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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独裁，以及维护世俗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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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内“华人”、西方人研究中国，大多还未踏出“中国会否民主化”的舒适圈。台日评
论者开始用“圣王专政”的视觉分析“中国复兴”的来龙去脉。当这个解释工具被引入香
港之后，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们说，中国又不是伊斯兰或基督教国家，怎么可能是“神
权”呢？受西方后现代学术影响的现代人，只是将“中国”置入一个弱者、非西方、第三
世界、非美国模式的政治正确框架去看，并没有从远古的根源去看中国，没有看本质性的
中国。总之，都是东方主义；而读洋书的东方人又用了这个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国式神权统治
中国是有神权模式的。周人夺权之前的“中国”，就充满巫术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战
或大事，都要问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师阶级，对现实政治有监督权和全面管治权。
类似的情况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长期存在。他们会把死去的祖先风干成木乃衣，在
亡灵节、“翻尸节”等重要节日拿出来，穿着华丽的衣服游街，跟子孙同桌而食。研究印
加帝国的历史学家说，印加政治领袖做重大决定时，会把祖先的尸体请出来一齐“参加会
议”，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征正就重大政治问题咨询祖先：
“在重要的会议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请出来跟你坐在一起——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
、你的族谱。身为祖先的直系后代，这是你获得权力的基础。你不仅仅是你祖先的后人，
你还继承了他们的智慧、权力和权威。跟祖先的知识持续保持联系——这是印加帝国菁英
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领在做重要的政治决策时，都会直接咨询祖先的意见。”
所以纣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长。后来周公改制，要通过打击宗教和巫师 (知识菁英) 阶层来
中央集权，因此他们反向制造了传说圣王、黄帝之子颛顼“绝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
改制”；在这个工程里面，女人地位也进一步被打压；女人被杜绝“干政”，世界由母系
部落社会进入父系农耕形态。周人当权之前，女人可以是将军、诸侯和政治家；而纣王的
其中一个大众罪名是“宠信妲己”，然而女性当权在之前是常态，只是成王败寇之下周人
不断将其写衰，以合理化周人夺权后的新政治秩序。
至于纣王是否万恶？为什么留着姬昌这个臣子的命？战国时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则
尝试为纣王平反，说到纣王的臣下费仲曾经劝说主上要除掉姬昌，纣王却说姬昌是有仁义
的人，不会杀之，最终引致自己的败亡。
历史上三次神权建构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压制巫风，解放“人权”，但也是古代中国第一次中央集权。然而周公
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点；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权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第三次是汉
武帝推出了宇宙论、神秘主义的“儒教”，将自己视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东方的教宗。
接下来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将神权、君权和父权一次
过融合。值得注意的还有汉武帝发明了“年号”，有说是“建元”、也有说是“元狩”，
但都有“元”字，象征自己是万物的开首。日本史学家冈田英宏谈过年号的深层意义，就
是皇帝不只要统治万民和天下 (空间)，而且连历史 (空间)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稣纪元
，因为他们认为神拥有时间的主权。而东方却是以皇帝为上帝。于是在原始意义下的“皇
帝”，其实也是宗教领袖，他更是现实中的神。
那么共产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有瓦解神权吗？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为君巫之首的毛泽东
死后，祭司群内部曾经想过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员会的方式，解决权力传承和防止权力集
中的问题；但长期来说复辟还是必然。中国的神权土壤何其深厚，并不是区区共产主义能
够改写。作为后发展国家的赶超压力，最终还是会令宗教委员会无以为继，重新走向神权
模式和举国体制。这也是伊朗重返神权之后的模式。
伊朗“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领袖是终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绝不搞三权分立和俗
世政治。最高领袖背后，是主要由神学士组成的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
益委员会。这些神权机构有“监督”所有政治环节的权力，可以驳回议会的动议，也可以
取消侯选人资格。这种政治体制，也因为伊朗作为后发展国、欧美帝国主义受害者而必须
“自强”，而获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被西方敌视，但他也被伊斯兰世界的什叶派视为“伊斯兰伟大复兴
