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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以后，日本的疫情好转，民众似乎松了一口气，享受久违的“休假”。
东京举办奥运的前后，正如许多专家们所预想，日本疫情变得十分严峻，造成了医疗崩溃
和大量死亡，但不久后感染人数莫名其妙地急速降低。专家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不少
人说是政府所推行的疫苗政策奏效，但单靠疫苗，无法说明感染人数如此急速降低的理由
；有的人表示是急速增殖的病毒引起了自我崩坏作用；有的人则推测是因为季节周期的关
系。
然而近几周来，变异病毒Omicron开始在全球蔓延，使得民众再次陷入恐慌。对此，新首
相岸田文雄提出了“锁国”政策，禁止所有外籍人士入境。这个“果断的措施”获得了不
少民众支持。不过，日籍人士返国后仍只要待在自己家里即可，没有严格地限制隔离时间
，还可随意出门享受自由，也被人讽刺这样的隔离根本不能说算是隔离。而且，连外行人
也能发现，病毒不可能挑选国籍感染，此措施不仅不太科学，其背后也很可能存在着某种
种族歧视和排外情绪。
再加上事情发展至此，厚生劳动省依然坚持采用准确度相当低的抗原检测（快筛），被许
多专家纠正，仍不愿意使用核酸检测（PCR）。结果如众人所预想，近来陆续在各地发生
Omicron感染，目前日本国内的感染人数急速增加。
具备民众主体性与自发“共同体”意识的台湾防疫
如曾在此专栏〈日本防疫政策的失败与大日本帝国的亡灵〉一文中所探讨，2019年爆发
COVID-19疫情后，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始终欠缺科学根据和一贯性战略，其失败模样，令
人想起从前大日本帝国战败的历史，仿佛现在又要重演。
不少日本人干脆表示，应该学习台湾！近来，媒体上的部分政客、评论家再三主张：中国
防疫政策成功的原因是国家统管、监视民众的权限强大，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的日本无法照
做，若要改善防疫对策，必须修改宪法才作得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反驳，认为至
今日本政府连最低限度的科学措施都没有实行，修宪以前不如先认真学习台湾的相关政策
，台湾也是民主主义，合理且科学的防疫政策和民主政治不一定冲突。
事实上，我也认为，虽然近来Omicron已引起社区感染，使得台湾民众再度紧张起来，但
至少与日本比起来，不，与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比起来，台湾的防疫政策确实更合理且完
整。而且，据我观察，台湾的防疫政策并非光靠国家权力由上而下地限制民众行动，相当
大的部分似乎基于民众自身的主体性和自发性的共同体意识。这应该可以说是台湾草根民
主主义的成果之一。
由此，我们仍须留意，即使台湾的政策不是国家权力单方面强迫民众，但管理社会的系统
自然而然被强化，并且防疫政策的“成功”似乎也加强了民众的国家、国族意识。我虽然
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但即使政治背景和程度有差异，这很可能是两岸共通的社会现
象。
在此种情况下，我有时想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和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连续
关系。因为，日本“战前／战后”的关系，不仅令人联想到现今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异同
，也似乎与台湾解严前后的关系有某种类似性。
在之前的文章〈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对当代台湾民主有什么意义？〉中，我们以丸山真
男的思想为例，探讨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如何试图克服大日本帝国的极权主义。那么
，二战后日本是否真的改变了“战前”的政治社会结构？战后民主主义是否完全克服了大
日本帝国？本文将从此角度探讨日本民主主义思想的起源，并且借此进一步探讨现代台湾
的问题。
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其实是在战前基础上发展的
事实上，关于“战前和战后‘连续’还是‘不连续’？”此问题，已有各式各样的论述。
然而，我想在此介绍称之为“总体战（total war，总力战）体制论”的一种“连续论”
。1990年代以后，日本学术界中这个论述受到瞩目，它不仅能够说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
