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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鄙视的民主”到“民主成功的故事”──东亚地缘战略变迁与台湾民主认知的曲折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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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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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美丽岛事件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因着美丽岛事件出现反对菁英一批批前仆后继，不
畏牺牲，以及台湾社会当时展现出对公义与正直的坚持，蔚成庞大的民主浪潮，导致原先
在美丽岛事件诉诸军警镇压以肃清反对势力的蒋经国，之后也被迫向国际媒体承认自己既
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以及解除持续四十年来的戒严令。
而反对运动之后从组党、进入公职体系与开始执政，因此出现的领导群世代递嬗，更是沿
著美丽岛事件而有所谓的美丽岛政团世代、美丽岛律师团世代、民选公职、野百合世代等
之区分。因此美丽岛事件不仅是台湾民主发展重要的助推器，更是日后的反对运动与形塑
今日政党政治的关键触媒。对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民主运动保护台湾，免于被一国两制吞噬
更重要的是，在1978年底美中宣布建交后，中共先是在1979年提出《告台湾同胞书》，之
后提到两岸“三通四流”。在1982年邓小平更正式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呼
吁。而台湾当时不仅失去美国承认，还面对中国直面而来的和平统一喊话，压力不言可喻
。
蒋经国面对中国一波波压力，先是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透
过阻绝与中国的任何接触，意图防制内部投降声浪的扩大。但还是极为担心民心浮动与统
治力的不稳，因此对内采取更高压的手段，这就使得原先已经不民主的社会变得更紧缩。
蒋经国对美丽岛事件近乎歇斯底里的强硬处理，存在着这样的外在背景。
只是后来的发展，在蒋经国被迫向台湾社会的要求让步时，也因此使得台湾社会参与了对
台湾未来的议题讨论，特别是党外之后提出的“民主、自决、救台湾”呼求。
原先与一国两制毫无关系的香港（邓的一国两制主张原先是针对台湾），却因为没有民主
机制与缺乏政治运动能量，导致港民的前途就在中英两国的隔空对话下被决定。在某种程
度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美丽岛事件在当时启动了台湾的新一波民主运动与自决主张，或
是如果美丽岛事件晚了几年出现，那种港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迫变成其他国家居民的状
况，就可能会先发生在台湾人民身上。
台湾的民主运动带来的，不仅是民主化与真正意义的选举政治，还包括了其对台湾前途影
响的能力。台湾人民自决成为无法被忽视的基本前提，台湾人民的主张与看法现在更可以
透过选票展现。这也是从有总统选举以来，当国际观察家在看台湾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
时，几乎都会视其为对台湾前途的另类公民投票。
但台湾民主化还是来得太慢
但是台湾民主化出现的时间毕竟还是太慢，而这个时机点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地位认知
，特别是一中政策与美中台关系。这个问题带来90年代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台湾前途须
由台湾人民以民主方式决定，台湾与中国彼此互不隶属，台湾无意与北京争夺中国代表权
等的种种和平主张，竟然被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主流战略社区，长时间污名化为“导致台
湾海峡不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被说是对台湾寻求政治独立挑衅主张的“自卫作为”，台湾民主化
所带来的自决呼声，被视为是破坏美中台“一中默契”战略平衡的不稳定因子。接受一中
的才是负责任民主，不接受一中前提是不负责任的民粹政治。
先前以种种非法手段压制台湾民意的国民党，被这些战略主流派视为是可以打交道的“理
性政治力量”，推动台湾民主化的政治运动反被当成是不具思考能力与无能治国的坏小孩
。这种种荒谬无比的现象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7年十二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
略，全面反转美国过去对中政策的方向后，台湾民主的正面价值才被真正看见。
