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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草】记者朱乃莹报导
国民党何时在原住民部落建立“中国”认同？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顾恒湛接受《
沃草》访问指出，1950 年代开始，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山地采行“山地治安指挥所”统辖
的军事化治理，并强制原住民族青年加入“山地青年服务队”接受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
原本是为了准备战争，但在韩战后军事情况稳定，这些组训变成为推动国民党政府“山地
平地化”政策——亦即将原住民汉化——的利器。顾恒湛总结，“这些组训要求你忠于国
家、忠于领袖、学习‘国语’。透过这些组训，让党国经验、党国思想、中国化教育渗透
入山地部落。”
山地治安指挥所：军事化的山地治理
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员顾恒湛指出，二二八事件后，由于多股抵抗势力转进山区，国民党
政府开始注意到山地治安的重要性，但当时台湾在“中华民国”范围内仍被视为边疆，管
制并不严密。到 1949 年国民党因内战失利而准备撤守台湾，蒋介石在 1 月宣布“引退
”之前，先安排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以做迁台准备。1949 年 5 月台湾戒严，大举肃清“
匪谍”与“不法份子”，并颁布山地管制相关法令，以防止相关人员潜伏山区。
大约于此同时，情治单位（保密局）发现中共地下党在台开展组织工作，密集接触台湾原
住民族，并准备在山地建立基地。但当局对于处理原住民族菁英尚有所忌惮，因此 1950
年抓捕共党“山地工作委员会”要角简吉、陈显富时，虽知悉其与高一生、汤守仁、林瑞
昌均有接触，但选择让后者办理自新。
顾恒湛指出，1949 年之后，国民党政府“只剩下台湾”，必须让台湾更加军事化，以准
备在台湾继续国共战争；蒋介石也非常关心山地治安与防务，多次要求参谋总长周至柔重
视，也由总统府派员视察山地与港口。
1950 年 7 月蒋介石下令“加强台湾省山地区域警备”，8 月周至柔召集相关单位，提出
“台湾省山地区域警备加强办法”，由保安司令部在全台 8 个山地区域1设置“山地治安
指挥所”统一指挥该区武力，也督导相关民政、警政、布建保防体系吸收线民。
顾恒湛说明，这种治理模式有其历史上的延续性，过去从清国到日本政府，均将台湾山地
视为封闭区域，清代有所谓“番界”，日治时代“蕃地”也由警察统治（有别于平地施行
的“街庄制”），留下的“（警察）驻在所”与“青年团”等架构，都让 1950 年代的措
施更加容易推行。
山地青年服务队：曾要练刺枪的“山地武力”变为统治利器
蒋介石也希望扩大运用“山地青年”，亲自要求周至柔“山地青年团实施何种训练？其内
容？希详报。”
顾恒湛说明，很多原住民社会都有年龄阶级组织，日本政府在雾社事件后，即在部落青年
会的基础上，成立“青年团”，让这些受新式教育的“先觉者”取代传统政治组织与政治
势力，推动现代化的“教化”与“习俗改善”，高一生、林瑞昌等人均是如此，“日本运
用青年团推行‘理蕃政策’，国民政府也是这样去推动‘山地平地化’。”
顾恒湛指出，战后初期国民党并没有发现“青年团”在统治上的方便性，但在二二八事件
后2，重新组织起“山地青年服务队”，到 1951 年重新编组，更强制所有 15-35 岁的山
地男女青年都要成为“队员”，由山地乡乡长兼任队长。根据 1953 年的统计，各乡山青
队共有 30 个乡队、191 个村队、22,381 名队员。
“山地青年服务队”被视为山地警备体系中“山地武力”的一部分，在国民党的备战思维
中，想定山区可能是解放军空降进行丛林游击战的场域，特别对山地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分列式、阅兵、基本排战斗、刺枪术等）与民防编组，并灌输“三民主义”、“服从领袖
”等政治思想教育，并由“山地治安指挥所”派驻“政治指导员”；国防部也在蒋介石命
令下，从 1950 年起对全台山青队进行大规模校阅。
除了由军事体系进行“山青队”的在地组训外，1950 年代另有国民党党务体系的“山地
巡回文化工作队”，召集跨乡、跨部族的原住民族青年，巡回各部落用歌舞进行“反共抗
俄”、“服从领袖”等政治宣传，“用省政府的经费，名义上是省政府祖训，其实都是经
过省党部。”
顾恒湛进一步指出，这些组织、训练原本是为了准备战争，但在韩战（1950-1953）后由
于美军介入，国共分治态势稳定，这些组训成为推动国民党政府“山地平地化”政策——
亦即将原住民汉化——的利器。
“这些组训不只军事教育，也很着重政治教育，要求你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学习‘国语
’。透过这些组训，让党国经验、党国思想、中国化教育渗透入山地部落。”顾恒湛总结
。
邹族后裔汪明辉：二二八后当局让全部落反复走 2 小时山路受审，种下恐惧
除了强制政治教育，当局也向部落灌输恐惧，并在部落内吸收情治“细胞”。
国家人权博物馆与原住民族文化基金会合作进行“寻访与解密——白色恐怖时期相关史蹟
点调查暨影像纪录专辑”， 2 月时公布首波“桃园（角板山）治安指挥所”与“吴凤乡
治安指挥所”。
顾恒湛在发表会上指出，高一生、汤守仁与诸多原住民白恐案件“杀鸡儆猴”后，原住民
进入互相监控的社会，也知道身边有很多情治人员，政治上就有所忌惮，或自我告诫必须
“服从党国”。
邹族后裔汪明辉则说，二二八事件时，邹族青年下山参与包围嘉义水上机场与红毛埤军械
库，并带走一些枪砲弹药，准备与进山的军队战斗。之后国民党政府对部落办理缴械、自
新，“但缴了两次（械）都不够让国民党放心！”
汪明辉转述耆老口述，山地治安指挥所将整个乐野部落的人都叫到奋起湖接受审讯，“那
时候走路一趟要 2 小时，有时候你走回部落，派出所又叫你过来，这就是让你不敢说谎
的恐怖侦讯方式。”而当局精心将高一生描绘为“贪污份子”，让部落无人同情、无人声
援，而高一生被枪决后，族人对威权政府更加惧怕，“高一生他们是第一批提出原住民自
治的人，但之后再也没人敢提，一直到 1980 年代，原住民才敢谈自治。”
计画主持人利格拉乐・阿[女乌]（Liglav A-wu）向《沃草》表示，情治机关在部落吸收
“运用人员”，造成部落撕裂，这是必须被处理的转型正义议题，但将来势必会遇到很多
问题。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所以一直选出自认是中国高山族少数民族的立委
或许这个原民席次应该检讨并入不分区
或者办除户早日送对岸定居
对岸少数民族加分等优待比台湾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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