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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敬一/中研院院士
2018 底,吴音宁在众多舆论压力、政治势力意图切割、社会一片围剿氛围下,辞去台北
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我那个时候人在欧洲,详细情形掌握不多,只能从媒体片段得知
吴音宁“社会仇恨值非常高”。台北市长柯文哲对她口出恶言、若干媒体把她描述为“
250 万实习生”、“特支费图利特定对象”等。当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两则关于
吴音宁的故事”,贴在脸书,后来也转载于媒体。文章内容只是记述我对此人的了解,用
这样的了解来反差社会对吴音宁的印象。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如果我观察的吴音宁是如此平和正直,那么为什么她的社会仇恨值会那么高呢
?
几天前,农业部长陈吉仲辞职获准,而不必讳言,他今天也是一个“社会仇恨值超高”的
人物。陈吉仲是我三十几年前任教台大时的学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有机会进一步了解
。套用前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的话,我对他的人格操守有
相当了解,因此我起初也弄不懂他身上的“仇恨值”从何而来。
陈吉仲任职农委会到农业部长达七年,当然有许多风雨纷争,我未必尽知详情。即使这次
的“蛋蛋危机”,我的讯息也不见得完整。但我是在“供给/需求”分析里打滚数十年的
经济学者,要建构一套“政府进口鸡蛋又受批评”的思考架构并不困难。
故事大概是这样的:1)因为禽流感,各地鸡蛋产量锐减,台湾如此、全球亦如此。2)人
民缺蛋必将产生政治压力;为了舒缓这样的压力,就要想办法进口鸡蛋。3)部分进口蛋
效期逾期,最后销毁,谁要负政治责任?4)鸡蛋进口有利润,农业部有没有趁此机会图
利特定业者?
要分析上述几个问题,首先要厘清“进口鸡蛋”的政治目标。我认为政治目标概有三项。
第一,要舒解社会大众“缺蛋”的民怨,因此进口数量不能少。若是进口太少,几个星期
之后再来一次缺蛋民怨,那就等于政策失败。第二,进口数量也不能太多,否则鸡蛋效期
过了就得销毁,当然是国库损失。第三:鸡蛋进口之后放在仓库里,每天“释出”市场的
数量也不能太多或太少,否则或是冲击台湾在地蛋农,或是顺遂了盘商的炒作。所以简言
之,政策目标有三:舒解民生压力、避免国库损失、维护本地蛋农利益。
但是要达成以上这三个目标,恐怕不容易。为了舒解民生压力,进口蛋量只能宽不能紧。
为了维护本地农民利益,例如万一这几天台湾自产的鸡蛋量充足,政府就只好减缓释出,
以免“蛋贱伤农”。而一旦政府如此调节供给,堆在仓库里的蛋增加,最后的销毁数量就
一定增加。用比较理论的方式说:政府的政策“手段”只有两个 (进口蛋的数量与释出
蛋的数量),但是政策“目标”有三个 (舒解民生压力、避免国库损失、维护本土农民
利益);用两个手段同时解决三个目标,经济学理上就注定不能周全。
不周全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1)有几天的鸡蛋量过期,必须销毁,或是 2)有几天的鸡
蛋量不足,民众有若干不满。无论 1)或 2),都有社会成本,农业部也一定挨骂:蛋不
足则社会不满,蛋太多销毁则浪费公帑。
大家会问:这件事要如何评断呢?我要请读者注意:由于蛋的效期是以“天”为单位,因
此评断是非的单位也是“天”。简化来说,如果最后台湾社会还是有“两天”缺蛋,假设
一颗都买不到,则以一天平均 2500 万颗计算,就表示政府当初进口量短少了5000 万颗
。而如果最后台湾销毁 5000 万颗蛋,仍以一天平均 2500 万颗计,表示当初多进口了“
两天”的蛋。台湾的情况大致是后者。
事后检讨,农业部这“两天”的误差,算不算大呢?算不算有过失呢?我认为,如果考虑
前述“维护本地蛋农利益”的因素,就很难苛责了。若是我担任农业首长,我也没有把握
能做到更好。有名嘴说,销毁 5000 万颗蛋就是有错,我想是把问题太简化了,没有考虑
到在地蛋农利益的政策目标。
至于进口蛋有没有图利特定人士,这事关政府法律规范。台湾过去从来没有从外国进口这
么大量的鸡蛋。在全球蛋荒时要承接这种数量的鸡蛋进口,其货源、仓储、运送、检验,
都必须是老手才能胜任。准此,这个采购案应该是有资格规格限制的。此外,由于这类进
口业务是偶发的,一般企业大概也会成立一家子公司来操作,避免财务报表的波动,因此
帐面上看到的进口公司资本额,恐怕不能反映其财力。无论如何,图利是严重的指控也是
重大的犯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做灰色讨论。
蛋蛋危机的供需分析已如前述,但是纷争还没说完。例如市面上发现逾期蛋啦、有商家改
了到期日啦、有学童吃到臭蛋啦、农业部里面有杂音啦、将来也许还有别的纷扰啦。今天
纷争吵得这么大,超越前述供需分析,就与“仇恨值”有关了。一位官员的仇恨值高,表
示马路上有一大群人随时打算跟这位官员“算总帐”。例如,社会上有没有鸡蛋有过期?
