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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刚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蔡培火，在台湾人自己创办的《台湾青年》杂志上
，刊登了一篇文章〈我岛与我等〉，在里面引用了续日本学者泉哲的理念，喊出了一句掷
地有声的宣言：“台湾乃帝国之台湾，同时亦为我台湾人之台湾。”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句话，可以说是台湾人认同的开端，预告了隔年1921年，台湾
的知识菁英、地主仕绅即将聚合起来，共同寻找台湾人的自我解放途径，开启了百年来如
永劫回归一般的团结与分裂、新生与苦难、妥协与挣扎。
台湾的“主体性”好像脚边的影子，转身低头就可以看见，却永远无法触及、如同幻梦般
永远悬挂在那里，直到2021年的今天，我们也还在追逐那近在咫尺，却隔若海角天涯的“
台湾人的台湾”。
台湾文化协会及其精神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到日中战争开始之前（1918─1937）
短暂发出灼人光热，在那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光之中，除了寻求岛民自治的可能性之外，
也不断探索自我存在的尊严、殖民地所有人彼此平等对待的尊严。
妇女运动的先驱
他们喊出三大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妇女解放”，在日本威权统治底下设法找到抵
抗的方法，但同志之间却因为对于解放的优先级以及运动路线差异而起了争执，最终在
分裂与扰攘中，被日本人一一镇压。
台湾现代妇女运动起始于1920年代，不过很难说是一场运动，毋宁说是几名勇敢的女性挑
战了男性绝对霸权的一场社会事件，但却也喊出了台湾首次的女权之声。
1925年的时候，彰化出现了台湾第一个女性平权团体——“彰化妇女共励会”。当时彰化
妇女共励会是由几名受过中学教育（当时女性在台湾所能接受到的最高学历）的年轻女性
所组成，而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如王敏川等人，也非常鼓励这些女性出来组织团体，打破
传统对妇女的人身限制及刻板印象。
她们曾经发起台湾第一次的女性公开演讲活动，在彰化的天公庙埕，没想到很多人过于紧
张，在上台演讲前夕，因为底下好事男性不断鼓譟，许多女性吓到不敢上台，只好由文协
的男性临时上台代讲。
那天是1925年8月22日，理应是台湾性别平等运动的光荣之日，但却磕磕绊绊，受到主流
社会的无端讪笑，如同这一百年来所有性别运动者所承受的。
再之后，没想到彰化妇女共励会的成员，其中有些人走得比大家想像中的更要前卫，她们
不仅要人身自由、要恋爱自由、更要主导自己的人生——没错，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台湾
女性，任何自由都是奢侈。
共励会当中有五名女性，如潘贞与吴进缘等人，想一起到中国上海追逐“自由之梦”，想
要去上海当电影明星、想要跟男友到那里恋爱结婚。
结果她们真的逃走了，却不幸在基隆港边被抓了回来。跟她们一起私奔的男性杨英奇是彰
化街长（市长）杨吉臣的儿子，其中一名女性吴进缘是彰化仕绅吴德功的晚辈，所以这件
事就引发地方上的政治斗争，文协人士在《台湾民报》上攻击彰化街长的“毋成囝”把这
群女性带坏，保守派人士在《台湾日日新报》上攻击文协成员灌输女性错误的道德观念。
双方各执一词，在报纸上连番笔战，成为地方上茶余饭后闲聊的“淫奔事件”。
最后事情是这样解决的：彰化妇女共励会开除这四名“追逐梦想的女性”的会籍。而杨英
奇则向吴家长辈下跪道歉（但其实杨英奇的女朋友是潘贞）。不久之后彰化妇女共励会自
行解散。这样台湾第一个女性平权团体，就这样黯然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
有没有和今天的台湾有相似的情节？所以我们说这是百年的永劫回归。回顾历史，其实就
是用一面客观的镜子，审视当代的“我们”。我们是谁？要去哪里？路线怎么走？百年前
的文协前辈们，已经蘸着血泪写作历史，走在我们前方亲身示范给我们看了。
农工阶级解放运动的动向
再者，三大解放里的“阶级解放”，谈的是劳动者的尊严。一战结束后，由于俄罗斯二月
及十月革命相继发生，全世界的弱小国家及殖民地开始流行共产主义，台湾人大受鼓舞，
