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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的下集 — 日本改元“令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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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元“令和”,语文专家也围绕着这此二字文心雕龙,希望看到年号后面的思想。
中华文化圈下的人,多数自小就被灌输,中国文化孕育了日本,所以也习惯用文化帝国主
义解读日本的一切。在“令和”一事,我们就看到一个“能指”和“所指”脱勾的绝佳例
子。“令和”二字因为指涉太广而等于无意思,是一个任意填充的装置。要了解新年号的
意思,还是宜从官方的释经政治入手。
内阁官房长宣布新年号之后,天皇之下的首相安倍晋三亲自解释,“令和”二字取自日本
现存的最古诗集《万叶集》,是一首关于梅枝在初春开花的诗。
有意思的是“万叶集”
安倍见记者亲自解释,首相官邸发文告导读:选择《万叶集》,因为这是一本“象征我国
丰富民族文化和悠久传统的国家书籍”(我が国の豊かな国民文化と长い伝统を象徴する
国书であります);没有说出来的,似乎是“四书五经”的“外来性”。
“令和”二字本身是没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万叶集》才对。天皇年号不再取自中国的“
四书五经”,固然象征日本要再次“发明”自己的“非中国传统”,又是安倍政权对皇室
派系的胜果。欧美自由派媒体或不少中国人因而纷纷表示,放弃使用中华古典定年号,是
日本政治“右倾”、民族主义上升的符号。
中国人也暗示日本进一步远离中国,就会导致战争。特别是安倍政权长久谋求修改“和平
宪法”,争取“军事正常化”。“否定中国(一个怪物般的集合体),即否认和平”的论
述,又结合日本大东亚战争的侵华臭史,更显得言之凿凿。
然而导致大战争的思考模式,究竟是“脱华”还是“太华”,莫说西人搞不明白,汉字文
化圈的人也搞错起码一百年。
“很华”的日帝国主义
事实上我们到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就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右翼史观。例如说日本打
仗,是为实践“王道”和“世界大同”这样的宏大叙事。例如其中一个展板这样介绍:“
大东亚战争”是为了日本的自存自荣,并且希望建构一个“人种平等”的国际秩序。
这个“国际秩序”在现实中,应该是指日本占据韩国、满蒙等地的肢解中国行动。日本也
实际帮助满洲建国,声称要成立一个“五族协和”(汉、满、蒙、朝、日)的“王道乐土
”。
所谓“王道”,意思亦深远矣。所谓“王”,自然是天皇的统治;至于“道”,孔子的《
论语》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道是一个的,所以统治也是一个的,不可能是民族
自决式和主权式的。王道乐土,是一元统治的世界(而非国家)。
20 世纪初,种族学说亦早已影响亚洲,反殖反殖亦变成显学。日本要解释自己统治其他
种族,也借助旷古的中国学说,也就是“王道”的号召。满洲国实践了日本的政治思想。
日本基于国际联系而曾无法明言的,满洲国都说明白了。
“王道”二字,王与道都是“一”,对应东亚五大族群,都团结于一个王的统治之下。“
大东亚”团结起来向西方殖民者说不,只是整个思想的外层,而其内部仍然是中华秩序,
只是领导者不再是中国,改为日本。
今日游就馆的历史笔触仍然是一派自我中心的中华风,则可见上世纪的战前/时日本,“
华风”必更盛。积极参与政治的日莲宗当时有一句口号:“一天四海皆归妙法”,同样是
“合一”的想像;军国日本的政策口号“八纮一宇”,就是“天下一家、大同世界”。
这些口号的根源,来自《四书五经》的大同思想,以及春秋战国痛苦战争而的催生的超国
家体系和平憧憬(统一就会带来和平)。
从丰臣秀吉到大东亚
纵观历史,日本从 16 世纪末丰臣秀吉打算入侵朱明王朝,到近代的中日战争,日方秉承
的意识形态,都是继承自中国的华夷思想,纵然后来有“脱亚入欧”的宏亮口号,但“底
”还是难改。
丰臣秀吉攻打中国,开战前发国书给韩国,表示:
“……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
从这里看,世界仍然是一体,只是日本的“我俗”高于中原的俗,战争便爆发了。很多人
说一直以来,中国不讲“民族”而讲文化高低,因此没有种族冲突,就温柔恭俭让了。但
其实一方自认文化高尚而产生的优越感,也可以酿成帝国主义的。
丰臣秀吉不久之后的江户幕府年代,学者山鹿素行写过一本书叫做《中朝事实》。这本书
说,日本“自古以来”没有被夷狄征服,仍保存古老的礼义,日本才是“中朝”;而西边
的大陆多次陷于夷狄,已经不配称为中国。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日本当时乃至后来的世界观,仍然是华与夷的对立。只是日本不能忍
受自己是夷,除了做论述去说明日本也“很华”,最直接的自我证明方法,就是战争。打
赢就是“华”,打输就是夷。
尊卑情结与唐船记忆
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和大东亚战争存在一种内在的继承关系,也就是一直存
在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华文化圈)由谁人领导,谁是正统中心的问题。大东亚战争是
这种中华意识中“尊卑情结”极具影响力的直接反映。
战时日本对中国表现的藐视,是对“唐船记忆”的反动。也就是日本从唐朝学到了中国学
问,也学到一套三纲五常、尊王攘夷的世界观,而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此世界观中,无可
否认日本是蛮夷。随着日本不断深化律令制和开化(华化),这种自卑感也不断增加,最
终导致其后代的激烈反弹。有了自我意识、尊严觉醒之后,谁会认为自己是 inferior?
