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钰成：立法会会变天吗？变了怎办？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0-02/24/39552.html
今年9月的立法会换届选举，非建制派会赢得过半数议席吗？机会不大，但有可能。
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席，非建制派过去历届所占的比例在51.4%至63.3%之间。由于采用的是比例代表制，这比例会相对稳定，不可能像去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那样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去年区议会选举投票率超过七成；几乎所有分析都认为选民是按政治考虑投票的。可以相信，建制与非建制两个阵营在9月立法会直选的得票比例，跟上次区议会选举相若，即大约是40%比60%。如果两个阵营赢得议席的数目也是这个比例，在35个直选议席中，非建制派将占了21席。
攻防主战场 在功能团体
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35个议席，非建制派在2016年换届选举里赢了11席，这11个议席今年9月极可能继续落在非建制派手里。另外，由于非建制派占了区议会大多数议席，区议员互选产生的“区议会(第一)功能界别”立法会议席，将首次由非建制派夺得。即是说，非建制派已稳占12个功能团体议席；假如有多3个功能议席给他们攻占，非建制派便成为立法会里的多数派。
建制派和非建制派双方都知道，建制派能否在下一届立法会里守住多数优势，关键在于能否保住各个原来属于建制派的功能议席。大家都看到，当中有几个“高危”议席，很有可能被非建制派夺去。这几个功能议席的选举成为双方攻防战的主战场。
建制派当然会尽力去打9月的选战，可是有些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不是靠参选人和助选团队的努力，甚至靠整个建制阵营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譬如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建制阵营在巩固支持票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大多数建制派候选人得票都比过去增加了。但他们无法改变近六成选民在反修例风波中对政府产生的强烈不满；这些选民都跑出来投政府和建制派的反对票，建制派候选人便一个个“高票落败”。
政府民望低 劣势难扭转
反修例的社会矛盾未曾解决，又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在疫情面前，建制派都希望特区政府应对得宜，领导社会齐心抗疫，让人们看到政府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赢回市民对政府的信任。可惜事与愿违，疫情爆发以来，政府的民望不升反跌，市民的怨气更甚于反修例期间。眼见支持政府成为负资产，准备9月参选的建制派人物，纷纷加入批评政府的行列，要和政府划清界线，但这只会进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能力，对建制派的选情有害无益。
在疫情下，公众示威集会被迫偃旗息鼓。可以预见，像2003年遇上“沙士”一样，疫情一过，人们都乐意跑到街上，反政府力量势必重振旗鼓组织游行示威，规模和声势很可能超过“沙士”后的“七一大游行”，这将成为非建制派立法会候选人最有力的助选活动。面对这可以预见的恶劣形势，建制派似乎无计可施。
把所有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考虑在内，对非建制派今年9月的选举成绩可作这样的估计：分区直选，他们会取得19至21席；功能团体选举，他们很可能取得13至14席，但也有机会再多取1至2席。由此推算，非建制派在下届立法会成为多数派的可能性不算很高，但绝对不能排除。
变天有可能 须作好准备
基于这样的估计，建制派阵营、特区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须有两手准备：一方面尽力争取立法会不致在9月“变天”，另一方面要为万一真的“变天”作好打算。
对于建制派，立法会一旦变了天，他们便要调整心态，扮演少数派的角色；这难度还不算太大，特别是有了区议会变天的经验。处境困难得多的是特区政府：政府从来没有跟一个占了立法会多数的反对派合作的经验。变了天的区议会，已令政府头痛不已；而政府不能用对待区议会的方法对待立法会：区议会要调查社会事件，要求政府官员出席答问，官员可以拒绝；立法会行使法定权力传召官员出席聆讯，官员不出席就是犯法。区议会开会，出席的官员不满会议内容，可以拉队离场；如果出席立法会会议的官员也这样做，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法案和议案便休想获得通过。
建制派一直被看作特区政府理所当然的政治盟友，“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是他们的天职。当反对派控制了立法会，政府施政不能只靠建制派护航的时候，政府——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和公务员——跟反对派之间、政府跟建制派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复杂微妙的变化。怎样防止这些变化对特区的管治模式和政治生态带来不利于长治久安的影响，须及早研究。
至于中央政府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实践证明，《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不能保证“行政主导”，不能保证“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有什么补救办法？“一国两制”应该怎样走下去？
本文作者曾钰成是民主建港联盟的创党主席，曾任香港立法会主席（2008年10月8日－2016年9月30日）。毕竟还有所谓的DQ问题，感觉变天只是个假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