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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的下集 — 日本改元“令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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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元“令和”，语文专家也围绕着这此二字文心雕龙，希望看到年号后面的思想。
中华文化圈下的人，多数自小就被灌输，中国文化孕育了日本，所以也习惯用文化帝国主
义解读日本的一切。在“令和”一事，我们就看到一个“能指”和“所指”脱勾的绝佳例
子。“令和”二字因为指涉太广而等于无意思，是一个任意填充的装置。要了解新年号的
意思，还是宜从官方的释经政治入手。
内阁官房长宣布新年号之后，天皇之下的首相安倍晋三亲自解释，“令和”二字取自日本
现存的最古诗集《万叶集》，是一首关于梅枝在初春开花的诗。
有意思的是“万叶集”
安倍见记者亲自解释，首相官邸发文告导读：选择《万叶集》，因为这是一本“象征我国
丰富民族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国家书籍”（我が国の豊かな国民文化と长い伝统を象徴する
国书であります）；没有说出来的，似乎是“四书五经”的“外来性”。
“令和”二字本身是没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万叶集》才对。天皇年号不再取自中国的“
四书五经”，固然象征日本要再次“发明”自己的“非中国传统”，又是安倍政权对皇室
派系的胜果。欧美自由派媒体或不少中国人因而纷纷表示，放弃使用中华古典定年号，是
日本政治“右倾”、民族主义上升的符号。
中国人也暗示日本进一步远离中国，就会导致战争。特别是安倍政权长久谋求修改“和平
宪法”，争取“军事正常化”。“否定中国（一个怪物般的集合体），即否认和平”的论
述，又结合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华臭史，更显得言之凿凿。
然而导致大战争的思考模式，究竟是“脱华”还是“太华”，莫说西人搞不明白，汉字文
化圈的人也搞错起码一百年。
“很华”的日帝国主义
事实上我们到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就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右翼史观。例如说日本打
仗，是为实践“王道”和“世界大同”这样的宏大叙事。例如其中一个展板这样介绍：“
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荣，并且希望建构一个“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
这个“国际秩序”在现实中，应该是指日本占据韩国、满蒙等地的肢解中国行动。日本也
实际帮助满洲建国，声称要成立一个“五族协和”（汉、满、蒙、朝、日）的“王道乐土
”。
所谓“王道”，意思亦深远矣。所谓“王”，自然是天皇的统治；至于“道”，孔子的《
论语》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道是一个的，所以统治也是一个的，不可能是民族
自决式和主权式的。王道乐土，是一元统治的世界（而非国家）。
20 世纪初，种族学说亦早已影响亚洲，反殖反殖亦变成显学。日本要解释自己统治其他
种族，也借助旷古的中国学说，也就是“王道”的号召。满洲国实践了日本的政治思想。
日本基于国际联系而曾无法明言的，满洲国都说明白了。
“王道”二字，王与道都是“一”，对应东亚五大族群，都团结于一个王的统治之下。“
大东亚”团结起来向西方殖民者说不，只是整个思想的外层，而其内部仍然是中华秩序，
只是领导者不再是中国，改为日本。
今日游就馆的历史笔触仍然是一派自我中心的中华风，则可见上世纪的战前／时日本，“
华风”必更盛。积极参与政治的日莲宗当时有一句口号：“一天四海皆归妙法”，同样是
“合一”的想像；军国日本的政策口号“八纮一宇”，就是“天下一家、大同世界”。
这些口号的根源，来自《四书五经》的大同思想，以及春秋战国痛苦战争而的催生的超国
家体系和平憧憬（统一就会带来和平）。
从丰臣秀吉到大东亚
纵观历史，日本从 16 世纪末丰臣秀吉打算入侵朱明王朝，到近代的中日战争，日方秉承
的意识形态，都是继承自中国的华夷思想，纵然后来有“脱亚入欧”的宏亮口号，但“底
”还是难改。
丰臣秀吉攻打中国，开战前发国书给韩国，表示：
“……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
从这里看，世界仍然是一体，只是日本的“我俗”高于中原的俗，战争便爆发了。很多人
说一直以来，中国不讲“民族”而讲文化高低，因此没有种族冲突，就温柔恭俭让了。但
其实一方自认文化高尚而产生的优越感，也可以酿成帝国主义的。
丰臣秀吉不久之后的江户幕府年代，学者山鹿素行写过一本书叫做《中朝事实》。这本书
说，日本“自古以来”没有被夷狄征服，仍保存古老的礼义，日本才是“中朝”；而西边
的大陆多次陷于夷狄，已经不配称为中国。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日本当时乃至后来的世界观，仍然是华与夷的对立。只是日本不能忍