1972年后，美国对台政策不再思考一中一台，逐渐向一中政策倾斜
美国对台政策在六十年代曾思考过“一中一台”，包括1959年由加州大学教授Robert
Scalapino主持的“康隆报告”中，除了建议美国须向中国“试探与谈判”，容许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入常之外，也有“承认台湾共和国”的建议。于1971年有关中华民
国的联合国席次保卫战中，美国建议蒋介石接受双重代表权。甚至在1972年在草拟《上海
公报》，面对有关对台湾部分时，美方代表团还特别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主张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以“海峡两岸的人”为提出此主张的主词。
以“中国人”取代“人”的争议，代表当时参与协商的美方团队内部有人认识到，台湾有
人不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才出现这样的调整。而台湾民主化后，从原党外
力量浮现出有关台湾─中国关系之主张，与上述的美方意见极为相似。
只是美国签署《上海公报》之后的变化，特别是与中国建交后，内部已经不再有“一中一
台”或是“两中”的想法，“一中政策”开始成为主流。甚至这个“一中政策”在操作上
日益趋近中国的主张。因为即使在1972《上海公报》签署后，美国在与中华民国依旧维持
正式邦交的情形下，依然有总统、副总统等层级的访中之行，建交前的美国驻北京办事处
也已具有近似使馆的层级与功能。这表示从1972到1979，美国同时与台海两岸政府维持正
式的交往。与台湾的正式邦交并未影响美国与中国的领袖层级会晤。
美国这段期间固然不再提一中一台，但其承认一个中国的“一中政策”，并不表示美国与
另一边不能发展高层级的官方对话。只是之后与北京正式建交后的美方作为，反而华府出
现刻意自我限缩与台北的交往。美国以务实为名忽略蒋介石政权要华府不与中国接触，但
之后并没有以同样务实的态度发展与台北的交往。反而要透过《台湾关系法》来规范与维
系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非涉政治的民间关系。
现在看来，蒋介石政权在1971以前坚持汉贼不两立政策迫使美国与其他邦交国要在两岸之
间选边，最后导致贼立汉不立，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最大的断交潮（从1971-1979与美断
交前，中华民国邦交国从56国大幅降低到剩下22国），是台湾/中华民国在国际地位被锁
入一中框架的滥觞，先前国际上有关“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各种建议，甚至支持
2758决议案的马来西亚与伊拉克在当时的联合国大辩论中也特别提到，这个议案不代表台
湾的联合国代表权就可以迳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等。
但这些在蒋介石担忧台湾独立对其统治正当性，以及随之而来台湾社会可能会对大陆籍立
委与国大代表的合法性质疑等内部考量下，纷纷被丢弃一旁。我们可以说，正是台湾当时
没有民主化，使得蒋介石为了巩固自身政权而坚持的荒谬主张，持续支配中华民国/台湾
的对外作为，让台湾丢失了可以在国际正式立足的机会。
1979之后的发展就看到中国的主张开始发酵。但这个变化在一开始还不是因为中国对台湾
的有效打压，而是美国的一中政策立场逐渐向中方主张趋近后的国际效果。如果台湾民主
化发生时间稍早一些，这些台湾地位与主权正常化的机会之窗，不是不可能被把握的。
如果在冷战刚结束前，台湾就已经民主化了，我们会有什么机会呢？
今年也是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记得当时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冷战尚未正式结束，但戈巴
契夫在苏联发动的新思维已经明显改变苏共的对外作为，1989年五月戈巴契夫访问中国，
更堪称是当时撼动地缘战略格局的重大破冰之旅，因为这代表联中抗苏的冷战逻辑已经逐
渐走入历史，之后就出现了天安门事件，中国因此进入两到三年的国际制裁。这堪称是过
去三十年中国在外交上最弱势的时候，处境比今天与美国大打贸易战时更糟。中华民国与
加勒比海、非洲、及南太的“再建交潮”，以及其与前东欧发展新关系等，也是集中在冷
战结束的当口。
可是中国却依旧能在1990年与1992年先后与沙特阿拉伯、韩国等重要大国建交，重挫中
华民国／台湾的国际正当性。固然中国与韩国建交与韩国自身因南北关系而发动的北进政
策等有关，但台湾当时持续两蒋时代的对外主张（李登辉总统不碰触两中、一中一台的务
实外交也是在1993年以后才逐渐推动），也是限缩台湾选择的重要因素。
如果民主化发生更早一些，且同时可以将其成果反应到对外作为上时，是否台湾就有可能
利用这个在三十年前发生的地缘战略变动，带来外交的重大突破呢？
90年代的台湾民主化：政治不正确的国际存在
随着中国在1992年后渐走出“天安门事件”的国际封锁，“一中政策”在冷战结束后再度
成为国际对台作为不言而明的默契。此时台湾的民主化也逐渐为外界所知，1996年总统直
选成为国际确认台湾走向民主的关键证明。而中国以发射飞弹意图恫吓台湾选举的作为，
彰显了两岸政府对民主的不同态度。七年前北京政权对内以武力镇压学生的民主诉求，七
