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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明叡｜爱恨千年中国梦──评王飞凌《中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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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并了解中国梦：中华秩序的复兴将把全世界置于一个集权政府之下，
一个（但愿是仁慈的）独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p. 299）。”
在台湾的我们，或是世界各国的读者，为什么需要了解一个独裁政权所大声倡言的“中国
梦”？或有人说，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全球资本主义当然都想要谋
取利润，我们台湾人在这之中也不落人后[1]。
但这本《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2]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人们应
该关注了解中国的理由原非仅止于此，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政府，延续
秦汉时代以来外儒内法的统治逻辑，意图输出其“中华秩序”（The China Order）至“
整个已知世界”，这将对目前主权国家之间以“西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为底的国际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一言蔽之，本书是了解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逻辑及其（对中国以外世界的）危险，以
及中国／中原地区历史[3]的最佳读物。
本书提要
本书延续八旗文化一贯的解构“大中华／中国神话”出版路线，且由半流亡状态的中国知
识分子所著，颇具洞察与说服力。从秦汉政体、宋代、晚清、到中华民国（1912—1949）
与中共的“新中国”（1949—），王飞凌在理论上建构了在中原地区长久以来为人所实践
的“中华秩序”的本质，旁征博引，举出许多正反事例为证，说明其理论对于史实的解释
力，乃至于在终章提出几个未来情境预测。
“中华秩序”指的是一种由硬性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或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所构成的世界秩序政治意识形态。他的主体是一种以法家权术为核心
、儒家语言为包装的“儒化法家”（Confucian-Legalism）专制帝国政体，王飞凌称之为
“秦汉帝国政体”。王认为，此种世界秩序乃是由秦汉时代中原的统治者所奠定下来。中
华秩序是一种“世界”帝国秩序，是因为统治者继承了“神圣天命”（Mandate of
Heaven）的号召，不只具有权力及正当性，在规范上他也必须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也
就是大一统的“天下”世界观。[4]
这“神圣天命”混合了中原早期的祖先崇拜、自然主义信仰，并采用了儒家的道德语言，
成为整个中华宗教的思想核心；但在实践上，却是纯然的法家思想，也就是对于权力的终
极崇拜，以集中的权力建立起“依法治国”（rule by law）[5]，彻底控制被统治者，故
称“外儒内法”或“儒化法家”，酷刑、公开处决、户口制度、祕密警察、科举制度等以
恐惧为核心的专制手法，普遍见于秦汉政体统治之中。因此，嘴上说儒家仁义道德、实际
上实践法家权术的虚伪与政治语言，除了统治者本身的推广，也早内化深植人心之中而主
动服膺。[6]
统治者本身，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权力，必须时时刻刻控制、斗争政治菁英，政治菁英一
方面虽享有奢侈生活与权力，但“除了精神上的奴役和屈服外，菁英们几无人格尊严和个
人安全”（p. 167）。统治者自己也为此付出代价，随时处在惊惧怀疑之中，亦时常死于
非命。整个“中华秩序”帝国上下，可以说没有人有一刻享有如今已开发国家视为理所当
然的自由、尊严和安适。
在“中华秩序”当中，由于大一统的天下世界观，统治者必须“真的”去统治当时整个已
知世界，若是实力不足，就必须将自己的臣民与其他地方彻底隔绝起来，不仅是地理上的
隔绝，还有认识上的隔绝，假装外部世界不存在，好让自己“显得真的”已经统治了整个
已知世界，以完善自己的统治逻辑。
这样的特性，使得“中华秩序”帝国的统治纪录非常的“次优化”（suboptimal），无法
达到最佳标准和最佳的社会福祉。具体来说，也就是在社会经济产业发展上相对低落，因
为统治者必须压抑所有独特创新的思想与科学技术（其中一个相当有效的手法便是科举制
度），同时也得花费大量成本供养拥戴中华秩序的菁英阶级。
尽管对人民而言在发展和福祉上是次优化，对统治者而言的好处是，一旦“中华秩序”稳
固下来，由于其榨取社会（人民）资源的能力[7]，能够形成超稳定的结构而难以动摇，
任何中原的外部入侵者，到最后都被吸纳进入“中华秩序”之中而丧失其原有的多样性。
因此王飞凌认为，“中华秩序”是解释所谓“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为
什么相对于西欧，中国没有发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而且很
可能是主因）。而作者特别在本书第三章，探讨他认为“中华秩序”的例外，也就是如今
被视为积弱不振的宋代。他发现，宋辽之间维持约三世纪的“澶渊之盟”，其实已近似于
准“西伐利亚”国际秩序（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对外行为），当时候的社会经济发展
水准，实际上也是晚清前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最高峰。
总之，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不论是谁、如何夺得权力，只要他接纳了这样的思想体系，便
可以成为“天命”的继承人，获得正当性。因此尽管真正汉人所组成的汉帝国早已消灭千
年，中原地区由各个“外族”统治过好几回，到得最后，不管是鲜卑人的唐帝国、蒙古人
的元帝国、满人的清帝国，甚至“布尔什维克党”起家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也都
可以成为“中华秩序”的拥护者、继承者。
简评
本书并无采用目前学术主流的量化实证研究，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如同王飞凌所言，
中国历史本身就是由掌权者不断窜改所建构；任何史料，不论属于公或私部门（事实上，
依中华秩序，似乎根本没有公─私之区分），只要与当权的“中华秩序”不符，多半早已