”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学家的监护”，认为法学家有天命的授权去管治人
类，这就与中国的天子观念非常类同。法学家的监护也分有限监护和无限监护，伊朗菁英
似乎选择了无限监护，即法学家要尽量掌握公共事务，否则国家会陷入混乱；这与中国产
生的主权至上、全面管治权观念亦相当类似，他们认为如果党的权力自我设限，任由俗世
自治，国家也会陷入混乱和解体。
多年前，香港争拗“由选举委员会提名特首侯选人”是否“真普选”，有人称之为“伊朗
式选举”，虽然亲俄亲伊的人会跑出来说这是污蔑，或者说回字有四个写法，但大体而言
，这个预想中的体制也是十足神权。不只有委员会监督著整个选举，何况怎么选都好，特
首也不过是“世俗政府”的首长，上面还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终身制领袖。等于伊朗总
理肯定没有最高决断权，中国总理也没有。
神圣独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权统治，在复兴过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
声音要整肃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员会”，触发点似乎是有人不满某些案件被轻判，但
大方向其实还是和应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从惯例，或香港本身，
本身就是对神圣权力的亵渎（Blasphemy）；警察要拥有筛选何谓传媒的资格，则是将圣
裁伸向“业界自治”的传媒界。
香港正在经历一次缓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来和伊朗的过去其实也没那么远。曾经德
克兰也是相当西化，充满书店、电影院、酒吧、摇滚乐、短裙、海摊上的比坚尼……这些
“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毁于一旦。神权共和国，和具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 貌似
自相矛盾的观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径，导致接受西方主义者基本上无法
解释，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现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权的人，越无法理解为何民主自
由人权在某些地方无从发生。因为一开始就错误认为东方没有神权，他们遗漏了周公，不
知道他很聪明地将神权用另一个形式实行。
例如他们使用“威权”这个字批判极权，就是似乎是默认了东方已经现代化，只是未走到
全面民主；其实可能是连现代化都是没有出现，以圣制俗、政教合一能够轻易复兴，说明
文艺复兴式的启蒙并未真正大范围发生，圣王统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还未被移出公共领
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进的，就像如果拒绝使用皇帝的年号，就是拒绝神的主权，可
能会被炒家灭族。
西方面对的问题和东方完全不一样，因为两者处于两个时间节点。西方的问题是上帝太过
远离人的生活，以致价值飘移，不认识神圣以致对邪恶陌生，于是知识份子尤其迷恋波尔
布特、毛泽东和苏联；东方的问题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过，东方人就已经急着回归神圣
传统，急着要落叶归根。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因为长期被东西方双重殖民，是两大集团的异乡人，但也因此不受他
们影响，还保有常识和现代精神的处女地。当西方沉溺于绥靖政策和东方主义的时候，香
港在他们没有关注介入之时，已经凭著本能打开局面，向东西两边阵营输出了时间加速力
。2019 年 2020 年可谓是世界史的香港时刻，是一个两面阵营都没有真正认识的特殊时
刻。当然现在世界是摇摇欲坠，就像即将要进入神权至上的中世纪。也有很多人万分期待
这个新时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体”的个体末日。
世俗自主
以这个层次去看，香港的统治者千方百计防止下一次的内部动荡，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
结。然而他们在这里做什么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规模的时间流动。香港的处境好像伊
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响力更加广，因为香港是世界的异乡人；如果说犹太人是“明白
什么是神圣”的小群体，香港人就是“明白什么是世俗”的小群体；他们理性、分清公私
、响往自由、团结，现在还加上热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华，但没有《双城记》鞭鞑的
杀戮；当然政治高热带来的斗黄和阴谋论也是有，但远比起西方的过去来得洗炼。
欧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们会发现自己早已遗忘的精神，而觉得陌生。等于有美国人看香
港人，想起波士顿茶叶事件。这是传媒不够胆或不够识见而遗漏的。就像中国儒生看日本
水户学派的时候，有“礼失求诸野”的奇异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
主义、理性和日常，这里涉及斗争也涉及坚韧；等待光复的是整个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
由分裂产生，道术裂开，才有“天下”。虽然有纷争，但为方便而强求合一只是另一种托
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虽然备受折磨，但环顾东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现代化成果而又并未腐化、真正政教分
离但又不蔑视神圣的特殊精神。这种渗于百姓日用的精神，在东西方眼中看来都是特殊，
只是因为他们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为保存世俗、现代化精神而负隅顽抗。
4.附注、心得、想法︰
事实上
只有相对于世俗神圣才能凸显
中国依再把自我形象打成神圣
但实际上早已从神圣应有的高地坠落
沦为比世俗更等而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