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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之后，我们看见什么？──思索历史上的两个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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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三月十八日，为了反对中国国民党强行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学生、群众
与公民团体突然冲进立法院议场，开启了超过四十天的占领国会行动，同时也是台湾史上
为期最长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过程中还爆发324占领行政院，时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下令
血腥镇压。整个占领行动在立法院长王金平陈诺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之后，占领者
才退出议场。代表希望的向日葵在运动期间成为精神象征，凸显阳光照入黑箱的运动诉求
，于是运动也被命名为“太阳花学运”。
把历史后视镜再往回照，三十年前的三月十八日学生们也正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抗议。
在当时国民党政争、万年国会（俗称“老贼”）滥权、宪警人员与民进党国代在中山堂发
生激烈冲突的时代背景下，数十名学生从三月十六傍晚开始聚集在“大中至正”牌楼下，
反对军人干政，要求解散万年国会。具有纯洁、草根、生命力等意涵的野百合成为运动象
征。各大学开始串连罢课，参与静坐示威的学生规模迅速扩大，逐渐发展出“解散国民大
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与“订定改革时间表”的四大诉求。学生代
表在与时任总统的李登会会谈之后，于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离，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
学运”。
“太阳花学运”和“野百合学运”都为台湾民主发展历程写下令人惊奇的一页，运动诉求
也尽皆落实在制度面，成为民主生活的日常，不少运动领袖甚至也都站上政治权力舞台。
也许有人因此会质疑，运动早已被收编、被体制化，我们还有必要谈它们吗？如同当时太
阳花运动刚“落幕”之际，笔者经常被问道“它到底改变了什么？”诸如此类的质疑似乎
都显露某些犬儒观点，急于对运动的成败盖棺论定，也是诉诸后见之明，抗拒理解、否定
事件的殊异性。
我总是反问那样的质疑，“你如何能够确定‘运动’已经结束？”、“我们用什么样的情
节、角色、叙述框架和时间观来诠释运动？”、“谁才是运动的主体，那些聚光灯下和摄
影机前的运动明星，还是以各自方式参与运动的诸众？”或者更根本地问，“我们如何确
定我们到底从运动中看见了什么？”甚至“我们如何观看运动不也都在建构观看者自身和
集体身份属性、记忆和认同？”
太阳花和野百合被称为“学运”不尽然是精准的命名，或者说，运动的复杂性无法被精准
命名，无法被固定在任何单一化的名称、符码与象征之中，自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单面向
的评价。不论是太阳花或野百合，做为具有复杂本质的运动，都发生在特定情境之中，但
是却又超出主体、空间与现实情境，往各个方向与层次扩散。
就最表面的层次来看，“学（生）运（动）”参与者并非全然是学生，即便是学生，也没
有形成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我们也无从精准归类和计算有多少受到运动鼓舞感召的人们是
或不是学生。这些不论直接或间接参与运动的诸众，将以各自的方式接受和回应运动在那
他们记忆与生命的铭刻，没有人有能力和权力为他们决定。
社会运动研究者经常从“社会能量的释放”的角度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
他们主张长期存在于社会内部的矛盾经常借由运动寻求化解的可能，似乎社会内建了一种
自动化或自生发（autopoietic）的能量和矛盾处理机制。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视角
，原因在于它可能忽略或忽视个人在特殊情境中所做的决定。太阳花和野百合运动都不是
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有众多的个体各自做了决定之后，才在某个时间点上聚集在一起，
采取共同的行动。
每个个体都面对了各自的家庭、同侪和生存情境里的价值和选择冲突。在党国威权和家父
长体制之下，大部分的家长和“主流社会”不都要求学生“乖乖把书读好就好，不要管政
治”？每一次的学生运动和历史关键时刻都体现了世代冲突，今年大选过程和结束后各种
被韩粉父母情绪勒索甚至扫地出门的事例不也凸显了这样的世代冲突？
“世代”不见得是年纪的问题，除了关乎个人层次的选择，也是集体价值、记忆和民族认
同的问题。个人在运动中做了什么，选择用什么态度回应运动的召唤，都牵涉到认同什么
样的身份属性、历史和记忆。许多统派人士，包括国民党、统促党和其他统派团体，以及
部分日前发起和参与“救无别类，应物无伤”连署的学者们，即便他们没办法像马英九自
诩为保钓运动的战将，也把保钓运动奉为反（美日）帝国的神主牌，凝聚他们的中国认同
。基于这样的中国认同，他们自然对近日的香港返送中抗争嗤之以鼻，甚至支持港警，自
然也不会认同任何反抗中国法统和台湾优先的抗争运动。
太阳花和野百合运动，或是更早的美丽岛事件，如同历史透视镜，甚至是照妖镜，照出事
件发生的当下，谁站在什么位置上，做了什么抉择和牺牲，采取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什
么人、什么政党反对国会改选、总统直选和民主改革，却又在事过境迁之后，在花开之后
享受阳光，享受民主改革的果实。
太阳花和野百合运动不是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所独占的产物。对于未曾亲身参与这两个运
动或者来不及经历台湾历史上民主抗争的“狂飙年代”的年轻世代，并不需要有“生不逢
时”或“逝者已矣”的感慨。60年代欧洲的抗争运动以“要求不可能！”为号召，从不可
能到可能需要主体的洞实践。运动和事件开启的是跳脱线性时序的介入时（kairo），召
唤对事件忠诚的主体，扩散运动的强度。
台湾并没有因为民进党全面执政而永享太平盛世。台湾（人）的历史是一次又一次的抗争
所推进，不一定需要悲情，但不能没有一些勇敢的人站上街头，不论是面对中国无所不在
、无孔不入的压迫和各种“红色代理人”的渗透，反抗世代贫穷和土地不正义，或是追求
仍在路上的性别和原民平权。
笔者乐于见到台湾学生联合会、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经济民主连合、台湾公民阵线等团体
举办野百合三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延续运动召唤的精神与记忆。太阳花和野百合运动尚
未结束，花开之后播下更多的种子，需要年轻世代翻土灌溉，让属于他们自己的野百合和
太阳花绽放。
作者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不务正业，致力跨越学术藩篱，毕生最大梦想是台湾人
成为有知识、正义感和宽阔世界观的新民族。
4.附注、心得、想法︰
三十年下来
两场学运
最大遗憾是没有变成1968五月风暴
全面检讨旧社会残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