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具创党元老地位的林昶佐退党、居于“亲绿派”与“自主派”中介者的前党主席邱显智辞去主席一职之后，时力党内的“亲绿派”可说是节节败退，立委洪慈庸、律师陈雨凡、前决策委员萧新晟、议员兼前决策委员的林亮君与其助理吴峥皆纷纷退党，面对整台党决策机器的失能，无法在决策机制上着力的“亲绿派”，只剩下从已无解的路线争议中自行解脱的选择。
政棍的道德障碍
尽管在出走潮爆发后，“自主派”在徐永明接任党主席后，一时间，党内看似路线定调归宗，但“由学转政”的徐永明显然也没什么能耐稳定这个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小党。
表面上，党内政治明星纷纷出逃，加上台湾民众党登高一呼抢食固有支持者，是时代力量本届选举遭逢的大难题，但这是时力后天失调的结果，而非原因。时代力量从创党迄今，从来莫衷一是的基本价值，才是根本原因。不因价值而结合的政党，内部面临崩溃，只是刚好而已。
检视过去四五年间，时代力量得以第三大党的形象占尽新闻版面，黄国昌确实扮演一定的抢镜角色，但时代力量如今若要检讨何以至此，除了前述决策机制失能、与“绿”的距离不明外，人谋不臧与忽视台湾社会“反中”风潮不若当年，甚至“反中”大旗被民进党整个扛去，都是问题。
首先，是时代力量在道德上，律己与待人的标准难称公允。民进党执政三年有其功过，时代力量、黄国昌、徐永明等当然可以照三餐骂，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挟著太阳花学运的明星光环，在社会上操作“民进党拒绝改革”、“时代力量等同于改革”的舆论风向，但这类操作要取信于民是有前提的——不能有双重标准。总不能自己说得一口好道理又无法达成，偏偏这点是许多时力成员都没做到的。
例如2019年7月底爆发的高潞·以用的利益回避争议，她未能做好利益回避，导致时代力量的“道德高度”备受舆论检视，划下外界是对标榜揭弊路线的时代力量与黄国昌之信用产生第一道伤害。但高潞·以用事件绝非时代力量饱受舆论“双标”、“严以律人宽以待己”质疑的主因，毕竟光从2018年以来，时力要角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均足以让这个以“推动台湾改革”自许的政党蒙尘。
其他诸如黄国昌后对于不分区立委名单一事，在未走完党内提名程序情况下，即明确指定接班人参选，亦创下时力版“程序正义”一词的新解。更不消说，时力还大搞职位“禅让”，当邱显智辞去主席一职，该党亟欲寻求接任者之际，却有决策委员先是运用该党党章疏漏“否决”唯一登记党主席参选人的林亮君，接着前主席邱显智突登高一呼，并点名该位应由徐永明接任，然后不到24小时，徐永明就在党内决策委员们的支持下，成为新任党主席。
如果该情况发生在蓝、绿两党，想必时代力量、黄国昌、甚至徐永明本人，一定会厉声谴责此举违背“程序正义”，大搞“禅让”文化。但此为涉己事务，所以时代力量仅剩的“力量”们，连一口气都不敢吹，只能摸摸鼻子假装没事。看在外界眼中，仅是证实时力在“新政治”的外衣下，仍是大搞“人治”，说穿了，也就是一套“政棍”标准。
此外，台湾社会的“反中”氛围早就有所差别，时力确实应了当年的反中氛围而起，但今日衰落，并不能说是台湾社会没了反中氛围而殁。事实上，台湾社会的“反中”氛围犹在，但差别是，时力当年高调代理这块招牌，而今天，“反中”的代理已被民进党整个拿去、被蔡英文大剌剌的亡国感所涵盖，这些才是时力先天不良、后天失调、人/党谋不臧下，招致迅速崩溃的本质所在。
回顾2016年，时代力量乘着台湾舆论抗中、重视社会重分配的氛围起飞，系所谓的“起于时代”，一旦“时代”随着“风向”舞动，失去当年“初心”，其灰飞烟灭也仅是刚好。当“时代”已成为“投机”的代名词，再加上党内决策机制的失能，基本上，该党的消亡势所必然，而所谓“抗中”代理权遭民进党全盘接收、台湾选制不利于小党等“灭党”理由，就仅是掩饰该党要员缺乏自省能力的特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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