社会、思想本质，重新探讨当代台湾时，也可能提供某种帮助。
何谓“总体战体制论”？从前不少人曾探讨过战前／战后的连续性，但他们大多认为，二
战后日本留下或复活的“战前”，代表着与战后经济成长和民主主义矛盾的因素。但经济
学者野口悠纪雄曾在《1940年体制：与“战时体制”告别》（1995）一书中表示，战后日
本的经济成长，并非摆脱“战前”的结果，而是于1940年左右为应付世界大战打造出来的
行政、经济制度基础上，才能实现的。
野口指出，战后日本的《日本银行法》，原本是于1942年为加强控制经济金融的行政权力
，以纳粹的银行法为范本制定而成的，二战后此法律仍继续存在下去，充当高度经济成长
时代日本金融政策的基础。还有，“终身雇用”、“年功序列”、“企业别工会”等，经
常被视为二战后的日本经营特色，这些其实也是在《国家总动员法》（1938）下，为顺利
动员人民而打造出来的，保护员工、让劳动关系和谐的制度。还有，所谓“农地改革”通
常被视为战后美国占领政策的一环，但二战时日本政府早已借由《食粮管理法》（1942）
与《借地法》、《借家法》（1941）试图解体地主制。
简而言之，这些行政、金融、经济系统原本的目的，是更加顺利地进行“国家总动员”。
二战后这个目的被换成经济成长本身，在此基础上，日本实现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有做为国民的个人自觉，反而方便社会动员
关于这件事，社会学者山之内靖提出了更加综合的论述。山之内曾在《系统社会的当代位
相》（1996）等著作中表示，野口所提的1940年体制并非日本独有的特殊现象，而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为应付总体战，各国普遍营造出类似的系统。
他解释，通常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理解为“非合理且极权的法西斯体制”与“合理且民主的
罗斯福新政体制”之间的冲突，不过实际而言，不论法西斯体制或罗斯福新政体制，双方
都强力推行国家官僚机构的巨大化，且创造出社会中任何组织都能受到控制的中央集权秩
序。第二次世界大战须在此种“系统社会化”概念中加以理解。法西斯体制与罗斯福新政
体制的差别，也应视为此框架中的细分类。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系统社会”
笼罩世界各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直到现在都活在此框架中。
在此种社会理论的影响之下，日本学术界中“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也受到重新探讨。如
前所见，二战后丸山真男等日本许多知识分子经常强调“近代”、“民主”、“个人”、
“主体”这些概念，以批判大日本帝国的极权体制，且试图创造出民主日本。他们所提的
“个人”、“主体”，并非否定“国家”、“民族”的无政府思想，在他们眼中，这些就
是建立近代国家和国族主义不可欠缺的基础。而且，他们并非是在日本战败后突然开始提
到这些概念，而是丸山真男等人在战争体制之下，也一贯主张日本须培养出近代个人主体
，因此二战后他们的言行经常被理解为“对于军国主义的抵抗”，受到众人的尊敬。
然而，社会学者中野敏男在《大冢久雄与丸山真男：动员、主体、战争主体》（2001）等
著作中表示，丸山等人所提的“个人”、“主体”概念，不一定与战争体制全面矛盾。因
为在总体战体制中，为了更有效率地动员民众，必须让每一个国民“主体地”参与战争体
制。也就是说，丸山真男等战后民主主义者们所视为理想的，基于“个人”、“主体”的
国民共同体，其实是为应付现代总体战必须建立的政治体制。若民众都欠缺作为国民的自
觉和主体性，国家根本无法顺利地进行社会动员。
借由战争与悔恨，让战后日本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更稳固
社会学者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国族主义与公共性》（2002）一
书中更进一步探讨此问题，指出所谓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思想的起源，正在于总体战体制中
。
小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虽然呼吁“国家总动员”，但在以陆海军为首的
官僚系统中，派系主义和不负责任作风到处蔓延，根本无法进行具备统合性和合理性的总
体战，统制经济不断造成贪污风气，民众生活中的社会伦理也受到十分严重的损害。
他解释，二战后，许多人士认为日本战败的理由在于这种总体战体制的失调，就他们而言
，“近代”、“民主”、“个人”、“主体”这些概念，其实是为了批判且克服这种情形
的思想表现手段。不仅如此，虽然总体战体制没有正常运作，但借由全民共通经历的战争
经验和对此的悔恨情绪，二战后日本民众的国族共同体意识变得更加巩固。
