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goetz (这世上还是有正义吧?)》之铭言：
: 两个字，好爽。
: 我可以期待李茂生跟那群蠢货气得跳脚，大骂国民法官的样子了。
: 国民法官判刑比那些恐龙法官重一倍，这证明我们应该多多让国民法官审案；
: 之前他们还嚷嚷着说"国民法官一定会判刑比较轻"，现在打了他们一个大耳光...
: 爽啦!
为什么法律界普遍不喜欢国民法官制度？
因为他具体操作下来的结果，并不是提高判决的质量，只是迎合了某些人重刑化的胃口而
已。
不是说重刑化就一定不对，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重刑化的前提，应该是提高检辩双方
的攻防水准、法院判决的素质。既然要加重刑罚，那所践行的程序就应该更严谨才是。
遗憾的是，现行参审制度下的攻防水准并没有提高，反而可以说是降低了。
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家投入了巨量的资源培养专门侦办国民法官案件的检察官，而律师面
对这种骤然的制度转换，却没有接受相应的专业训练。
以往，在专业法官制度下，法官通常仰赖笔录、卷证记载的内容作成判决，虽然刑事诉讼
法不断强调直接审理的重要性，但在实务运作上，更倾向于书面审理。法庭活动，并不重
视气份营造、透过演说来编织情境、说服观众，而是书面的素材以及纪录。
在这种职业环境下，检察官及律师并不需要强大的诘问技巧，像好莱屋电影或是代普诉赫
德案一样，用密集的问题轰炸证人及被告，台湾的检辩，大都只需要起到点题的作用，提
醒法官某项证据存在于卷证当中，由法官自己回去审阅、判断这个证据的价值。
但随着参审制的施行，现场演说的说服力，以及交互诘问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
地位。
检察官显然是有备而来。早在国民法官制度施行前，法务部就投入了大量金钱培训专门负
责国民法官案件的检察官，请来演员、简报师等各种跨领域的讲师指导检察官，提升他们
在现场面对国民法官时的说服力。
而律师却没有足够的训练来适应这种政策转变。交互诘问以往在法庭里都是相对边缘的存
在，鲜少有用武之地，大学里也因而缺乏相关课程。如今，交互诘问成为举足轻重的胜败
关键，多数人尚难以适应。再加上国民法官案件中的被告，通常处于经济上弱势，没有足
够的资力去聘请业务能力够强的律师，使得检察官与律师间的实力差距更加地明显。
这在法学上称为“武器不平等”，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远远超过弱势的被告，这种资源落差
体现在国民法官诉讼中，就是检察官的实力普遍辗压被告以其有限资力所能聘请到的辩护
人。于是就导致了以下现象：
检察官声色俱厉的把被告问到精神崩溃，律师却在一旁呆若木鸡，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国
民法官赞叹于检察官直击人心的现场演说能力，沉浸于检察官所编织的情境当中，同仇敌
忾。没有人注意到，律师根本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职能，被告根本没有获得充实、有效的辩
护。
在国民法官案件中，被告是否有罪，经常没有争议，战场往往聚焦在量刑。此时，被告在
国民法官眼中的人设，就显得很重要。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被告的作案动
机可能情由可原，但同时他的作案手法又可能非常惨忍。受到国家重金特训的检察官，其
职责，就是尽可能在国民法官面前，凸显出被告凶残、与社会脱节的一面，此时，被告以
小钱委任、且没有的受过相关训练的律师，如果不能善尽职责，循循善诱出被告(也许)更
为复杂、立体的形象，放任检察官在画布上尽情挥洒颜料，那么国民法官就很容易根据检
察官所勾勒出的部分(甚至是片面)形象，从重量刑。
当人民庆祝著参审制度所带来的重刑化效果时，也许我们可以冷静思考，参审制到底是真
正实现了司法正义？还是只是以牺牲被告的诉讼权利为代价，换取民众的喝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