧！这
当然不是我打的唯一一通，但在跟威凯的通话中，他是最能等待和倾听我们困惑的一位，而
这也是我第一次被问到量刑（人权律师应该是支持废死的吧？）我怯怯地说我不知道，把上
述那堆胡乱地诉说了一些，威凯让我放心，他觉得以我们的状态，需要的应该是咨询的对象
，有一些能讨论的对象，所以他建议组一个律师团，有支持死刑的、有支持废死的，但需要
是能够理性对话的，才能提供我们各种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做出决定。于是，我的律师团因
此而生。
第一次的侦查庭，检察官开头就问我：“你对量刑的诉求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
他的行为让我很痛苦，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状况，我怎么会有答案？
我后来才知道我这样的反应并不寻常，就如事发那日在警局前的发言，原来出现在被害人身
上是那么的突兀，但这些是我的直觉反应，想都没想地脱口而出。
这些年，从很多人的看见和叩问，我也一再地反复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这么怪？
成长过程中极少数被处罚的经验，记忆中有两次，一次是即便已用尽心力在准备，却仍无法
达到老师的要求而被打；另一次是父亲因为我弄坏了什么打我（现在想起这件事，只记得被
打，甚至不记得弄坏了什么），这两次的经验里，我得到的是面对处罚的不理解，以及依旧
没被讨论的如何弥补及改善。
更多的生命经验是做错了，那我们就好好讨论未来如何弥补、怎么预防？因为处罚改变不了
什么。
即便我看似如此理性，但事件的情绪当中，我仍会想到，孩子就是离开了，我的宝贝就这么
离开了，那做了坏事的人，还是应该要被处罚啊，这难道不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吗？杀了一
个人的人却活得好好的，这有正义？这有天理吗？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走过伤痛的？我得说，孩子离开的痛，我没走过，我也不觉得能有走过
的一天，能做的或许只是慢慢的找到跟伤痛共处的方式。
真的太痛了，对我、对所有的家人都是。
在当时，我最想问的问题其实是：我跟他住这么近，他如果没有好，出来之后会不会再杀人
、会不会再杀了我其他孩子？
遗憾的是，直到司法程序终结的那一天，我都没有得到这个答案。
我恐惧现有机制，无法确切防范再犯，也无法完成彻底教化。
因为当时，台湾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有效、足够积极的社区处遇以及追踪关怀的机制。尤其在
行为人的家人连结薄弱、经济状况恶劣、人际关系贫乏的状态下，国家并无法保证、也尚未
提出任何方案来回应，被告未来是否仍有可能产生风险。
除此之外，凶手作为精神疾患者，在面对狱中精神医疗团队人力缺乏的情况下，监所非但无
法协助精神障碍者复健，更有可能让他的身心状态恶化。
在孩子离开前，我没办法支持废死，在孩子离开后，我更不想增加家人更多的痛楚，这些恐
惧、担忧、痛楚，最终，让我们决定诉求极刑。
【我不支持死刑】
即便如此，当时对于我来说，就算判决被告极刑，这样的结论也与我所认为的正义有很大的
距离。
就算行凶者死亡，也无法还我孩子的生命，再给我一百次机会，我都不会愿意去交换这两个
生命，因为这是对小灯泡生命的羞辱。
这两者的生命，当然不是等值的。
死刑就算能解决有问题的人，但却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了他，然后呢？我其他的孩子就安全了吗？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吗？
长期与孩子们相处，不只自己的孩子，还有一群群年纪相仿的孩子，在观察、理解他们的过
程中，让我始终相信“事出必有因”的道理。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损坏，而这样坏掉的大人
发生了什么事？是我在事件之后一直想知道的答案
这几年当中，接触了许多的被害人，我发现我并不孤单，许多人跟我一样想知道家人为什么
离开？而被告又是为什么犯案？
我曾经在某次死刑执行之后不久，写过一篇日志“死掉了，然后呢？”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
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更不知道怎么样去预防，这是让我很难支持死刑的原因。
尤其在事情过后，国家、所有官员都让我有一种：国家只要判了死刑，国家的责任就完美了
的感觉。
我们的司法把“判刑定谳”当成司法正义的终点，始终还是在追求犯罪真相、争执犯罪量刑
，却很少去看见犯罪成因与问题。
他们都忘记了，被害者家属心中阴影、压力，不会因为判决而消失，而是一辈子跟随着他们
。
在司法过程中，心中有许多疑惑希望得到解释：“对方是不是精神病患？”、“对方的动机
是什么？”、“假释出来后呢？我们又有什么机制追踪？”太多太多的问题存在我心中，但
当这些问题在我提出后，不仅得不到答案，更几乎是所有的政府体系的人都用一种“你好奇
