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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之后出生的人特别玻璃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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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由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我们有权跟别人说他们不想听的话”（If liberty
means anything at all it means the right to tell people what they do not want
to hear），这是《一九八四》作者乔治．欧威尔的有名句子。理论上，现代是人类拥有
最多言论自由的时代，然而有人发现，我们的言论自由并不是越来越多，而是逐渐限缩。
在《为什么我们制造出玻璃心世代？》里，法学家路加洛夫和心理学家海德特指出现代人
逐渐不容忍言论自由，并提出心理归因和解决方案。他们看起来是在谴责现代左派玻璃心
，但其实指出了整个社会的问题。这本书架构庞大，若整个说法要成立，需要非常多经验
上的举证，然而书中论点的讨论价值并不倚赖作者的整个论证成立，几乎每个分支议题都
有自身重要性，这让书本身的阅读价值大增。
限缩言论自由的大学
大约2015年开始，应该重视言论自由的大学校园里，对于立场不同演讲者的抗议越来越激
烈。在2017年柏克莱大学学生抗议右翼演讲者的“米罗暴动”里，约一千五百名抗争者攻
击维持秩序的人员和学生，砸毁设施。
不只演讲，大学课程也遭受压力。如果课程讨论歧视现象，或者大屠杀历史，可能需要在
课程说明加注“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让学生知道课程内容可能带来不安。
在一些情况下，例如若教师试图讨论大屠杀是否曾经发生，课程可能遭到学生抗议。
2017年政治学家莫瑞（Charles Murray）受邀到佛蒙特州给演讲，讨论他在2012年的著作
《Coming Apart》，这本著作讨论白人劳工阶级的社经处境，这个议题在当时受人注意，
因为许多人相信白人劳工阶级的支持是川普当选的原因。莫瑞的演讲受到学生包围抗议，
改成直播但这并没有阻止莫瑞和邀请他的老师在活动结束时被抗议的学生逮住攻击。为什
么莫瑞会被抗议？是因为川普的支持者不喜欢有人研究他们吗？并不是，莫瑞引起学生愤
怒，因为他在1994年和另一学者合写的著作里主张种族之间的智商差异可能不完全是环境
使然，而是有基因因素。显然这些学生认为，要是你的书里部分内容有种族歧视疑虑，那
你就没资格在大学讨论白人劳工阶级社经处境。
身为人类知识前沿，大学本来应该是最容忍言论自由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
们重蹈中世纪迫害科学家的历史。然而在2015之后，大学里的言论自由显然逐渐限缩。这
几年的大学和学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制造出玻璃心世代？》（下简称“玻璃心
世代”）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近因：玻璃心世代的特征
上述抗争的参与者在1995前后出生，被称为“i世代”，也就是在青少年时期恰逢iPhone
上市的世代。照《玻璃心世代》的说法，为了不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言论，i世代抗议演讲
、攻击讲者，为了避免i世代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言论，他们就读的大学限制讲学自由。
照路加洛夫和海德特的分析，有三种“谬误”在i世代特别显著，是前述抗争反应的直接
原因：
脆弱的谬误：现代人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都很脆弱，而且暴露于危险会让我们更脆弱。
关于脆弱的概念出现了概念蠕变（concept creep），门槛降低、涵盖范围变广。例如现
代“威胁安全”的门槛变低，不只是陌生人会威胁学童安全，暴露于政治不正确言论也会
。这让人认为学生有权避免不安和受冒犯。有些大学发展出“微侵犯”（
microaggression）概念，让学生可以指认那些“不见得有意，但有歧视、污辱效果的言
论、行为或环境”。
情绪推理的谬误：照海德特说法，人的价值判断是情绪和直觉驱动，和其他认知过程一样
受偏误威胁。当然情绪和直觉做出的判断不见得有错，但可能错。如果人没有学会反思自
己的情绪和直觉，容易被情绪和直觉误导走上极端。在《玻璃心世代》里，作者们认为i
世代特别习惯情绪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单凭感觉就相信某些判断合理：我觉
