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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丞仪
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
璐蒂・泰铎（Ruti Teitel）的经典名作Transitional Justice在2001年出版繁体中
译本时，台湾的编辑选择了《变迁中的正义》作为书名。当时璐蒂・泰铎创造的这个学术
名词，还相当新颖，定义保留弹性，华语学术界也还没有固定的对应译语。时间快转到
2017年12月，台湾的立法院将“转型正义”四个字放到法律条文中，通过了《促进转型正
义条例》，其中第六条更规定将威权时期军事法院作成的5,800多件判决，一次撤销。
2018年5月，以“转型正义”为名的独立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调
查历史真相、处理威权景观、平反司法不法。此外，司法院大法官在2020年8月公布的第
793号解释中承认了“转型正义”的合宪性，透过“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来重新评价威权
时期中国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这也是“转型正义”一词首见于司法解释或判决当中
。
短短二十年间，转型正义在台湾，从颇富争议的新闻关键词，成为国家制定法明确纳
入的概念，年轻世代对于转型正义的关心更日益高涨。璐蒂・泰铎本人在中译本出版十八
年后，于2019年7月造访台北。访台期间，她在一个周末夜晚举办《转型正义》的读者见
面会，现场挤满读者，多半不到三十岁。同一个夜晚，香港警方正在街头殴打逮捕学生、
示威者与反修例运动的参与者。台湾青年展现的热情，恰好印证了泰铎在另一篇文章〈全
球化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 Globalized）中观察到的现象。而发生在香
港的时事，更反映了人民对体制变迁中政治权力正当性基础的深刻焦虑。
2017年二版的中译本改名为《转型正义》，编辑针对transitional justice的翻译特
别加上注脚说明这个名词目前在台湾通译为“转型正义”，应该是受到2000年后台湾学者
的影响，和原本的意思有距离，也经常引起误解，比如：正义居然可以“转弯”或“变形
”？* 有些评论者批评“转型正义”的内涵，他们认为正义是普世价值、禁止溯及既往、
普遍适用，正义不应该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折冲的、脉络依存的。他们认为，转型正义是
政权移转后的统治者用来压迫政治光谱另一端人民的政治借口。因此，他们提出“转型不
正义”的用语，藉以形容“转型正义”所带来的各种激烈的重分配措施，例如将国民党党
产收归国有。
*原文为：：“‘transitional justice’原指社会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过渡时期当中
的正义问题，不过后来学界译为‘转型正义’而有误导之嫌，不过由于该用法已经约定俗
成，是故在书中保留这个译名。”
语言的挪用，是推动转型正义的政治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争战。为了追查应为过去暴行
负责的加害者，有些新政权会选择重新审理案件，突破追诉权时效，展开刑事侦查。虽然
在常态法治底下，禁止溯及既往是一般法律原则，但是在转型正义工程迟滞了几十年的国
家，溯及既往似乎变成追究法律责任时，不得不然的选择。否则，将形成一种悖论：威权
统治越久，责任越无法追究。此外，为了解决党国体制遗留的问题，国会专门针对前威权
政党（或共产党）及其成员进行立法，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美国宪法禁止的“褫权法案”（
bill of attainder），有个别立法的嫌疑，也对该政党及其支持者产生污名的效果。但
是，回顾威权统治时期，政治领域被垄断，如果不是威权政党的统治，当时还会是威权时
期吗？然而，不可否认，这种种的转型政策，都挑战了传统上对于法治的定义。
在追求转型正义而超越法治原则的同时，转型后的社会也经常必须高举法治原则作为
新的价值座标，用以谴责旧政权。但这是否构成矛盾？为了实现民主化在政治领域带来的
解放效果，正义必须被放置在一定的脉络底下理解和具体化。但反对者会以此为由，用同
样的“法治”语言在选举当中去否定新政府。要解决这种两歧困境，泰铎在《转型正义》
书中提出，时间是良药，因为“时间的流逝将决定由那个政治世代来形塑新国家”。（第
183页）新的政治认同将巩固转型正义的基础。
时间过得很快，正当旧体制的幽灵仍然盘桓于在新体制之上，新的威权政党如匈牙利
执政党青民盟（Fidesz），在民主化初期曾诉诸青年世代但现在已经转而拥抱政治极端主
义，更善于使用这种语言的挪用。对他们来说，转型正义是一种“永续”发展。相较于三