但由于这套同心圆的朝贡式世界观,乃当时唯一存在的东亚国际关系想像,因此日本人唯
一能够做的,就是在固有框架中颠倒华夷名份,用论述及征服去证明日本非蛮夷而是中华
,是君子而非禽兽。
中日之间几百年的交往问题,都纠缠于这套骄傲和自卑、中心与边缘、文明和野蛮的古老
想像。一切战争在此意义下都可以归类为:“上位者自认有权掠夺下位者”,或者“下位
者激烈的想要变成上位者”。
我们有时会开玩笑,谓日本若在二战时征服了中国,在中国史那就会变成“和朝”,就像
蒙古人和满人建立“大一统”政权之后,中国史家就不得不将之“纳入正统”。而事实上
日本也是想成为另一个“中国”,可能是蒙古帝国,或成功统治多个民族的清帝国,而这
又反映于日本人对蒙古和满清的特殊兴趣。
日本这个“中心—边缘”的华式世界观甚至蔓延到整个世界,认为作为中心的东方,迟早
要与西方蛮夷最终决战。为了准备这一天,日本要加强实力,经营自己的“外围”,例如
韩国、台湾、满蒙等地。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内涵,其实是中华文化养份中的帝国主
义传统。
正如老一辈的日帝主义者,全部都是华化极深的人。军国主义重地游就馆的“游就”二字
,就取自《荀子》〈劝学篇〉的典故;八纮一宇、王道乐土,充满典故和华风,这都不是
巧合,因为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绝对是中国式的。
后现代的庸俗历史解释法:一切战争都是因为民族和国家主义抬头。流风所及,欧战经验
也被套用于解释大东亚战争。然而“中华文化”在背后的脉络和阴影,他们是无视的。日
子久了,东方人也自我东方主义,只会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去解释一切,好像日本就是
另一个纳粹德国,仿佛是因为“种族主义”才兴起战争。
然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更像是“中华秩序”而不是纳粹德国的翻版。
激烈的种族主义会导致冲突,但无疆界的“世界主义”/ 超国家主义,同样很适合用来粉
饰战争。
“令和”背后的出埃及记
看不到这,是“进步派”的特点,也是他们西方中心主义的特性。为什么西媒会认为新年
号从根源上“去华”,就代表政治上“右倾”,亦同此理。从这个意义去看,日本这个新
年号,反而是闭关自立自守的讯号,宣布抛弃中国意识中将异己“尽化我俗”的扩张型思
想,反而切合如今日人只求和平的现状和期许。
而事实上日本人也早就从渴望“王道普照世界”,变成连恋爱都嫌麻烦的“佛系”国家,
一切大中至正的“中心思想”都失落了,有人因此切腹自尽,而中国的宏大叙事却方兴未
艾:一带一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增加的军费、扩张型的外交和干预、“政治儒教
”和“传统学说”的复兴,才是新战争和新压迫的源头。
比照近代的几个年号,前面的都是野心勃勃。“明治”,来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
天下,向明而治”,关于权力与统治;“昭和”,来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说穿了不就是“统一天下”?这些声色俱美的文字后面,其实就是文饰过的历史血迹
。
相比起来,后面的两个年号,“平成”和“令和”,一个比一个小确幸,后者抛弃了“四
书五经”的传统,不受天朝统治,也不想做天朝,而是奔向欧美为首的列国体制。这恐怕
才是“弃华”背后的深意。
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对这些微言大义的事,从来不轻忽,密圈比任何人都深,所以官
方导读不断强调“年号首次脱离四书五经”,不会是兴之所至,而是向内外发出讯号:无
论如何,日本都是国际秩序的当然成员,也不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要复兴,回到古籍里说的那种光荣;而日本说,我现在已不发这春秋大梦了。
4.附注、心得、想法︰
二十几年前
胡忠信写了台湾出埃及记
初到今天越出就越出到中国
摩西与约书亚会不会为台湾流泪?