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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授花亦芬：两岸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价值跟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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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过去的历史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怀念、向往威权政府？上周
台大历史系教授花亦芬在一场讲座上指出台湾过去的历史教育往往向学生灌输二元对立、
非黑即白的思考，并且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借此否定民主普世价值、强化对威权统治
的向往，但这样的教条框架会妨碍台湾的外交处境，也妨碍台湾人好好认识自己的文化，
使台湾人容易落入威权政治的操作。花亦芬希望台湾人以多元价值、多边文化的思考来认
识世界，以及重视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好好和世界对话”，而能让台湾走得更自由
，不要落入否定民主、维护威权的“亚洲价值”迷思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框架，“毕竟两
岸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价值跟人权”。
造成台湾历史教育困难的两大主因
12 月 12 日八旗文化在信义诚品书店举办讲座，邀请台大历史系教授花亦芬以“像海洋
一样思考：世界史与岛屿台湾的起点”为题演讲，花亦芬表示 21 世纪从一开始就冲突不
断，而从现代史学的观点来说，梳理、解释历史迷思就是设法理解当今世界局势的切入点
。她表示，就台湾人而言，造成台湾历史教育困难有两大主因：
第一、太强调二元对立的思考习惯，用非黑即白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而不是看到多元面向
这样的思考习惯会妨碍人们认识多元文化价值、让台湾人难以进入多边文化思考，而陷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朝思考，在过去就因这种二元对立思考，搞出“汉贼不两立
”这种说法，结果让台湾政府因此离开联合国。到了现在，也因为这样的单一文化霸权而
导致社会上出现许多争议，例如性别平权议题的对立情形。花亦芬叹，过于强调“华人文
化”，很容易导致台湾人丧失多元文化的思考，其实在世界各国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
因此不同人群之间经常出现不同偏见，妨碍人们好好认识这个世界，对台湾来说，如使一
来就难以“和世界好好对话”，因而可能使外交处境更加困难。
花亦芬说明，建立自我身份最快的方式就是帮他者贴标签，国族主义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来区辨“我者”与“他者”，因为简单而容易吸引人，但是也很容易带来危险，因为这种
方式仍是诉诸情感，再“假借理性思考外衣把它合理化”。
第二、太过强调自己历史的独特性，陷入“自我孤立式”的思考
花亦芬表示，强调“自我独特性”所发展出来的“特殊发展路线”理论，是德国在18、
19 世纪时根据自己国族史实所发展出来的概念。花亦芬说明，其实德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并不认同自己是西方国家。德国哲学家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衰
落》就认为西方精神文明和实力逐渐匮乏，呼吁承认西方已经衰落，并且认为德国是东方
国家，并不适合西方民主主义的普世价值，德国因此全力发展军国主义。
花亦芬指出，“特殊发展路线”的说法时常为独裁党国体制所利用，妨碍人们依据普世价
值建构自我主体性。德国在二战之前，就受到国族主义者、威权统治者不断操弄，让德国
人认为自己和法国人、英国人不同，因此否定民主、民权的普世价值，认为德国和邻近其
他民主国家道路不同，相信“普世人权的价值我们没有，我们有自己的道路”，人民被牵
著鼻子走的结果是“出了希特勒这个大灾难”，之后德国才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肯认了民
主自由的价值。
二元对立式思考的负面影响
花亦芬叹，习惯二元对立式思考的结果，是让许多台湾人习惯用“单一的判准”来看待事
物，凡事想要绝对的“正确答案”，在下决定之后往往不知如何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因此
