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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的外交态势堪称有“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气势，其对外积极交往的规模、频
率、探索、创设与影响足以称雄当时的世界，并奠定了此后明清帝国“天下共主”的身份
以及东亚的外交秩序和战略框架。
从洪武二年二月到正统十四年八月（1369-1449）的八十年间，排除日本、朝鲜等与
郑和下西洋无关的国家，亚非国家对华使节的派遣达694次，其中洪武廿九年间共183次，
平均每年6次；永乐廿一年间，约318次，平均每年15次；宣德九年间，共79次，平均每年
约9次；正统十四年间共104次，平均每年7次。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朝贡国家数目由十几
个增加至超过六十个，难怪时人有“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驾北虏西蕃，无汉之和
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的“呜呼盛哉”的感叹。
不过，下西洋之壮举、拒倭寇于国门、兴教化于边陲、享万邦来朝之盛世，这些极盛
景致为何反而成为帝国危机的预演和落后于西方的拐点？全球化的第一波何以不由中国主
导？中华帝国王朝背海制陆战略的两个立足点在传统治理逻辑中为何地位悬殊？清王朝北
方经略的高歌猛进为什么仍是传统路径的低水平持续？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中国政法
大学历史研究所邓文初教授从对古代中国影响深刻的“天下”观念入手，梳理明清中国这
种帝制时代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决策层所面临的机缘、约束、困顿、抉择与挫折。
在具体叙事方面，《天下》一书的上篇重点在“海洋的世纪”时代背景下梳理大明帝
国在的海洋政策与战略布局，下篇则旨在概括大清帝国在“陆地的冲撞”下的地缘格局演
化。在两篇中，作者均在自己提出的“双重三角关系”的多边互动框架中探讨帝国对外战
略的决策制定过程及其背后的制度与知识基础，并试图理解这一决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
与心理机制。
在作者看来，大明帝国建构其天下秩序的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据诸番要冲”
以保障其海上霸权，同时主要通过建立朝贡关系将周边世界扁平化以实现对“四夷”的控
制。借用永乐帝的说法，就是诸番“即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简而言之，各藩属地位
平等，朝廷为唯一的权威来源，大明皇帝为天下共主。满清从入关之前征服朝鲜成为自己
第一个属国，到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纳入新一批“属国”，极盛时期的大清控制着周边四
十余个属国，“朝贡体制”和儒家“天下主义”世界秩序的话语也同时到达各自顶峰。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明帝国以及此后清帝国接续的这种模式，正是自秦汉以来无
远弗届地扩张的中央集权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其实质意图就是将中华帝国的国内治理模
式向外复制和拓展。这一模式将“中央—地方”关系延伸至周边与外国，形成一个以帝国
为中心的同心圆等级结构，一个“君—臣—民”的金字塔结构。在这一秩序中，作为天下
共主的中华帝国并不是平等的参与者，而是集立法者、监视者与仲裁者于一身，周边夷狄
“平等地”臣服其下，中华共主君父般高高在上。
吊诡的是，这种设计只是一厢情愿、纯粹的纸面理想，在现实中根本无法生根。因为
整套秩序的运行，需要一个“居天下之中”、无偏无袒、大爱无私的君父，一种非实体的
“虚君”。但占据这一“虚位”的“中华帝国”，却恰恰是一个要介入实际政治、与各国
发生利益关联的政治实体，因此必然会失去“中华帝国”这一“非实体”身份，完全无法
实现既要“超然中外”又要“君临天下”的两难任务。
为了摆脱“双重身份”的困境，帝国或许可以选择以一个纯粹军事征服帝国的面目出
现，而摒弃自身的“天下共主”形象，但这样付出的道义丧失成本非常巨大，因此，“天
下主义的国际秩序，就成为一种囚禁帝国自身的道德牢笼，在这种自我束缚下，帝国反而
失去了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与能力”。
可以说，全书所讨论的“问题意识”，就是日本历史学家坛上宽（Danjo Hiroshi）
提出的“忽必烈的未竟事业”的概念：由于元朝统治时间过短，未能完成中华一体化的制
度与知识建构以及帝国的政治整合任务，从而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难题──
如何从制度上消化和整合一个超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以实现天下一体化和华夷秩序一体化
的“大一统”或曰“天下的建构”，文明互动的调适与阵痛，只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
而已。
明清帝国所面对的巨大政治困境，并非仅仅是中华帝国的内生困境，而是全球化过程中人
类必然面对的共同困境。
作者认为，维护“天下观念”和“朝贡贸易”背后的自我中心主义偏见和严重的等级
压制，就是拒绝了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所说的事实──“相互依存”、“有
无相易”的国际关系（“a single globe-encompassing world economic system with
its own structure of interlinkages among its regions and sectors”），而“这种
贸易必将培养其对立面──走私”。
明朝年间，帝国希望在北方通过垄断来“羁縻”游牧部落，其结果是促使其武力要挟
，双方不得不付诸战争；在南方，帝国以为通过垄断可以控制沿海局势，结果逼出了武装
海盗。“‘南倭北虏’的形成，可以说就是这种拒绝的结果，也是帝国相信可以单边宰制
这个世界的结果”。类似地，清廷在贸易上的僵硬策略，虽说部份是出于错误的认知而企
图以中断贸易来迫使依赖中原物质的游牧部落“要么崩溃，要么投降”，但根本原因还在
于顺治、康熙以至乾隆始终信守着“我朝以武力取天下”的天下主义传统的战略，天下统
一于我乃是帝国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其他学者的分析所见略同。例如，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濮德培（Peter C.
Perdue）在《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里认为，清帝国衰落的关键原因包括意
外的地缘政治时机、误将西北政策用在南方的环境、作为“协商国家”的清朝与地方社会
的权力平衡、商业化对社会团结的冲击等四点。“英国人刚好在一七八○年代带扩张鸦片
贸易的要求抵达华南海岸，就在清朝军队刚达成西北大胜并迎回土尔扈特人之时。跟他们
刚击败的蒙古人相比，清朝并没有视英国为一个严重的威胁……难以快速回应来自海岸的
威胁”。另一方面，对中央欧亚所设计的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并不适合运用在内地山区
或者防范南方的“海上游牧民族”：“清代从西北胜利学得一套处理敌对势力的方式，但
他们在面对极为不同的边疆环境则取法失当。”
可以说，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没有受到平等这种近代思想独属品格的洗礼，没能突破“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尊地卑、身份等级与中古法则，其战略重心受控于多边国际关系所
构造的客观形势，同时又被帝国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所制约而难以认识到时代趋势和超脱
地、创造性地解决面临的困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朝上国的地位越巩固，就越难在
锁定的路径下发掘新的思想与制度因素，反而使这个帝国越来越深地陷入权力的幻觉之中
。但这种权力是建立在军事战争和压制普通民众基础之上的，“天下共主”的幻觉也是建
立在与外世隔绝、自我封锁基础之上的。“表面的强大，往往足以掩盖倒行逆施的顽梗；
对外的封锁在禁锢外来影响的同时，也禁锢了自我强大的机会。”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然而今天
这种历史尘埃
依然存在于
习近平以及支持他的9.2脑海里
却一而再再而三
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越陷越深
直到崩坏之后又换一批人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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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删与板主删除，同样计入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