在此种“悔恨共同体”的国族情绪之下，战后民主主义者们试图重新创造出基于“近代”
、“民主”、“个人”、“主体”，更加合理且有效率的总体战体制。小熊表示，这样的
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确实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有某些侷限。
台湾的社会制度，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虽然不是台湾史研究者，但来台湾后，有时想到此种“连续论”。一般而言，1980年代
末台湾解严后，言论思想自由大幅改善，民主主义和本土主义论述愈来愈盛行，与从前戒
严时代相比，现在台湾社会的变化可说沧海桑田。但我怀疑，即使有“转型正义”，但现
在台湾的国家、经济、社会结构，是否仍继承著国民党独裁时代为对抗中共而建立的全民
社会经济系统？因为，即使政治思想转换，管理全民的行政官僚系统仍不可能就此解体。
例如，现在台湾政府为进行防疫措施，运用全民健保卡制度，而这是以全民身分证的存在
为前提。我们该记得，全民身分证原本是冷战时期国民党为全民兵役制所颁布的制度。也
就是说，这可以说原本是为国民党为了在台湾建立总体战体制打造出的制度之一，而现在
民进党政府拿来进行以新冠病毒为敌的总体战，重新利用它管理人民。
事实上，许多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管理全民的身分证制度。例如日本直到2016年才开始
颁布“个人编号卡”（マイナンバーカード），但却遭到许多人士反对，目前民众并没有
义务要带着这张卡片。
我推测，现在台湾盛行的所谓本土主义和台湾国族意识，也可能是以日据时代及国民党独
裁时代打造出来的、以台湾为范围的全民社会经济平台为基础。而现在台湾民众的民主意
识的背后，必定也有日据时代和国民党时代、以台湾为范围的全民共通历史经验，就如从
前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以全民共通的战争经验和悔恨情绪为基础一般。这种全民共同体
意识和在此之下培养出来的“主体性”，不仅不一定与国家行政系统冲突，也可能是让国
家更顺利进行全民动员的重要因素。
民主主义的防疫
如前所述，最近日本有许多人提到台湾的防疫政策。由于近来自民党右派、日本维新之会
等政治势力经常借机要求加强国家权力且修宪，因此不少人为牵制这种论述提到台湾，表
示民主主义和防疫对策不会矛盾。但从此总体战体制的观点来看，不论台湾、中国，防疫
措施必然会带来国家官僚机构的强化，且促进“系统社会化”的倾向。
台湾的防疫政策并非如中共那样全面强制、毫不考虑人权，而似乎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民
众的自主行动。或许，这种情况可以评论为“台湾的民主社会成熟了”。不过，若换个角
度来看的话，此情况能否视为“以新冠病毒为敌的总体战体制，渗透到每个民众的主体中
，使得现代的系统社会变得更加合理且有效率”？
那么，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面对新冠病毒疫情呢？难道，台湾该放弃筛检、追踪、隔离、
限制行动等防疫措施吗？我并非医学专家，但可以推想，那样恐怕会造成莫大人命的牺牲
和经济损失。Omicron变异种感染爆发以后，各国政府不敢采取高度限制民众行动自由等
强硬措施，许多民众的警戒情绪也似乎变得相当松懈。然而在此情况中，若得挑选一个国
家的政策的话，我仍然只能较为支持台湾的方式。因为，既然政治本来没有“完善”，只
能尽量选择“较不坏”。
现在日本防疫政策的失调也许代表着，“自民党虽然高喊国家主义论述，却连系统社会都
无法顺利经营，就如过往日本军国主义的总体战体制无法正常运作，最后导致战败”。合
理且科学的系统社会，也许比破裂的系统社会好得多。
不过我还是认为，即使防疫政策能保护民众的健康和性命，仍然不应该沉湎于某种国族优
越感且失去批判精神，而必须批判地观察防疫措施带来何种社会变革。幸好，与法西斯国
家不同，民主主义的好处是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民主国家
和极权国家确实都一样拥有强大的官僚机构，许多民主国家也可能趁疫情期间加强管理社
会的系统。但原理上，即使国家加强系统，民主主义社会中民众也仍有权利以便随时监视
国家系统。近来日本的公民社会和媒体急速失去此种批判姿势，但我个人希望台湾民众未
来也能维持能够行使此权利的社会力量。
民主主义确实有不少问题和局限，但依然比极权主义好得多。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但是就是有一群人
没有极权威权
就浑身不对活不下去
充斥台湾
才是最大应该送往中国定居的威胁
※ “Live”、“新闻”、“转录”此类文章每日发文数总上限为3篇，
自删与板主删除，同样计入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