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代地方政治生态的转变，人才大量外流，资金及贿选问题严
重，传统派系的继承与弱化，新兴地方财团的兴起，地方士绅的退出，地方选举的频繁，
地方建设经费大量提高，工程及招标机会的诱因以及一清案扫黑的刺激，使得地方黑道得以乘机大量投入地方选举。
因此，亦有不少地方聚合或角头老大投入助选工作行列，担任桩脚。他们除了平时担任地
方派系或政治人物的人身保护工作，以建立关系之外，选举时则担任如前所述人身保护、
搓圆仔汤、拔桩、绑票(护盘)、买票(拉票)，甚至包柜、包村等工作以获取巨额助选酬劳
金，这些助选金额，动辄百万、千万，甚至有过上亿的价码。然后以之经营事业发达经济
，进而从政(赵永茂, 2002：417)。不但可以进行“漂白”，更可以利用民选公职人员的
身份为掩护，继续谋取更大的利益(王业立, 1998：38)。[注1]
黑道帮派系份子参选日趋猖獗。自民国七十年代后台湾地区，黑道帮派份子参选人数愈来
愈普遍性，无论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当选者已大有人在，尤其基层、地方政府比率起高
，这些具有黑道背景身分人士已进入民意机关[注2]
所以台湾黑金之父根本不是李登辉，而是蒋经国呀；李登辉只能算台湾黑金之兄。
注1:
黄荣慧,94,台湾地方派系黑金政治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