受自己是夷，除了做论述去说明日本也“很华”，最直接的自我证明方法，就是战争。打
赢就是“华”，打输就是夷。
尊卑情结与唐船记忆
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和大东亚战争存在一种内在的继承关系，也就是一直存
在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华文化圈）由谁人领导，谁是正统中心的问题。大东亚战争是
这种中华意识中“尊卑情结”极具影响力的直接反映。
战时日本对中国表现的藐视，是对“唐船记忆”的反动。也就是日本从唐朝学到了中国学
问，也学到一套三纲五常、尊王攘夷的世界观，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此世界观中，无可
否认日本是蛮夷。随着日本不断深化律令制和开化（华化），这种自卑感也不断增加，最
终导致其后代的激烈反弹。有了自我意识、尊严觉醒之后，谁会认为自己是 inferior？
但由于这套同心圆的朝贡式世界观，乃当时唯一存在的东亚国际关系想像，因此日本人唯
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固有框架中颠倒华夷名份，用论述及征服去证明日本非蛮夷而是中华
，是君子而非禽兽。
中日之间几百年的交往问题，都纠缠于这套骄傲和自卑、中心与边缘、文明和野蛮的古老
想像。一切战争在此意义下都可以归类为：“上位者自认有权掠夺下位者”，或者“下位
者激烈的想要变成上位者”。
我们有时会开玩笑，谓日本若在二战时征服了中国，在中国史那就会变成“和朝”，就像
蒙古人和满人建立“大一统”政权之后，中国史家就不得不将之“纳入正统”。而事实上
日本也是想成为另一个“中国”，可能是蒙古帝国，或成功统治多个民族的清帝国，而这
又反映于日本人对蒙古和满清的特殊兴趣。
日本这个“中心—边缘”的华式世界观甚至蔓延到整个世界，认为作为中心的东方，迟早
要与西方蛮夷最终决战。为了准备这一天，日本要加强实力，经营自己的“外围”，例如
韩国、台湾、满蒙等地。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内涵，其实是中华文化养份中的帝国主
义传统。
正如老一辈的日帝主义者，全部都是华化极深的人。军国主义重地游就馆的“游就”二字
，就取自《荀子》〈劝学篇〉的典故；八纮一宇、王道乐土，充满典故和华风，这都不是
巧合，因为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绝对是中国式的。
后现代的庸俗历史解释法：一切战争都是因为民族和国家主义抬头。流风所及，欧战经验
也被套用于解释大东亚战争。然而“中华文化”在背后的脉络和阴影，他们是无视的。日
子久了，东方人也自我东方主义，只会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去解释一切，好像日本就是
另一个纳粹德国，仿佛是因为“种族主义”才兴起战争。
然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像是“中华秩序”而不是纳粹德国的翻版。
激烈的种族主义会导致冲突，但无疆界的“世界主义”/ 超国家主义，同样很适合用来粉
饰战争。
“令和”背后的出埃及记
看不到这，是“进步派”的特点，也是他们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性。为什么西媒会认为新年
号从根源上“去华”，就代表政治上“右倾”，亦同此理。从这个意义去看，日本这个新
年号，反而是闭关自立自守的讯号，宣布抛弃中国意识中将异己“尽化我俗”的扩张型思
想，反而切合如今日人只求和平的现状和期许。
而事实上日本人也早就从渴望“王道普照世界”，变成连恋爱都嫌麻烦的“佛系”国家，
一切大中至正的“中心思想”都失落了，有人因此切腹自尽，而中国的宏大叙事却方兴未
艾：一带一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增加的军费、扩张型的外交和干预、“政治儒教
”和“传统学说”的复兴，才是新战争和新压迫的源头。
比照近代的几个年号，前面的都是野心勃勃。“明治”，来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
天下，向明而治”，关于权力与统治；“昭和”，来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说穿了不就是“统一天下”？这些声色俱美的文字后面，其实就是文饰过的历史血迹
。
相比起来，后面的两个年号，“平成”和“令和”，一个比一个小确幸，后者抛弃了“四
书五经”的传统，不受天朝统治，也不想做天朝，而是奔向欧美为首的列国体制。这恐怕
才是“弃华”背后的深意。
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对这些微言大义的事，从来不轻忽，密圈比任何人都深，所以官
方导读不断强调“年号首次脱离四书五经”，不会是兴之所至，而是向内外发出讯号：无
论如何，日本都是国际秩序的当然成员，也不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要复兴，回到古籍里说的那种光荣；而日本说，我现在已不发这春秋大梦了。
4.附注、心得、想法︰
二十几年前
胡忠信写了台湾出埃及记
初到今天越出就越出到中国
摩西与约书亚会不会为台湾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