年后北京政府对外以军事力量恫吓台湾的民主选举。而在六年前台湾的野百合学运和平落
幕，六年后台湾人民就可以直接“票决”总统人选。
但正因为“一中政策”在1992后再度成国际对台默契，这使得随着台湾民主化而出现的人
民自决主张，却因其对一中前提的挑战，导致台湾民主成为奉行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社区的
“一个不愿意面对的存在”（an inconvenient presence）。对这些人来说，冷战结束虽
然美国独强，但有建构新秩序的需要，加上早先的天安门事件风波，一个可能导致中国过
度反应的台海变动是其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因为自决呼求不仅有其正当性，还因台湾的民主化使这个主张更无法被挑战。因此为了
捍卫一中政策，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对中战略安排，以美国为首的亚洲政策主流派（多是以
中国通为首者），就开始对台湾的民主指指点点，强调并非因为民主化所以台湾的主张都
可以被接受，美国也有其自身国家利益。之中不少人更说美国80年代的“一中政策”使中
国无意对台有军事蠢动，造就台湾可以进行内部民主改革的国际空间。
因此是一中政策孕育台湾民主化。顺着这个逻辑，挑战一中政策不仅导致台海不稳而会危
及台湾民主的存在，同时也是不够饮水思源的不负责任之举。支持一中政策的民主是负责
任的民主，挑战一中政策的民主是民粹。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论述不仅从侧面强化了“蒋经国是民主改革者”的论述声量，更将推动
台湾民主化的行动者-台湾人民在概念上予以掏空，台湾会有民主化是因为一中政策的国
际环境，与领导者高瞻远瞩的共同合作所致，人民的角色完全不见，而人民自决的主张更
被视为是情绪性的民粹，甚至有人将自决主张，与当时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内战与种族清
洗罪行的社会环境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同样是危险的主张。
这导致这些国际战略社区口头上说尊重台湾民主，称赞台湾的民主成就，但对于推动民主
、挑战一中政策的政治力量却多予以诋毁，藐视其为民粹。但对在台湾撑独裁、挺一中的
反民主力量却视其为台湾民主的模范。
台湾在90年代的民主化固然带来国际对台湾的口头尊崇，但那时中国也走出天安门事件的
国际封锁，“一中政策”当时更成为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对台政策的多数“默契”（还不算
是共识），这使得当时国际主流战略社区，对随着民主化而日益高涨的台湾自决／公投／
独立主张采取日益拒斥的态度，甚至因此对台湾民主设下各种怪异的前提与条件，把挑战
一中的民主视为民粹，认同一中才是负责任的民主。台湾民主成为民主国家内国际外交与
战略社群眼中的“不愿面对的存在”（an inconvenient presence）。
以进取性态度处理维持现状以把握当下，取得对台湾民主的永续确保
当美国务卿蓬佩奥从今年开始，以“民主成功的故事、可靠的伙伴、良善的力量”（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reliable partner, and a force for good）这三句话为美
台关系定性后，美国政府就此就都以这三句话总结其对台湾的描述。过去虽然美国曾说台
湾是民主成功的故事，但依旧在私下有所谓认同一中才是负责任民主，挑战一中的民主是
台海“麻烦制造者”的内部区分。但当台湾也是美国可靠的伙伴与良善的力量后，所谓“
麻烦制造者”的污名化标签已被撕下。
这也意谓著台湾民主更被认为是个整体要被接受的存在，这包括几乎每个民主政治都会出
现的肉桶政治、对民意的迎合、相对低效率的政次执行困扰、各种利益与部门势力造成对
政策形成的限制等。不会有所谓发生在美国迎合民意的政治是他国必须忍受的现实，而台
湾向民意屈服的政策与作为就是民主政治劣等生的差别待遇。台湾民主被更正常化的看待
，是这三句话的另一个意涵。
美国对台湾出现定性反转的一个重要背景，与美国逆转其从1972年以来对中政策的定性有
关。在这个背景下，即便美国无意废除既有的一中政策，但却更愿意扩大对一中政策的边
界，以及更宽松的解释，对于台湾人民对一中框架的反弹与冲撞也更有倾听与容忍的空间
，而不是直接迳自抹消。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区域霸凌不再姑息以对，随此出现了华府在其一中政策框架的松动，鉴
于美国政策变化往往具有国际引导效果，因此这个重要发展提供台湾难得的国际机会。我
们固然要持续深化与巩固民主，不要忘记前辈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牺牲，也要谨记台湾因
缺乏或没利用民主化而丢失国际战略机会之过往教训，以进取性的态度处理维持现状而积
极把握当下。让台湾民主在未来可以在明确的主权与正常的国际地位下，得到永续确保。
作者为读错书，入错行，生错时代的政治边缘人。
4.附注、心得、想法︰
所以统派
一提到民主化
那怕是统的也恨之入骨
不然就不是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