也在二〇年代纷纷组织劳农团体，反抗资本家及殖民政府。文协里面许多核心成员认为劳
农阶级受到严重剥削，文协应该往阶级斗争的路线前进，所以1927年的时候，文协内部路
线起了严重冲突，林献堂、蔡培火及蒋渭水等人退出文协，而王敏川与连温卿等人则留下
来继续组织“新文协”。
农民运动是由1924年的二林蔗农组合带起抗争先声，接着简吉、赵港等人组织凤山农民组
合、大甲农民组合等团体，继而在1926年组织了全岛性的“台湾农民组合”，发动如“中
坜抗租事件”等大规模不合作运动，共介入了400多起的农村争议事件，全盛时期台湾农
民组合共有27个支部，24,000多名成员。不过后来台湾农民组合受到日本政府大力镇压，
简吉与赵港等核心成员遭到逮捕入狱，渐渐于二〇年代晚期失去抗争动能。
而劳工运动的高峰则是在文协分裂后，蒋渭水另行组成台湾民众党及全岛性的“台湾工友
总联盟”，与新文协连温卿的“台湾劳工运动统一联盟”分立较劲。双方各自在1928年左
右发起各式罢工，例如黄赐与卢丙丁等人协助发起的“高雄浅野水泥工厂抗争事件”，约
七百多名工人集体罢工，台湾劳工抗争的力道与决心，一时震撼了当时的日本政府及资本
家。不过与农民运动一样，最终劳工运动也在政府打压下，逐渐消声下去。
二〇年代末期的左翼大清洗事件后，台湾的阶级抗争运动逐渐消失，剩下较为温和的议会
请愿运动还勉强运作下去，最终这一条自治路线算是有达到最基本的诉求——在1935年实
施了台湾第一次的“市会议员及街庄协议会会员选举”，虽然不是普选，也仅限于地方议
会层级，但至少台湾人付出了十几年的心血，总算踏出了非常艰难的第一小步。
三〇年代中期以前，虽然社会运动大多数遭到检查并消声，但此时却是台湾第一次的文化
黄金年代，亦可称为“跳舞时代”，各种文学、音乐及艺术创作蓬勃发展，文学家组成“
台湾文艺联盟”、艺术家组成“台阳美术协会”还有青年音乐家集结的“乡土访问音乐会
”等等，都在三〇年代中期前发光发热。
二〇年代风华长期遭湮没
不过可惜的是，二〇年代的思想与社运、三〇年代的艺术文化都如此精彩，却因为日中战
争的关系而突然断绝。二战之后，相继而来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这些文化思想的遗
产，又再度遭到无情的清算。直到七〇年代的“回归现实”之时，遗失的文协精神才逐渐
被一片片拾回、重新拼凑起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很多人在提及1927年文协分裂的时候，会说文协分裂成左派跟
右派，而右派又分裂成自治派的林献堂与中间偏左的蒋渭水。其实这是很奇怪的想法，因
为当时的人们并不会默认自己是左派右派，例如文协分裂的时候被划为右派的蒋渭水，后
来组织“台湾工友总联盟”，协助全台湾共65个劳工团体、将近八千名劳动者进行抗争。
而且在1924年，二林地区由李应章医师出面组织农民，反抗林本源制糖会社的剥削之际，
身为大地主的林献堂也有到二林为农民演讲，当地农民还敲锣打鼓，如同庙会一样的热烈
欢迎他的到来。而共同组织二林蔗农的詹奕侯与刘松甫等人，其实也都是地主出身。所以
我们区分文协内部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其实是没有什么必要，重点是成员各自的路线主张
，与人格特质。
比较接近现况的，反而是日本警察暗中做出来的调查，警察在内部报告〈台湾文化协会对
策〉里提到：文协粗分成“温和派”跟“激进派”。温和派底下又分成“合理派”（建制
派）的林献堂与蔡培火，以及“稳健社会主义者”的陈逢源及谢春木；而激进派则分成三
派：“民族自决派”有蒋渭水跟王敏川、“无政府主义派”的连温卿与彭华英、还有“妄
动派”的无产青年。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以日本警察的角度来看，文协的分裂，主要差异
是路线的激进程度，不见得是支持社会主义与否的原因。
百年前文协的挣扎与分裂，应该是我们当代台湾人要不断借镜与反省的历史。如果我们是
1927年的连温卿、蒋渭水、蔡培火，我们该踩上哪一条路线？该如何组织？百年文协的故
事，不仅需要我们纪念，更需要我们深思。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当年的火
后来国民党在228
消灭了最后火苗
而今却不能连根拔起国民党实在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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