怪”的眼光看着我，甚至暗示家人带我去就医，仿佛有问题的人，是我。这些过程让我觉得
烂透了，国家给的回应让我感到愤怒，即便我不断想要探寻解决之道，但我却不断遭逢挫折
。
与其加害人的死亡，我更希望国家能够从他身上看见问题？看见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量刑判决之外】
在八年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中，我渐渐清楚了自己要的正义是什么、什么才能安慰
我失去孩子的痛楚。
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属，但对我来说，真正的救赎，或许就是参与公共事务吧！
我希望孩子的离开能换来社会更安全，让我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个更平安成长的
可能。
我“非常幸运”地在司法的过程中看见了对方些许的生命史，同时从中看到了非常多社会安
全网的破洞，以及或许能被接住但却没接住的生命脉络。
他的一生中，没有获得任何充分的支持，社区、家庭、教育，有无数个或许能被接住，但却
不断坠落的时刻，这样的生命历程，终究让他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终点，更让我孩子的生命画
上句点。
于是，补起这些破洞，是我在立法院四年努力在做的：让精神病患能够走回复原的道路，让
辛苦的人能够有被接住的可能。
所以，我从当初诉请判决极刑的担忧开始，决心要推动《精神卫生法》的修法，我希望能让
社会更理解精神障碍者所面临到的困境，并且逐步建立起社区端的资源，让医疗、监所、家
庭之间，可以有绵密的支持网络，去协助他们复原。
同时，我也推动《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修法，让跟我相同处境的被害者家属，能够在制度
中，能够有国家的协助，找到他们想要的正义与所需的安慰。
这两个重要的使命，我都在四年间做到了。
除此之外，我也尽自己所能，为许多弱势、辛苦的人发声，因为我知道，感受到国家、制度
遗漏自己的感觉，有多么痛苦。
所以，比起大爱的心胸，或许我始终只是自私的希望，任何人都别再经历我的痛苦。且与此
同时，国家给不了我的正义、给不了我的安慰，我能透过这些公共事务的参与，继续感受小
灯泡用某种形式陪伴在我身边，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如此而已。
【我有别的选择了吗?】
这一篇自我爬梳的文章，几乎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修修改改、涂涂抹抹，不断自省、反刍
、产出。
最终，我才意识到，或许，我真正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多年后的现在，我有没有别的选择
？
事实上，死刑长年在台湾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其背后的影响因素非常的复杂，几乎每个人支
持的理由都不一样，有人基于应报理论、有人希望死刑发挥威吓效果、有人希望犯罪者被永
远隔绝于社会之外。
死刑也是台湾社会的情绪出口。当社会破碎、法律无法抚慰人心的时候，社会看见有人残酷
的伤害了别人的生命时，整个社会的创伤、愤怒、绝望，往往使得多数人不知所措、也无法
抚平情绪，于是，选择死刑作为安全感寄托，或许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先找出大家真正在意的问题、担忧。
而国家的责任，就是去设法解决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一步、一步缝合社会的裂痕。
对我来说，在我的司法审判过程中，被告在多次精神鉴定中都认定没有复原的可能，尤其家
庭与社会因素的条件，更是相当的不利。
因此，即便我已经是一个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倡议者，我仍没有信心，我们的网络能够
接住它。
所以，如果未来台湾，能够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实分级分流，设置“非监所样态”的司法精
神病院，给予犯罪者稳定的医疗协助与公权力的戒护。
那么，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我才能相信国家让我有了诉请极刑之外的选择，或许那会是我支
持废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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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题政坛最有资格提意见的大概就王了吧 但是即便他推动了一些法案 但目前当下仍无
法相信支持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