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只是一种普通人心理学上来说“以为多就是好 ”的决策迷思而已，如果只看直观层
面，的确很多人还拍手叫好。
就好比一个超修30几学分的大学生，一天到晚跑课堂，然后到处跟人说自己过得很“充实”
，哪怕多花一点时间和教授们聊聊，他们多半都对这种学生嗤之以鼻，这种学习方法、处事
模型就是把中学时代填鸭那套，时间全部排满一定有用、能多塞几本书就多塞几本，拿来大
学研究所作学术，甚至出社会作延用。
但事实上，透过观察可以发现，把时间塞一堆、吊一堆书袋的人，他们对于个别议题的理解
深度没有很好，也就是在概论性和原则上，他们因为比一般人还经常接触，所以还能申论上
几句，然而当一个观念要进入到对事物的本质思考，或是站在上帝视角批评既有理论和重新
建构新典范的深水区时候，通常就会让这类人呆住了，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被了解“原则
性、规范性的知识”占满了，而没有时间分别去对个别学门进行深入的反思，大部分领域浅
尝即止（或粗俗的说，半瓶水），把大学当高中在读，这反而是高等教育所忌讳的学习方法
。“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假日批判”便是这个道理，你要有时间作反思与批判，前面的劳
动与学习才会有意义。
说起来可能还是有点抽象，讲个最通俗的例子好了，举例不好的话还请见谅，有点像台湾常
见的那种补习英文补到好，听说读写吓吓叫的那种人，但是一旦实际碰到外国人，如果对方
语速过快又连音，还掺杂很多当地文化语境才能理解的俚语，这时候通常这种人就蒙了，如
果经常挫败，他便可能不敢主动再和外国人交流。反之，一个只是常看美剧的人，他或许没
有知识储备压力的包袱，所以这种人想着能聊几句是几句，放宽心将自己的单字量倾向输出
，这时候外国人对你的共鸣和共情会比前者情况来的高，而且直觉深入到文化语境，所以这
时的交流符合学习语言的本质意义。（外语是学来用的）
所以讲了那么多，我不会说国昌老师全然对质询的内容了解不够，而是对于他长期研究，有
兴趣而钻研的议题，那质询水准一定是够的，比方他电信诈骗法律方面可能研究很久吧，确
实看出他有认真准备，但是其他他比较少碰的领域那个内容我就觉得有些乏味了，如果有些
立委把控不好，很容易出现为问而问的情况……最后官员和立委都不知道对方在答什么，就
浪费时间了。
反之，像陈永康这种，在自己专业潜心经营的人，因为他对国防外交有了结构性，甚至抽离
性反思的理解，因此他才能在质询中掌握和官员一来一往的节奏，因为他对这个议题了解程
度到能预测官员看同件事的切入角度和顾虑，所以他才能在每一次提问回去的时候切中要点
，球在一来一往的反复中把议题往下挖深，直达问题的核心，沟通在传播学的定义上是“达
成共同性”，双方形成有共识有意义的沟通，议事或许才算真正成功吧，也或许这才是为什
么国会的设计要区分各大专长委员会的意义吧。
两者相比的话，我还比较喜欢陈永康那种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