十年前刚民主化之际，这些新威权政党现在更强调在司法、媒体、教育及政府领域推动彻
底且不容质疑的人事除垢、效忠宣誓、禁止担任、废除资格，用以遂行新的一党专政。这
种保守的民粹主义者把转型正义当成一把双面刃，一面砍向过去的威权（或共产）政权，
另一面同时砍向民主化所带来的自由主义国家。转型正义在现实世界里开启了潘多拉的盒
子，各项争辩不仅存在于转型时期，更惊人地在民主化以后的几十年持续下去。
诚如泰铎在书中强而有力的论述，“各种充满政治争议的政策，在具体化之后带来激
进政治的实现，进而透过政治社群、代表性及政治参与的重新厘定，启动政治重构。这些
措施是革命的真实动力来源，因为他们在通往解放的路上，巩固了新政权，瓦解了既存的
权力结构。”（第186页）在这个意义上，转型正义具有象征性功能，宣示拒绝旧政治。
然而，要真诚的告别过去并不容易。习于威权统治的心态和惯行，仍然支配着“新”人的
思考与行动。
尽管转型正义的法律理论可以透过“民主化的前瞻目的”（第157页）来证立这些非
常措施的正当性，然而政治共同体的多数成员仍然会以他们习惯的认知框架来解释有关转
型正义的事件。在此之际，面对眷恋威权统治的另一群成员，泰铎提醒我们，“在欠缺强
大民主传统的情况下，防卫民主的主张很可能威胁到新生的民主国家”。（第181页）如
果一方可以用保卫民主的名义去压制旧政治，另一方也可以通过指责前者不够民主来换取
选票。如此一来，就像泰铎的分析：“为了要实现民主而设定的种种条件，是否应该以及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规范上指导这些新兴的政治系统”。（第181页）
泰铎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第221页），她认为“以政治性和司法性权利为基础的身
份认同”可以作为理性主义的基础，用来限制民主多数决的弊端以及避免在法治理念上过
度妥协。“这些看似违反自由理念的措施，最终的正当性来源仍旧是自由主义”。（第
187页）她敏锐地观察到，转型正义的最终理据就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实现。转型正义将为
新社会带来政治自由和平等保障，“未来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更自由的国度”。（第188页
）因此，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成为民主体制底下的自然法，它缓和了转型期政治
的激情时刻，并将促成新时代政治认同的诞生。
三十年前期待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吗？转型正义是否实现了建构自由民主宪政国家
的美好承诺？有些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已经沦为保守民粹主义的俘虏，如匈牙利和波兰。有
些则迎来了威权政治继承人的复出，比如2012年和2017年的韩国。有些在社会经济领域的
重建╱重分配上步履蹒跚，导致大众对民主失去信心，比如巴西。也有像香港这样的地方
，正在体验未来必定会记住的“不再重蹈覆辙”（never again）。
然而，今日全球惨淡的民主发展并不意味转型正义无法有效回应转型期的政治变动。
毕竟我们不可能假装威权时期什么都没发生过，如同一张白纸，一切从零开始。要把国家
从旧体制中解放出来，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在选举竞争的环境中，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秩
序的价值观。法治与民主的相互构成，不可能单单透过转型正义来做到。转型正义是一个
解放法律的过程，透过具有民主正当性的法律寻找到人民真正的自由保障。在此过程中，
人们要将法治理念从旧政权的威权历史叙事中解放出来，不要忽视政治自由主义的重要性
，不应只在乎法律的形式主义，以及比拳头大小的民主假象，这些都偏离了自由民主的重
要基础。
历经二十年，璐蒂・泰铎的《转型正义》仍然屹立不摇，向全世界传递强而有力的睿
智讯息。要抵抗威权主义的死灰复燃，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推动法律的解放，找寻真正的自
由。
4.附注、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备注 ※
不问如何
在该被转的那个年代的得利者与附庸
没有死透
非以上但是承袭了这套的人
没有除尽
一切就是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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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删与板主删除，同样计入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