希望仰赖权威解答，在政治上就容易受强人吸引，容易向往、怀念威权体制。这种思考习
惯的其他的负面影响还包括让台湾人难以走出“亚洲价值”的迷思，花亦芬解释，“亚洲
价值”是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所倡议，认为亚洲不适合民主，威权体制有助于亚洲经济
的发展，但实则是利用这种说法巩固李家在新加坡的地位，更缺乏对海洋文化开阔的认识
。
花亦芬进一步说明，对台湾而言，虽然台湾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任何与台湾有关的
事都和亚洲连结。以台湾原住民语言为例，整个南岛语族分布的范围，从台湾、到新西兰
、再远到太平洋、印度洋、广及复活节岛，若以国家角度来看，更和印尼语、马达加斯加
语相连。以台湾历史为例，十七世纪时台湾早已不只被侷限在亚洲，而是随着海洋商船，
连接到印度洋、连接到阿拉伯世界、连结到整个欧洲，进入了开阔的海洋文化。花亦芬说
，“什么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很简单，海有多广就走多远，所以不要限制自己，船就开
吧！”
我们怎么处理世界史，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台湾
花亦芬也提醒，在研究世界史与台湾史时、建构台湾的主体性时，必须记得：主体性不可
能孤立存在，就像“一个健全的自我，也来自于好好尊重别人、和别人相处”，个体的主
体性也建立在“互为主体性之上”，因此在研究历史时若一直把不相关的东西当成“他者
”，那么这样的诠释就只是如镜像般反射研究者是怎么看待世界。花亦芬说，“不客观的
看待‘他者’，不会伤害‘他者’的主体性，但会反映我们自己的贫穷、看事情的单薄化
”。
以日本看待世界史的观点来说，花亦芬以八旗文化出版的《兴亡的世界史》套书为例，表
示这套书反映的是日本面向世界走过的路，事实上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汉字文化圈时，日
本学习现代观念，并翻译出的现代文明词汇已经成为我们现在日常的用语。花亦芬说明，
“历史”在过去是历代史书的意思，有官方修史的特定立场，常常和官史、官学连在一起
，和我们现在认知的“历史学”有一定的差距，而在日本接受现代“历史”概念时，受到
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教东京帝国大学的路德维格·里斯（ Ludwig Rieß）决定性的影响
，里斯是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学生，里斯把“兰克史学”也带到了日本，让日本史学有了当时最新的历史研
究方法管道，但也同时将国族主义思考传统带进了日本史学。
花亦芬认为，《兴亡的世界史》和日本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的著作《世界史的诞生》等书籍
就是在日本学者书写世界历史时，反映了日本如何看待自己，例如《兴亡的世界史》套书
中有许多本讲述“帝国”为主体，日本学者对“帝国”这个词的翻译和理解，其中就隐含
满洲、大日本帝国的概念；又或是《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一书，其中日本对满洲的特
殊情绪就和日本对台湾是一样的；而《草原王权的诞生》和《蒙古帝国的漫长遗绪》则是
反映出满蒙情怀。
花亦芬表示，“我不完全赞同日本学者的看法，不过大家有各自的观点和切入的方式，很
值得台湾人来思考”，并表示台湾人对世界史的认识和书写，同样将反映台湾人如何看待
自身，“我们怎么处理世界史，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台湾”。花亦芬认为，以台湾为本位的
多元价值史学“是在一堆因循守旧制约里协助我们重获自由的地方，希望台湾走得更自由
，而不是走入更多框架”。
花亦芬也提醒，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确实走了很辛苦的路，但是不要太特殊化台湾经验、
孤立化自己，否则很容易招来不必要的危险。她呼吁，“现在的世界，价值结盟更加重要
”，在过去台湾的历史课堂用意在于培养“国民精神”，往往会连结到中国历史经验的特
殊性，以及与西方对照来区隔“我族”和“他族”的界线，借此强化“我族”的认同，而
这种认同被过度强化的时候，往往会落入国族主义、威权政治的操作，花亦芬希望台湾不
要被定义在中华民族主义或是亚洲价值这样的框架下面，“毕竟两岸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价
值跟人权”。
4.附注、心得、想法︰
价值距离很远
但是地理距离很近
不认同这些的人
奉劝买张机票早点飞过去不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