有没有商家改效期?我想一定有,任何时候都有;我过去一个月也曾经买到过期商品,被
人嘲笑。这一类的事情与进口鸡蛋未必有关系,但陈吉仲仇恨值高,就一定会有人趁这个
机会拿出来“算总帐”。一旦算起总帐,原来的“进口鸡蛋帐”就未必是重点了,解释难
以服众、纷扰越滚越大。
为什么一个老老实实的陈吉仲会累积这么高的仇恨值,着实令许多人不解。也许把陈吉仲
与吴音宁放在一起,能猜测一些端倪。吴音宁与陈吉仲都是标准的农家子弟,凡是接触过
的人,都能体会他们的憨厚、朴实、坚持原则。我这几天在想:农家子女与一般商人、公
务员等家庭子女,有没有什么不同?农家子女的特质,会不会在官场形成一种“另类”?
每个做生意的人,都要周旋于商场;每个公务员,都得在长官部属之间应对;每个面对升
等压力的教授,都在与全球其他的教授做研究竞争。但是农民不太一样:传统上,农民的
“对手”似乎是“天”。不论是干旱、淹水、虫害、瘟疫,似乎都是老天爷搞的鬼。因为
“天道无亲”,所以当面对种种“天灾”,农民的反应就只能努力做、努力做、努力做。
干旱就引水灌溉、虫害则结网防范、海水倒灌则重新回复、瘟疫扑杀后就咬紧牙关再重新
养殖。在农民的基因里,大概殊少“盘算计谋”,遑论“布局斗争”。农民子女应对方式
如此,恐怕不会是官场应对的高手。他们唯一会打的球种,就是“直球”。
进入政治圈,处理事情的方式人人不同。今天上午,陈建仁院长对于“造成的社会纷扰”
向社会道歉,这就是面对“非直球”优异的挥棒姿态。政务官推动政务,就是要得到人民
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支持,反躬自省绝对不会错。我们学者投稿有时候明明是评审没看懂
,而提出错误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标准回答永远是:“ I am sorry that I might have
misled the reviewer …”,即使评审看不懂,都还要说是:“大概我误导了你,令你看
不懂,真是抱歉”。政务官肩上的担子非常重、面对的可能误解非常多。陈建仁的态度,
绝对是陈吉仲可以学习改进的参考。
在北农事件中,有许多对吴音宁当时的指控,现在看来都是十足恶意、断章取义,都是“
伸卡球”、“滑球”、“大角度曲球”。也许农家基因就是不太会打这种球、不太会处理
这些场面,有时候甚至治丝益棼,莫名其妙地累积自己的仇恨值。吴音宁辞职几年之后,
事过境牵,我相信许多民众都有“当时受到误导”之憾。然而政治圈是残酷的;吴音宁当
年所受的屈辱,今天似乎还在重演。我们没有办法限制政治圈的“球种”,但还是感慨与
不舍优秀直球打击者的凋零。
4.附注、心得、想法︰
朱敬一院士直接投书评论进口蛋事件了
也评论了其实5000万颗也就是两天的份,这样的误差还算能接受
认为陈前部长在应对媒体与民意之间反应不足,这是因为农家子弟太过耿直
并加上5年前的吴音宁事件顺便评论
朱院士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从市场与政府的角度去评论蛋蛋事件
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