遭到销毁。别说是史料，甚至连活生生的自然人，也常遭到“肉体上的消灭”。
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本书是初探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及其历史逻辑的优良读物
，并不需要特别的历史基础（或说，基于台湾残缺的义务教育的历史科训练）即可轻松入
手。不同于文饰美化过的中国共产党版及中国国民党版（部分遗留于当前台湾残缺的义务
教育的历史科训练）的“中国”历史，本书提供一个（至少比前两版本）较客观的历史洞
察。
对台湾读者来说，有几点可以特别注意。从本书少数段落可推知，王飞凌基本上仍将流亡
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视为某种意义上中华秩序的延续，只不过是视为一个成功转化中
华秩序而“脱中华入欧美”的民主化案例。
同时，王教授似乎也同意了中华民国在二战后对台湾的领土主张权利（尽管这可能法理上
仍有争论）（p. 212）。在论及形塑中华秩序心智的“生态地理”时采用的地图[8]，也
是当前中国主张的领土范围（p. 36）。总之，作者明确将当前中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视为“两个中国”（p.40）。这些解读，对毕竟也是中国人的王教授而言，是可以理解的
。带领中国国民党流亡台湾的蒋介石，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秩序重要的实践者；中华
秩序的幽魂，也仍在台湾的四处飘荡。
撇开这些有关台湾比较细致的争论，整体而言，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若能达到对由中国国
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手打造的“大中华／中国神话”产生一些最起码的怀疑，则本书主要
功能已经达成。本书论证系以达到学术水准的严谨程度，以及附上堪称最完整中国“天下
”论述的参考文献清单，能满足读者更进一步查证之需。可惜王飞凌终非政治学者，虽然
博览群书，本书与政治学现有威权、民主研究对话之处较少。
小结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年“大外
宣”主调，官方立场也早已丢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中共将会如何继续实践其“中华
秩序”？从日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言可见一斑。习表示，“在‘对外斗争’中，中国要
以法律为武器，以法治之名向搅局者说不，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做全球治理变
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9]
这正正是王飞凌所描述的“中华秩序”将要与“西伐利亚”国际秩序正面冲突的完全呈现
，也是我们做为“整个已知世界”的自由人民，所需要关注了解“中华秩序”的原因。因
为中华秩序的实践，依照其内在逻辑之必须，以及历史上的经验纪录，将会造成对于人类
文明以及人性尊严的巨大毁灭。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p. 51），此为王飞凌在书中引述欧陆史家之语。在权力者
的历史建构之中，我们仍能读到一本像《中华秩序》这样为史实留下些蛛丝马迹的书，显
示了我们所处时空的自由之可贵，以及捍卫这份自由（即使只是对我们自身而言）所能尽
力确保的实际巨大利益。
[1] 有关台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资本及技术引入角色，可参考吴介民老师所
著《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社，2019。
[2] 译自乔治亚理工国际事务学院王飞凌教授在2017年由SUNY Press出版的著作The
China Order: Centralia, World Empire,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wer，繁中本
（王飞凌、刘骥译）由八期文化于2019年出版。
[3] 严格说来，“中国”是二十世纪初的建构物，China这个用语与中国在过去是毫无关
联的，王飞凌教授认为，应该称China为“支那”较为精准，若认为“支那”已有负面意
涵，可称为“秦国”或“秦汉国”，或称中原地区（Centralia），也就是中华的“中央
精华”之地，并非指特定地理区域，而是服膺中华秩序政体所在位置（p. 31-34）。本文
为行文方便，以下不再区分，将中国与中原地区（Centralia）混用。有关China之中译称
呼中国／支那，另可参考汤海英《文明的游牧史观：一部逆转的大中国史》，八旗文化，
2019。
[4] 作者指出，像“中华秩序”这样将整个“世界”或“天下”纳入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
，并非“中华秩序”独有，过去基督教世界观或印加古帝国之世界观等也是如此。只不过
，“中华秩序”是唯一存在至今，仍由一个秦汉政体，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践者，
世界上其余部分主要皆已进入“西伐利亚”国际秩序。
[5] 本书中将专制政体下的rule by law翻译为“依法治国”（此为中国用语），看起来
很像是平常我们在说的民主国家“法治原则”（rule of law）。但rule of law与rule
by law虽仅一字之差，意义天差地远，详细可参考《菜市场政治学》〈“依”法而治还是
“以”法而治？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吴俊德，2014）。
[6] 有关将中华思想体系视为一种宗教，一个相当简单易懂的说明请参考《这些都只是常
识》〈“中国人”不是民族，而是一种宗教〉（郑立，2018）。
[7] 如作者所言，统治者可以动用整个已知世界的财富，而“基本上毋须考虑、甚至完全
不顾人民的权利、福祉乃至死活，从而变得超级富强有力”（p.165）。
[8] 依作者所言，中华秩序能够在中原巩固，获得长久正当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因
为实际地理地形气候因素，颇有地理决定论之意味，但就此部分而言，多仅以事例举证，
较无系统性之分析研究。
[9] 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习近平：决不走司法独立的路 要当国际规则引领者〉《世界
之声》，2019年2月17日。
4.附注、心得、想法︰
应该这样子说
其实
类似于上开中华中国的
自以为世界中心
几乎存在于
所有古文明
包含印加跟复活节岛
都如此
但也都灰飞烟灭
只剩中国
像马克斯说的一样
只是个木乃伊一碰空气就碎
而苟活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