得不舒服，所以你的说法有问题。而现代社会许多进展让人更容易受偏误控制，如大学教
导学生辨认微侵犯，让学生专注于“冒犯性言论”的效果，不鼓励学生去理解说出言论的
人的意图，这其实就是在鼓励情绪推理，让学生把别人恶魔化、贴标签。
“我们”vs“他们”的谬误：人是部落动物，我们会因为帮助伙伴感到生命有意义，也会
无意识对“别人”差别待遇。这种天性可以营造好的生活，也可能搞砸。《玻璃心世代》
指出，脆弱的谬误和情绪推理的谬误让现代人更容易假定敌我，造就负面的“共同敌人认
同政治”，以制造和强调敌人来塑造团结，以对抗敌人来形成参与动力。如果敌人真的是
敌人，这可能没问题，但不必要地制造敌人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远因：养成和背景
为什么i世代特别脆弱、特别容易陷入情绪推理，以及敌我辨识的谬误？《玻璃心世代》
整理了六种“解释线索”（我是把这个词理解成“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原因但不想讲得那么
肯定”）。
对立循环：美国90年代后政党极化更严重，人们的政治意见更极端，对对手政党的评价更
低。作者们推测，这些变化可能来自：1991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政治争
议上、人们在实际生活圈上“政治分群”，只跟类似的人交往、媒体环境更多元、政党领
袖鼓励敌对。这些因素让美国人更讨厌立场不同者。而这种厌恶成为政治行动的动机。
焦虑与忧郁：2007智慧型手机普及，2011之后美国青少年忧郁和自杀率攀升。照《i世代
报告》作者温特格（Jean Twenge）的研究，青少年自杀的情况跟从事“使用萤幕的活动
”（电视、电脑、手机）有正相关，跟从事“不使用萤幕的活动”有负相关。
偏执教养：1995年之后出生的小孩受到家长过度保护，这让他们更容易受前述三大谬误影
响。
游戏减少：偏执教养、电子产品和升学主义减少了90后儿童的“自由游戏”（free play
）时间，而许多人际技能需要借由自由游戏学习。
行政官僚的安全至上心态：大学现代化的需求让行政部门增长，大学公司化让保护学生和
满足学生需求的压力增加。
追求正义：2012～2018之间美国出现了许多具煽动性的社会议题，让更多美国大学生成为
觉醒青年。
脆弱什么时候是问题？
《玻璃心世代》认为i世代玻璃心现象值得在意，因此整理出六个可能的原因。老实说，
我觉得这六条“解释线索”当中大部分本身也很严重，不输给大学生抗议演讲之类的事。
例如说，对立循环降低民主政治的效率并增加仇恨，考虑到这一点和其他因素，哲学家布
伦南不惜因此主张我们应该考虑“一人一票”之外的民主决策方式。又例如说，如果游戏
减少和偏执教养的结果是青少年忧郁和自杀，那本身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管这些人有
没有去大学教授的演讲闹场都一样。
《玻璃心世代》里描述的许多抗议行动确实不太合理，像是莫瑞，仅仅因为过去著作里的
一个想法，就在主题无关的演讲遭到抗议。然而整体而言，我并不会说学生对冒犯和歧视
敏感，是一种脆弱的表现。敏感是进步的代价，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的性平教育很成功，
训练出来的学生应该会对性别歧视言论满敏感的；如果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学生没有感到蓄
奴言论令人发指，那关于黑奴历史的转型正义教育可以说是满失败的。
如果1990之后出生的人对歧视仇恨言论比上一代敏感，那么有仇恨歧视之嫌的活动遭遇更
多抗议，这也是可以预期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抗争描述成是“脆弱的谬误”让人太敏感而
引发的反应，这似乎是在说，歧视仇恨言论造成的主要伤害是害人心情不好。
歧视仇恨言论的问题不只是害人心情不好而已。例如金钟奖评委罗小云失言事件，以及政
大校长郭明政“400年前是衣不蔽体的原始社会”的发言，反应的是台湾社会不在乎原住
民族的文化，这种不在乎让我们很难解决文化冲突议题。如果原住民因此感到受冒犯，我
们应该视为一种警讯，去确认社会有没有好好对待原住民族文化，而不是说这是原住民太
脆弱。
在这种理解下，脆弱的反应是一种讯号，提醒我们社会上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要解
决的问题，不见得是特定人的言论，可能是某种刻板印象或是社会氛围。这时候，若社会
的唯一回应是“这是你太脆弱，想太多”这不但是谴责受害者，也让我们失去进一步发现
问题的机会。在学术领域暴力对待自己不同意的演讲和学者是问题，但对仇恨歧视敏感则
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契机。
4.附注、心得、想法︰
但是
在台湾
最玻璃心的人却是在
戒严时代被洗脑的人
完全被洗成一根想像不一样就听不下去
殊不知他们认为的乱象
在世上稀松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