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记者询问，如何看待民进党与国民党都因性骚扰案陷入危机。柯文哲表示，相信制
度
: 要相信个人，比较理想应该是让卫生福利部蒐集案例，思考在制度面上怎么减少，除了
预
: 发生，还有发生后该如何快速处理，台湾常是每次出现案子，最多就是“找一个女巫来
烧
: ”，什么事都没做下次又重来，系统性的改进是台湾比较欠缺的文化。
不愧是2019年亲自处理过性骚检举案的直辖市市长，
果然有一番见地。
依照性骚防治法第一章第6条: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设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性骚扰防治委员会置主任委员一人，由直辖市市长、县（市）长
或副首长兼任。”
而我在网络上搜寻"台北市性骚扰防治委员会委员名册"
只查到第八届跟第九届的名册，其中主任委员都是"副市长"，
后来又查了一下，找到一份
“台北市政府(107)府授人管字
第1076006774号函”
开头明确指出台北市的性骚防治主任委员
由市长指派之《副市长》兼任。
按这号法规，台北市的性骚防治主任委员
是副市长，不晓得为何2019年的市府顾问
性骚案处理的是市长本人?
当时的主任委员(副市长)在哪里?
不晓得非性骚防治主任委员的市长亲自
在2019年处理这件市府顾问性骚案，
程序上是否合乎所谓"制度"?
又，当时处理该案的市长
(非当时的性骚防治主任委员)，
是否有依照性骚防治法第三章第13条规定:
“应于申诉或移送到达之日起七日内开始调查，并应于二个月内调查完成；必要时
，得延长一个月，并应通知当事人。”
如果依照制度，为何事件过后将近两个月才进入调查程序?
以上都是我对这位对性骚防治制度
侃侃而谈的准总统候选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